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刚刚统一不久的中国重新陷入分裂。而且，这一次分裂不再单纯源自中国社会内部势力冲突，而是严复所说的广袤的边地连同它的人民，“归附附近的某一个强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786页）中国不可能继续按照蒋介石给出的路径按部就班建设自己的国家。
　　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事变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迅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动员全体党员深入民间发动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第三天（1931年9月20日），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剿”状态的中共中央就“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发表宣言，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以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从此开始，抗日救亡成为中国政治的主旋律。
　　但从那时中国政府的立场看，九一八事变确属重大危机，但中国是否由此与日本全面对抗，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张学良、蒋介石究竟是谁主导了“不抵抗”还可以探究，不过正如那时许多知识精英所意识到的，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从容地建设一个新国家。
　　中方委曲求全并没有换来和平，反而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日本操控的所谓满洲国宣布其领土并不局限于东北，而是包括热河省。此后，长城内外就成了日军蚕食对象，成为中日争夺的战场。
　　1933年1月3日，日本关东军攻占山海关，预示着日本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天，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但日本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加紧进攻热河的准备。2月13日，板垣征四郎奉命赶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密谋收罗张敬尧等成立华北伪政权。23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借口热河省内中国军队危及满洲国的存在，要求中国军队立即退出热河全省。不待中方回应，日军于当天向热河发起进攻，中国军队不战自溃，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于3月3日弃城逃跑，使日军仅以一百二十三人先头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前后仅仅十天，热河全省失陷。
　　热河失陷，日本关东军向长城以内迅速推进，中国面临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先前力主沉着应对的知识精英终于坐不住了，以为再不抵抗，亡国就在眼前。胡适1933年3月2日的一则日记，大致可以反映北平知识界的一般看法：
　　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十几年前，我曾说：“中国不亡，世无天理。”今日之事，还有何说！
　　在共产国际、中共介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
　　热河沦陷，举国一致谴责蒋介石、张学良以及南京国民政府。3月7日，监察院高一涵等六名委员，弹劾失职者张学良、汤玉麟，要求军法严惩。为平息众怒，也为了替蒋介石担责，张学良3月8日引咎辞职。
　　接替张学良暂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是何应钦，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抵抗是为了给国人一个交代，以扭转胡适日记中所说的那种倾向，让人民留存一丝希望；交涉是因为中国的力量确实不足以抵抗，双方实力悬殊太大。
　　3月13日，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华北学术界领袖至保定谒见蒋介石。丁文江熟悉地理，深知热河失陷后，北平即已无险可守。而北平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其意义非同小可，决不能让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毁这笔人类文明财富。
　　学术界的意见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事实上，蒋介石此时也没有与日本对决的信心。有了学术界的意见，蒋介石更愿意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机，暂时保全平津。4月9日，蒋介石致电黄郛，稍后任命他出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指示他把握时机争取与日本达成谅解，维持暂时的和平。
　　和平不易获得，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更困难。4月19日晚，正在北平指挥作战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华北集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于学忠陪同下，与胡适、蒋梦麟、丁文江等学术领袖座谈，郑重讨论怎样才能结束战争，重建和平。鉴于当时的情况，学术界代表希望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以换取必要的准备时间。他们建议由蒋梦麟以私人身份往访英国公使蓝浦生，询问英国能否居间调停。他们提出的条件是：调停只限于停止双方的敌对形势，不涉及东三省或其他问题，并且只作口头而非文字上的协议。
　　蒋梦麟与蓝浦生的交涉并没有结果，但5月31日，中日双方达成《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中国军队继续后撤，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承认长城是中国的北部边界。
　　就中国全局而言，《塘沽协定》是一个屈辱协定，这个协定让绥东、察北、冀东，成为日军自由行动区，为日军进一步控制华北提供了便利。但其一方面激发了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为两年后一二九运动、三年后西安事变、四年后卢沟桥事变积蓄了动能，另一方面为切实进行战争准备发布了一个实际上的动员令。此后的中国，大致进入一个“准战争状态”，读蒋梦麟《西潮》很容易感觉那时在华北地区继续坚守的知识人，通过长城抗战，都比较清楚中日决战不会很远了。
　　1935年11月19日，蒋介石有一个政策宣示，强调和平没有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的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显然，朝野各界对日渐趋强硬，中日全面冲突，以战争决胜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等待一个契机。
　　二十天后，在北平爆发了蒋梦麟所说的“七七事变”前七年唯一一次大规模学生运动。这个被后来命名为“一二九运动”的政治事件，极大促动了中国人的觉醒，中国社会各界放弃幻想、准备战争的情绪渐趋上风。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撤回关内五六年的东北军不堪继续忍受“不抵抗”而丢失东北的历史指责，他们宁愿血染沙场，也不愿继续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亲临前线督战“剿共”的蒋介石，以“兵谏”的方式要求蒋介石放弃内战，领导抗日。
