朱元璋将开国功臣全家处死为何没有斩草除根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诏以“擅权植党”的罪名处死了宰相胡惟庸，并下达了一系列的诏书文件，革去中书省，废除宰相制，提升六部职权，朱元璋借此机会，进一步发动“胡惟庸党案”，主要针对朝廷中掌握实权的开国元勋，在朱元璋的授意下，朝廷专门成立了特务组织锦衣卫，大肆搜罗“胡党”罪状，一时间，朝野动荡，满朝皆胡党，此案总共牵连各级官员达数万人之巨。
　　胡惟庸在《明史》中列在《奸臣传》中，这一点并不冤枉他，但朱元璋发动的这场政治大清洗，却让很多人遭受牵连，甚至满门抄斩，比如说，大明第一功臣李善长就成为了这场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如果说除去胡惟庸是其咎由自取，那么，为什么要除去所谓的第一功臣李善长呢？朱元璋就不怕天下人有意见吗？
　　朱元璋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极大争议的人物，可说是位贤君，也可称暴君。持正面评价者通常都是从其大力打击贪污，恢复经济着眼，历史记载朱元璋是少见勤政的皇帝；而持负面评价者则多从其高压统治着眼，如杀戮功臣、文字狱及廷杖。网络配图
　　笔者认为，功高盖主始终是一个普遍原因，而且李善长还曾经出任了大明王朝的第一任宰相，要知道，朱元璋是极其厌恶这个职业的，相权对皇权的牵制，在朱元璋眼里，会认为是无视帝王的权威和赤裸裸的挑衅。
　　有明一朝，真正做过宰相的，除了祸害胡惟庸，就是这大明第一功臣李善长了，说起李善长，早年跟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为朱元璋平定四方，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明初的政治制度建设也有巨大贡献，他对明朝的建立可以说有着不世之功。
　　由于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在之后的政治生涯里，他越来越觉得宰相对于皇帝的权力行使是一个极大的障碍，于是，他对李善长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由以前的依赖到现在的厌恶，果然，洪武四年，李善长致仕，主动放弃了中书省左丞相的巨大权力，但求保个平安。
　　除了功高盖主这样比较普遍的理由，笔者还认为，朱元璋杀李善长，已经将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为一党，二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善长在朱元璋的眼里，已经成为了“胡党”的重要成员了，这似乎更是朱元璋所不能容忍的。
　　李善长退休后，朱元璋给予了相当的礼遇，赏赐了大量的钱财、土地，李家一门上下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被提升为太仆寺丞，朱元璋还将自己的女儿临安公主许配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的显赫可想而知，不要小瞧这个女人，正是这个儿媳妇，让李善长吃了定心丸。
　　这样的好日子过了不到十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以“擅权植党”罪被处死，株连一大批“胡党”，李善长立马觉得危险了，列位看官应该知道，胡惟庸可是靠李善长一手提携起来的，他中书省丞相的位置，也是李善长极力向朱元璋推荐的，而且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和胡惟庸还是姻亲关系，李善长这“胡党”的嫌疑是难免的了。
　　所谓的胡谓庸案只是一个借口，目的就在于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结果是彻底废除了宰相制度，大大加强了皇帝专制集权。网络配图
　　看起来蜻蜓点水，实际上却是暗潮涌动，朱元璋何尝不想杀李善长？正如朱元璋与太子朱标那段着名的对话，朱标劝父亲杀人太多，恐伤和气，而朱元璋却把一根长满刺的树干扔在地上，让朱标捡起，并告诫朱标，我这么做，都是为你消除隐患啊！李善长何尝不是那树干上的刺头呢？“拔刺”计划是否能顺利进行，在朱元璋看来，关系到子孙后代能否顺利掌握政权，这才是朱元璋最大的心病啊！
　　笔者认为，朱元璋必须杀李善长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只有杀了李善长，才能把打击面从以前的“胡案”引向延续的“李案”，才能让“拔刺”计划顺利进行，李善长作为淮西一派的代表人物，功劳大，地位高，权力重，威望显，连刘伯温都称赞，只有李善长能够调和诸将，协调阴阳，大明建国之初，大量的权力掌握在武将手里，李善长以一介文臣，能够让诸将心悦诚服，就凭这一点，足够让朱元璋忌惮了，而且只有拔掉李善长这个“刺头”，才能将淮西一派的人物一一铲除，光靠“胡案”，在朱元璋看来，涉及面还不够。
　　那么为什么朱元璋只对李善长予以小惩呢？朱元璋有一个很大的顾及，因为仅以李善长推荐胡惟庸失当来治其罪，显然是不能杀李善长的，须知，“免死铁劵”上，李善长可免“三死”啊！
　　这也是就为什么“胡惟庸党案”一直没有了结的原因，因为，朱元璋始终想通过“胡惟庸党案”扩大打击面积，已达到“拔刺”的目的，要想整倒李善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让“免死铁劵”失效才行，根据“免死铁劵”所言，只要不是谋反的大罪，其余死罪都可以赦免，可见，必须要能证明李善长谋反才行。
　　明初的一众功臣中，李善长以其资历之深而素有威望，他年长朱元璋近二十岁，被称为”里中长者”。洪武十三年，胡惟庸“谋反伏诛”，牵连死者甚众，而“善长如故”。时年六十余岁的李善长虽然在胡惟庸案的第一次冲击下屹立不倒，十年后却以同样的罪名结束了生命与政治生涯。网络配图
　　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朱元璋继续利用“胡惟庸党案”，按说一个“擅权植党”足以杀了胡惟庸，可朱元璋为了除掉李善长，不断升级“胡惟庸党案”，将罪名由“擅权植党”上升为“通倭通虏”，明朝最大的忧患就是“南倭北虏”，胡惟庸“通倭通虏”，足见其“谋反”之罪状，而通过李善长与胡惟庸的特殊关系，可以牵连出幕后的李善长亦涉嫌谋反。
　　为此，朝廷公布了一份李善长之弟李存义的供词，这李存义就是胡惟庸的亲家，作为胡李两家的联络人，他表示，胡曾经许诺李，事成之后，将淮西地盘分给李家，李善长思虑良久，只是说了一声：“我老了，你们自己去搞吧！”李善长并没有劝阻，更没有揭发，这成为了李善长谋反的主要证据，当然这份证据极有可能是朱元璋授意之下，锦衣卫炮制出来的。
　　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党案”十年之后，朱元璋亲自定案，此时的李善长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李家上下七十余口，一并处死，他的儿子李琪，因为妻子是朱元璋的女儿临安公主而幸免遇难，还有两个儿子李芳、李茂也因为公主之恩终于活了下来，昔日的大明第一功臣一家，靠着这个儿媳妇，总算是留下了一丝香火。
　　诸如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等数十位开国功臣受到牵连，一场大案下来，被诛杀的人达数万余人之重，李案是胡案的延续和扩大，实在是一场充满阴谋、血腥和暴力的政治大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