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乾隆这样评价崇祯帝

　　大明王朝是帝制中国最后一个汉人政权，崇祯皇帝是这个政权最后一位君主，是他将大明王朝送进了历史，结束了朱明王朝两百多年的统治。
　　奇怪的是，一个将江山弄丢的亡国之君，在过往三百七十年间很少受到指责。不论是明朝遗老，还是新朝统治者；也不论是新史学，还是旧史学；人们对崇祯帝抱有普遍同情，以为明朝之所以亡国，并不是崇祯的错。
　　善良是人的天性。人们对崇祯亡国抱有同情，主要是因为他在最后时刻壮烈殉国，而且留下了感人的遗书：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帝一死报国，其情其景，令人感动。不过，崇祯帝将所有责任推给“众爱卿”，其反省、道歉显然并不那么真诚。即便崇祯帝的检讨发自内心，然历史主义回望显然问题多多。只是他的死太悲壮了，并不是所有末代君主都能做到，因而崇祯虽是亡国之君，但人们总是想方设法为其开脱。1940年代，傅增湘为崇祯帝新写的碑文说：
　　迄于思宗，运丁阳九，毅然舍身殉国，且遗书为万民请命，其悲壮之怀，沦浃于人人心腑者，历千龄万祀而未沫。故明社久墟，而意概英风，未尝随破碎山河以俱逝。此人心天理之公，故后世所宜崇敬者也。况碧血遗痕，长留禁苑，吾人怵目恫心，宁不眷念徘徊而思，所以播扬修烈也乎？
　　崇祯帝舍身殉国，不忘百姓，其悲壮之怀历千古而弥新。但从明亡反思，崇祯帝难道真的没有责任？
　　责任肯定是有的。“十全老人”乾隆大帝出于大清帝国长治久安的考量，很不赞同明亡之后政治家、历史学家对崇祯帝的评价，以为崇祯帝以死报国固然悲壮，但并不值得效法。一个伟大的君主不是自杀，而是要凭借自己的智慧让帝国千秋万代传承下去。崇祯帝悲壮地死了，并不能置换其应负的责任。
　　乾隆帝认为，故有善守之主，必无败亡之理。既然将一个帝国折腾没有了，帝国第一责任人必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崇祯帝在临死前将明帝国衰败、灭亡的责任全部推给臣子，仅此事实就足以说明崇祯帝的糊涂、颟顸、不负责任。
　　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乾隆帝对崇祯朝的历史有很深入的分析。根据乾隆的看法，崇祯接班确实面对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烂摊子，他的父皇明光宗继位不足一个月便在红丸案中暴毙；他的哥哥明熹宗匆忙继位后依然无法改变万历末年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宦官专权，大明王朝改为魏忠贤“魏姓王朝”只是时间问题。
　　魏忠贤的问题是先前几十年慢慢积聚起来的，是明朝强力机构东厂特务机关掌握了王朝的命运，他们的权力已经大到可以决定谁当皇帝的程度。崇祯帝之所以顺利接班除了他哥哥临终授权获取合法性，还因为崇祯帝是一个谨慎、多疑，处处小心的人。
　　崇祯帝侥幸掌控了权力，不管出于自身利益，还是王朝安危的考量，都必须着手对付魏忠贤这只大老虎，崇祯帝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乾隆帝对此有认同，也有批评：
　　庄烈（崇祯）承天启废弛之后力为整顿，尚有志于明作有为，但其烛理不明，加以多疑偏执，往往于琐屑处委屈推寻小过，或偶见搜求，巨恶转任其蒙蔽。所以，贤奸杂进，刑赏乖方，暮改朝更，迄无定见。受其病不在精察之有余，而在英断之不足。
　　揆诸史实，魏忠贤逆案爆发后，首辅韩爌建议不要扩大牵连，以免树敌过多，应该就事论事，杀一儆百，集中精力纠正先前弊政，团结朝野往前看。然崇祯对韩爌建议不以为然，无限度清查不仅引起官场恐慌，而且错过了改革机会。
　　魏忠贤主持东厂，就是利用国家机器强力维稳，横征暴敛。崇祯如果弄清历史走向，就应在即位后，迅即调整政策，减免先前不该征收的苛捐杂税，给老百姓留下一条活路；不要急于进行驿站改革，让那么多体制中的边缘人看不到希望；更不该交叉使用攘外以安内、安内以攘外，用辽东危机应对内部危机，用内部危机应对辽东危机。
　　在乾隆帝看来，崇祯帝事必躬亲，大权独揽，总是抱怨朝中无可用之臣，“崇祯十七年，更相五十”，其实是自己刚愎自用，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以无以伦比的君主威权修改了帝国运行规则，使明帝国陷入较魏忠贤时更深的困境。
　　崇祯帝的运气确实太差了。上台伊始，无一年风平浪静、五谷丰登，十几年大旱、大水、蝗虫交替发生，这都没有引起崇祯足够警惕。他按照自己的政治日程表行事。清洗魏忠贤的势力，并不意味着废除东厂干政，而是用自己的特务换下魏忠贤的特务。
　　在乾隆看来，崇祯用人严重不当，最信任的内阁大学士温体仁面对全国性流寇动荡，竟漫不经心以为小事一桩、疥癣一块。乾隆说，崇祯帝最后将亡国的责任推给群臣，推给温体仁，但“亡国之君，各贤其臣，于体仁又何责焉？”那么多文臣武将不用，十七年换了五十相，竟让温体仁独占八年，巍然不动。这究竟是大臣的错，还是崇祯的错？
　　乾隆帝或许也有不少失误，但其对崇祯帝的拷问，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