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声：侨批档案对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挑战

　　各位同行、各位来宾：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研讨会”。
　　对于我们很多潮汕人来说，侨批是小时候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直到1968年、1969年，我都生活在澄海外婆家，外婆的弟弟（潮汕人叫“老舅”）侨居柬埔寨，每年春节临近，就会听到外面有人喊“批来了”，送批的人会送来老舅寄来祭祖的侨批。所以说，侨批是我儿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后来柬埔寨发生了政变，和老舅一家人断了联系，到现在也没有联系。这仍是小时候日常生活的记忆。
　　后来到大学读书，学习历史，做地方社会史研究，注意到民间很多收藏家、集邮家收藏有大量的侨批文献，也知道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对侨批做了非常好的收藏、整理、研究和展示工作。侨批被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收藏，对研究者来说，当然更便于查阅、复制和利用，我自己也就由此开始从事一点儿侨批的研究工作。
　　近期侨批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当然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发现”，因为侨批一直存在于闽粤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也一直有研究集邮、邮政史、金融史、地方史、华侨史的学者在做侨批的研究，但是侨批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如此普遍地被包括历史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注意，如此大规模地被收集、整理和研究，肯定是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史学界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知道，历史学的发展非常依赖新材料的发现，中国史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发现，还要追溯到20世纪初敦煌文书的发现。陈寅恪教授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谈史料与学术的关系时认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就是说，文史研究学术发展的潮流，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依赖新材料的发现，要用新材料去研究新的问题。材料和问题是不可分开的，懂得用新材料去研究新问题，才会有进步，才跟得上学术的潮流；如果不能用新的材料去做新的问题，就不能跟上学术的潮流，就会变成“未入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我们知道，利用侨批这种非常重要的新文献，可以做很多新的研究。刚才罗仰鹏先生在讲话里提到，我们要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侨批，包括华侨华人史、中外交通史、邮政史、金融货币史等。而刚才许先生也讲到，可以用侨批来做文化史研究。这些都是非常有洞察力的观点。有了非常好的文献，自然就可能有很多新的问题被提出来，对许多学科的发展都会有推动作用。
　　我自己一直在做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特别是研究华南地区的区域社会史，我常常在思考，从区域社会史的视角去看，侨批档案的利用会给中国区域史研究做出哪些贡献。而我自己在利用侨批做研究的过程中，也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年利用侨批做研究所遇到的三个问题向大家报告。在座的有很多青年学者，我们可以一起面对这样的挑战，因为学术是在接受挑战中发展的。
　　一、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去解读和理解侨批
　　刚才罗仰鹏先生在讲话中提到，要用新的方法，包括用历史文献学和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去做侨批的研究。提到民间历史文献学，这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区域社会史的学者们很重视的一个学术取向。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学传统，有一整套古籍校勘、辑佚、比对、训诂等方法，这是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发展起来的。而欧洲也有相当古典的汉学，早在16、17世纪，西方的传教士、航海家、商人、旅行家就来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传统的学问，他们也发展出一套将中国古代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方法。传统的中国文献学或欧洲汉学，在解读四书五经、正史、政书甚至笔记、文集、小说等比较传统的或传统读书人用得比较多的材料时，是很有效的。但是，要用这一套传统文献学的办法，去解读各种各样的民间历史文献，包括书信（比如侨批）、契约、族谱、碑刻（碑刻可能相对好一点儿，传统方法多少还有点管用）等资料时，就会发现用起来不是很有效。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就会发现，即使学生们学习过历史文献学和古代汉语的课程，也很难读懂包括侨批在内的民间文献，这是一个很困扰我们的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提出要建设“民间历史文献学”这样一个新学科。
　　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擅长处理的是有意识史料。所谓“有意识史料”指的是文献的作者在撰写这个资料时，已经想过这样的材料是准备给非当事人的其他人阅读的，包括是准备给后人读的，是想要流传下去的。而侨批、契约等民间文献却是无意识材料，华侨和侨属写批的时候，是没准备给别人看的。侨居海外的乡亲给太太、给孩子写一封信回来，并没有想到一两百年后，会有一些历史学家拿着他的书信去做研究。批信里面大部分讲的都是家庭内部的生活琐事，这些琐事的背景，太太和孩子是知道的，不需要专门去交代或解释。当然，信中也常常会用方言土语等，甚至里面有很多隐喻，讲很多只有地方上、社区里或者家庭内部才明白的事情。所以，后世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去解读的时候，常常看不明白，如果像引用其他“有意识史料”一样，随便摘引一段来阐释，很可能会严重误解写批者的原意。所以才说，罗仰鹏先生的讲话里特别讲到民间历史文献学，是非常有远见和洞察力的。我们正在努力发展一套能够“接地气”地解读中国民间历史文献的方法，准备用这套方法去训练学生，只有这样，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如果文献没有读懂、解释得不对或者我们的理解不够系统的话，那么建立在这样的片面解读基础上的对于历史过程的解释，就可能存在问题。如何从民间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去解读和理解侨批是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希望在侨批研究领域，我们能够面对并妥善地处理这个问题。
