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道晖：全面理解“法治中国”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习近平等提出了“建立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命题。其中“法治中国”、“法治社会”在执政党的政治语汇中还属于新概念和新目标。但理论界似乎还停留在以旧的“法治国家”范畴和观念来解读这些新名词。
　　譬如：“法治国家”与“法治中国”内涵都包括“国家”，那么，这两个提法是概念重叠，还是不同的范畴？“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同在一个国家实体之内，它们又有什么区别？它们是否要“一体化建设”，还是“同步建设”？再则，世界历史上法治国也有多种，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类型的法治国家？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都是需要推敲、研讨的。
　　（一）法治中国。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这两个概念都内含“国家”，它们有无区别？笔者认为，“法治中国”是一个更广褒的概念：它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是一个与“法治世界”相对应、相衔接的大概念。法治国家是指全部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民主化法治化，主要是就国家对内统治权意义上而言的；法治政府一般特指行政权力；法治社会则属于社会权力范畴，它是对应于法治国家、实行社会自治自律的相对独立实体。而“法治中国”则不仅着眼于对内关系、更着重于在国际关系上，标示“法治中国”是“法治世界”的一员（否则就无须标出“中国”这一国际法主体）。
　　（二）法治社会。决不能将它片面地解读为国家以法来管制社会。正如过去把依法治国歪曲为依法治民，而不是依法治权治官那样。近年中央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于是有些干部就扭曲为加强对社会的管制，而管制的目的在于维稳，维稳在于维持其执政地位和领导人的权位。
　　其实，所谓法治社会是相对于法治国家的独立实体，是指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自治化。法治社会的核心是公民社会，它能运用公民的政治权利和社会组织的社会权力，以及国家和社会多元化的法治规范，进行社会自律自治，分担国家权力的负担，特别是监督、制衡国家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于政府的状态。
　　过去理论界很少论及法治社会，提到它也多是把它当作一个涵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大概念，社会包融于国家之中，是“国家的社会”，而不是“社会的国家”。人们讲法治社会，与讲法治国家是同义语。这还是“国家社会”一体化时代的旧思维。
　　法治社会是相对于法治国家而言。单讲建设法治国家，没有法治社会作为其互补、互控、互动的基础力量，法治国家也很难建立。何况，按照马克思的预想，国家最终是要“消亡”的，而社会永存，社会也不能无法治。所以今日提出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是对建设法治国家在理论上迈出了有远见的一步。如果党政领导干部在法治思维上懂得运用国家权力，能充分重视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巨大潜力，改变对国家权力与社会资源的垄断，促使权力和法治的社会化多元化，部分地放权于社会，或委托、授权于社会组织，承担一些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强化社会对国家的监督，那么，建成法治国家就不至于举步维艰了。
　　（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是有多种类型和不同本质的。历史上和现实中，西欧诸国出现过专制法制国、自由法治国、国家主义法治国以及社会法治国，等等。它们同社会的关系虽各有特色，但基本上是以国家为本位，以控制社会为目的。搞不好有可能造成对国家权力的神圣性过度崇拜，走向国家至上主义。20世纪初期的德国实行的就是实证主义或国家主义法制国，导致实质的“不法国家”、法西斯国家，为希特勒的暴行开启了闸门。虽然战后德国基本法规定实行“社会法治国”，是注重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但仍然是以国家为本位对社会的干预（所谓“生存保障”），没能完全实现以社会为本的社会自治。当然，这一目标不是一蹴可就的，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
　　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12月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