　　在共产国际、中共介入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希望，包括中共在内的中国社会各阶级普遍拥戴蒋介石为抗日最高领袖。这是一个历史性巨变，表明中国人已走出内战，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中华民族全面抵抗只等待一个命令。
　　全面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中国军队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
　　半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十天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蒋介石郑重宣布：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中国依然希望和平。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蒋介石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国家战略，迅速赢得中共，以及云贵川等地方实力派支持，中日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其实，据后来研究，蒋介石庐山谈话以强硬姿态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但这个谈话并没有被日本政府准确解读，日本不仅没有和平解决卢沟桥危机的诚意，反而持续向平津增兵。26日，华北驻屯军向中国守军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宋哲元严词拒绝，并向全国发出自卫通电。日本政府也不示弱，增调二十万军队至平津。28日，日军按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此后一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顽强抵抗，用行动粉碎了日本迅速战胜中国的梦想。日本不仅没有力量迅速征服中国，相反，全面抗战爆发激发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一致抵抗，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已被各种分离主义势力弄得四分五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分离主义运动依然没有停止，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说，“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近代以来最美好的政治名词“民族”，竟然一变而成为分裂主义的借口。
　　“中华民族是一个”，是中国历史的事实，也应该是中国政治的现实。抗战全面爆发后的中国历史学家、思想家，竭尽全力论证满洲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论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包容性超强的民族，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多民族搭起来的积木。著名思想家熊十力在颠沛流离之际撰写《中国历史讲话》，倡言五族同源，以为“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构成之。故分言之，则有五族；统称之，则唯华族而已。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也。”五族同源，五族一家，五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分言之，中华民族有五大族群；合言之，五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内涵。这是抗战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贡献，也是民族危机空前时刻所寻找到的重要思想资源。由此，中国人方才有理由坚信：“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亡我民族，亡我文化。”历史依据的充实，是一个民族不会被轻易打败的根底。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引起进步知识界的积极回应，继傅斯年、顾颉刚之后，白寿彝、杨向奎、翦伯赞、吴文藻、费孝通等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都有相关文章发表，他们的讨论是对近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反拨，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复归，至抗战胜利，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有了很大提升，抗战前、抗战中以“民族自决”为幌子的分离主义运动渐趋结束，“中华民族”的概念至此终于成为中国人不言而喻的族群认同。抗日战争既是中华民族全体一致的抵抗，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空前危机带来空前机遇。一盘散沙的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刺激下振作起来了，正像顾颉刚1935年《旅行后的悲哀》所意识的那样，“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究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民族意识的国家，经抗日战争一役得以确立，中华民族不仅没有被打败，反而经此刺激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
　　阅读延伸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
　　学术论辩
　　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在20世纪得到空前加强。抗日战争初期，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创办《边疆周刊》，并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宗明义地讲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从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文章观点引起众多学者的论辩。张维华、白寿彝、马毅等都发表文章，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了赞同，特别是从当时的形势着眼，认为顾氏提出这一观点对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惟费孝通表示了不同意见，对于顾颉刚说的要通过宣传“中华民族是一个”，防止敌人的分化，费孝通认为重要的还是要健全自己的组织，“组成国家的分子都能享受平等，大家都能因为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团体得到切身的利益，这个国家一定会受各分子的爱护”。为了避免在名词上纠缠不清，费孝通没有使用“民族”一词，但他所说的“各文化语言体质团体、分子”等，其实就是指的民族。也就是说，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包含多个民族的国家。
　　（徐平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