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读书笔记

　　《我们仨》由钱钟书先生的遗孀、作家杨绛所著。本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以“梦”的形式隐喻情感，一部分记述现实。现实部分，从1935年伉俪二人在牛津求学写起，一直到1998年钱钟书去世，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后都化作一位百岁老人对家人绵绵的思念。作者所思念的，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家庭，妻子杨绛、丈夫钱钟书、女儿钱媛，一家三口都是单纯的文人，不沾是非，不涉政治，任世事浮沉，不改做人本色。但在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我们仨”依然饱经战火、疾病、政治、生死的洗礼，难以独善其身。
　　在“我们仨”中，女儿钱媛无疑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在杨绛的眼中，女儿懂事、聪慧、好读书，是自己“平生唯一杰作”。钱家家长（钱钟书之父）“得意非凡”地宣称：“女孙健汝（钱媛）”是“吾家读书种子也”。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可造之材”，却多病多难，生不逢时。“上高中学时背粪桶，大学期间下乡下厂，毕业后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其间的遗憾憋闷，溢于言表。
　　杨绛先生为女儿的才华惋惜，但杨绛她自身何尝又不值得惋惜。在钱钟书的眼中，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诚然也。钱钟书虽然才华横溢，学贯中西，但有得必有失，于生活计，几乎百无一用。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不时地在家做些“坏事”，将桌布染黑了，台灯砸了，门轴弄坏了，均束手无策，唯有苦着脸向妻子杨绛求救。杨绛一一安慰“不打紧”。出院后，她逐一“搞定”。钱母感慨这位儿媳，“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钟书痴人痴福。”而这对于一个惜时如金的学者来说，是幸也，亦或不幸也？杨绛在翻译上的造诣颇深，她翻译的《堂吉柯德》，至今为止依然是中译本外国名著中的经典之作。
　　“我们仨”中最“宝贝”的自然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得近乎单纯的文人，他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学术事业中。中国的文人，不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在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熏陶下，无非分两种，一种当了官的，一种是想当官而不得的。即使隐士如陶渊明者，早年的愿望也是“大济苍生”，他几次挂冠而去，均是迫于无奈，不是因为嫌官小，就是因为不“合群”。而钱钟书却是一条漏网之鱼，是一众鸭棚中诞出来的一只天鹅蛋，是文人中的“病梅”，异类中的异类，几千年以来，仅此一枚。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科教文卫的职位，他辞谢了；晚宴要和“极峰”（蒋介石）握手，他趁早溜回来了；收到国宴的请帖，他请病假；即使是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个顾问衔，他也力辞得免。
　　钱钟书一生所爱，唯有他的书、他的家。在书里，他是学问的宠儿；在家中，他是精神的领袖。这两个地方，自由、美好、安全，符合他全部的慧心与童心。他或许会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可这句话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田家无四邻，独坐一园春”终究只是古代文人的美好奢望。1966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成了“牛鬼蛇神”，被批斗，被“洗澡”，杨绛还被人剃成了“阴阳头”，苦不堪言。他们凭借平和的心态以及对学问的执着，挺了过去。但是，女儿钱媛的丈夫王德一却因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90年代中期，病床上的“我们仨”开始分头写作各自的《我们仨》。不久，钱媛病逝，次年岁末，钱钟书亦离世。“剩下的这一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此中辛酸，难以向人道也。四年后，唯一完本的是杨绛版的《我们仨》，此时杨绛已是九二高龄。书中，一个个残碎的梦境，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在黑白间杂的夜幕下，如一粒粒星辰，以爱作线串起，熠熠生辉。
　　无论悲欢离合，家庭都是人生最后、最好的庇护所。如果你爱家，就读一读《我们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