　　二、如何利用侨批有意义地叙述普通人的生活
　　因为在学校做行政工作，我常常要等到有机会到大陆以外的大学访问的时候，才能比较系统地认真地读一些历史文献。2000年，我在牛津大学待了几个月，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来读侨批；2012年，我在台湾的成功大学住了一个月，也只是在图书馆读侨批。花了很多时间，把不同的侨批里面的记载进行对比，努力还原某个具体的家庭、某个村落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描述出很多细节，讲出很好的故事。但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直存在着，那就是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人一定会问，在我们讲的这些漂亮的故事背后，学术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没有好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可能就没有意义，这是陈寅恪先生教导我们的。如果侨批讲的是重要的大人物，如翁万达、林大春、郑成功或者陈慈黉等，他们的故事与大的历史背景有关，研究他们，我们就不难说明自己工作的价值。但侨批所涉及的往往不是大人物。通过侨批重构出来的故事，其主角基本上是从来没有被任何人注意的家庭或人物，甚至可能是传统社会里一个女性、一个小孩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怎样才能让我们的同行觉得是有价值的、有启发的、有意义的？这是我们不能不回应，但也非常不容易回应的问题。
　　仔细阅读侨批之后，我们常常会被引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去，会情不自禁地跟着去描述关于家庭内部关系、家庭与宗族关系、村落内部关系和村际关系的许多故事，但如果没有更大的历史背景，没有更大的学术关怀，在委婉曲折地讲完故事之后，我们对学术发展可能的贡献在哪里？这是我们常常要面对的挑战，也是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我常常在想，能不能有一个独特的利用侨批叙述历史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简单复述侨批的内容？所以尽管读了很多侨批，但我还是始终写不出一篇自己觉得比较像样的论文。现在是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时代，也许得进行统计和数据挖掘。面对这么具有人文价值的材料，真的要有超越传统学科界限的观念，如果我们能用很科学、很理性、统计的、数字化的方法去处理，可能在学术上会有大的贡献和突破。当然，这只是值得考虑的许多可能的研究取向之一。
　　三、侨批的研究如何回应历史学的核心问题
　　做中国历史研究的人，常常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在制度史上有所贡献。包括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我们也是这样的信念，要证明自己的工作在学术史的背景下是有价值的。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个研究作品发表后，其他专业领域的历史学家会有兴趣，而他们感兴趣的理由，是在制度史的解释方面对他们有所启发。当然，我们理解的制度史，不仅仅是指制度的建立或制度的文字内容，更重要的是典章制度在地方的表达、典章制度的普及与推广等。历史学的核心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制度史意义上，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就更不一样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做包括侨批在内的具体的、个案的研究工作时，在内心深处必须对大的问题有所关怀，而且我们的研究成果必须对其他领域的同行有所启发，这也是这些年来我一直感到充满挑战的一个问题。时间限制，这个问题不能进一步展开来讲了。
　　我是30多年前到中山大学历史系求学的，当年中国历史学界面临的挑战好像与现在正好相反。当时我们正在努力走出“以论代史”的时代，但历史研究的资料很不容易找，图书馆很封闭，经费缺乏，交通不便，没有IT技术，也没有数字技术，做研究最宝贵的是稀见文献。一旦有机会到好的图书馆读书，找到难得的资料时，便会莫名地兴奋，会把这些资料读得很仔细，根据资料很认真地思考然后联系到一些大的理论。尽管当时的理论思考受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影响，可能会有一点儿偏颇，但认真读史料的精神和大的理论关怀始终存在。30多年后，局面好像完全改变了。现在是一个资源相当充裕、资料和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包括侨批在内的民间文书和地方文献被大量收集、整理和出版，但是我们和学生细心钻研文献的精神大大不如以前，用十年工夫去读透一批材料再进行严肃的理论思考的学者更是凤毛麟角。大家开会很忙，交流很忙，旅行很忙，但是在图书馆里细心地读书的时间却很少。因为学术的多元发展，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变得模糊了，对理论思考的力量也减弱了。学者们占有和浏览很多材料，讲很多似是而非的故事，但不小心就会迷失，会忘记讲故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学生和青年学者，我还是觉得，在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我们一方面还是要潜心于史料的研究，找更多具体的个案；另一方面还要超越史料，去关注更大的学术发展取向，包括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应该给自己保留更多的、比较孤独的、去做理论思考的闲暇和空间。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选自《海邦剩馥：侨批档案研究（潮汕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