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家乡的“糊涂”

　　难忘故乡的“糊涂”
　　我这里所谓的“糊涂”，说的不是人的心理或头脑不清楚，而是一种食品的名字，这种食品，就是稀粥。一般的“糊涂”是用玉米面或小米面做成，不需添加任何佐料。做得稠一些，是“稠糊涂”；做得稀一些，就是“稀糊涂”了。如果放了大豆，就叫着“豆子糊涂”；如果放了盐和菜，就叫做“咸糊涂”或“菜糊涂”。而如果是用白面做成，再加了盐和菜，那就不叫“糊涂”，而叫“咸汤”了。
　　说起来，“糊涂”算不得好饭，但却是我们这里的人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每餐必不可少的东西。如果吃了干粮而没有喝糊涂，谁都会觉得和没有正式吃饭似的。
　　为什么稀粥到了我们这里成了“糊涂”，我曾问过不少人，但谁都不知其所以然。不过，尽管不少外地人常拿这个来取笑，但当地的人们从不以此为耻，至少到目前，还没有看出打算改变这个称呼的迹象。
　　能隔三岔五地喝上玉米或小米糊涂，是到了六五年以后的事。此前的许多年里，糊涂也是每天每顿都要喝的，但喝的都是红薯面做的糊涂。就是这样的糊涂，有时也喝不上。那时粮食很紧张，红薯面也很少，不仅黑，还很稀。趴在碗上，能照出人的脸来。所以，那样的稀糊涂又被叫做“四个眼的糊涂”。
　　记得是1963年吧，人们一下子进入了大饥荒。
　　据说，1958年的秋季，庄稼长势是很好的。可是因为搞起了人民公社，实行了“一大二公”，取消了私有财产，特别是各家各户的铁锅都被砸碎拿去炼铁了，吃起了集体食堂。劳动、收获和人们的分配、利益不再有联系，所以，地里的庄稼大多没有收起来。那收玉米的，背了一个畚箕，从地这头到地那头，无论地有多长，只拣那最好掰的玉米棒子掰下一些，就算完成了一垄玉米的收获任务；那收地瓜的，也不再拿镢头去一穴穴地刨，而是用犁子顺着垄穿过去，翻出多少算多少；已经翻出来的，也是由后面一个人背着一个畚箕去拣，拣回多少算多少。已经拣回的地瓜，也没人再愿意麻烦着去切片、晒干，除了当时吃掉一些外，其余的都倒在了路沟里。大家都相信，食堂里会有吃不完的饭菜，上级也肯定永远有的是办法。只要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就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问题是无须操心的。
　　然而，残酷的现实给了人们无情的回答。
　　原来，概念和口号只能刺激人的神经，并不能抵挡一粒粮食。
　　还没过春节，已经发生了粮食危机。
　　国库里的数字都是虚的，库房里都是空的，都是吹起来的牛皮、美丽的肥皂泡，需要调拨粮食了，竟然调拨不出来。
　　集体的粮仓早已经并入国家的仓库，原来的集体粮仓里已经没有一粒粮食。
　　更要紧的，是每个农民，家里都没有储存一粒粮食。在城市里，干部和工人更是如此。
　　上级号召大家生产自救。而严冬和初春，种什么也不会结果。
　　大家这才想起了去年秋季扔到了路沟里的红薯。大家争着去挖啊、抢啊，可是，挖出来的红薯有的早已烂掉，有的还没有烂，但已被冻干，只剩下外皮和纤维。
　　冻坏了的也罢，烂掉了的也罢，毕竟它曾经是可吃之物。没有人计较它是否新鲜，更没有人品尝它口味是否可口，几个月里，它充当了公社社员的主食，则是毫无争议的事实。
　　到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就要吃用萋萋芽（学名叫“蓟”）做的窝窝头。窝窝头不小，每个足有盘子大，三口人可以分到一个。因为没有面粉或其它东西作为粘合剂，领到家里，都成了一盘菜渣。而且，因为萋萋芽太老了，叶片上的刺扎得人无法下嘴，还不如“糊涂”好喝一些。那时我对那次的“白糊涂”印象特深。
　　打那，每到吃饭，看到又是“黑糊涂”，我都要扯着嗓子哭喊：“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黑糊涂’，我要喝‘白糊涂’！”
　　谁都知道我的要求绝不过分。但是，谁也无法满足我这最合理、最起码的要求。通常的结局是，闹得不可开交了，吃亏最大的还是我自己，小脑袋儿上总要挨几巴掌。
　　那时候，公社社员们念叨最多的话是：啥时候咱能喝上一碗用真粮食（玉米或小米）做的、能粘上碗的好“糊涂”？
　　可是，没人回答他们。
　　郑板桥有一个很有名的横幅：“难得糊涂”。如果把他说的“糊涂”当成我们封丘人嘴里的“糊涂”，用来形容上个世纪60年前后当时老百姓的心态和欲望，竟是再恰当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