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司马穰苴

　　唐朝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正是朝廷举全国之力平定安史之乱的重要关头，这时，统治者急切需要在兵林中树立一尊最高偶像来振奋民众的精神，鼓舞军队的士气，于是，兵学鼻祖姜太公便被推上了“武圣人”的宝座，“追谥太公望为武成王”，地位与“文宣王”孔子相颉颃。同时，朝廷又从历代名将中遴选出“十哲”，进入“武成王”庙中配享，这意味着武“亚圣”们，也得以际会风云，排定座次了。
　　春秋后期齐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司马穰苴、很荣幸地入选“十哲”的行列，成为与白起、韩信、诸葛亮、孙武、吴起等兵家风云人物齐名的“亚圣”。这并非是事出偶然，浪得虚名，而是以其兵学造诣而赢得后人的推崇的。当年，他曾以治军的高明和率师逼退燕、晋联军的战绩而闻名天下。更以撰写著名兵书《司马法》一书而惠泽后世，被齐国名相晏婴称誉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如此“总文武”、这般“兼刚柔”，堪称名将的楷模，兵林的典范。
　　当然，真正使司马穰苴进入第一流兵学家行列的，并不是他执法如山、立斩违背军纪的监军大臣庄贾的壮举，也不是他用兵如神，迫使来犯敌师望风而逃的手笔，这些固然了不起，但单凭这些，还是不具备在“武成王”庙做陪祭的准入资格的。司马穰苴之所以英名彰显，傲领风骚，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整理总结了古司马兵法，即所谓“自古王者皆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自己新的兵学体系，即“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这部兵法，代有传播，到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于当时的武学，成为将校必读之书。
　　如果说，《孙子兵法》所体现的是“狭义的军事艺术“，即论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为实施战争的艺术；那么司马穰苴的《司马法》所反映的就是”广义的军事艺术“，即讨论的命题涉及到军事学的各个方面，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保障、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队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带有明显的条令条例与操典的性质，是军队建设与战争实施的规则。两者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无《孙子兵法》的精妙用兵艺术，打仗便失去了种种悬念，层层变数，就无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无《司马法》的规整用兵法则，打仗便没有了一定之规，最后底线，就不能“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天子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司马穰苴的兵学理论与孙子的兵学思想相比，是毫不逊色，各有千秋。彼此都有自己的位置，谁也无法取代对方。这正是司马迁之所以激赏《司马法》，称道其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的缘由。
　　司马穰苴的兵学体系博大精深，而有关治军的理论阐述，则是其整个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军的自身规律，这就是强调“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司马法天子之义》）。其根本宗旨，是要区分治军与治国的不同，要清醒地认识到两者虽都沾着一个“治”字，但彼此的差异性却是客观的存在，千万不可任意混淆趋同了。在司马穰苴的眼中，国家、朝廷的那一套礼仪规章万万不能搬用于军队，同样的道理，军队的那一套法令条例也不能移植作为治国的工具，两者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在军抗而立，在行遂以果，介者不释，兵车不式”（同上）。如果哪位统治者心血来潮，混同了两者的区别，那么，必定会捉襟见肘，进退维谷，既在治国上捅娄子，又在治军上摔跟头，“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同上），即如果把军队的管理方法应用于国家、朝廷，民众就会变得暴戾刚狠，温情脉脉的礼让风气就会废弛；反之，倘若将国家、朝廷的礼仪规章贯彻于军队，军人就会变成一群温驯的绵羊，尚武勇迈的精神就会被削弱乃至消失。应该说，司马穰苴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军队建设与管理的规律与特点，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西汉时期名将周亚夫细柳营军门挡住汉文帝的车驾，整肃军队容，严明军纪的做法，就是借鉴“国容不入军”思想，并高明地应用于治军实践的一个显著事例。无怪乎，汉文帝不仅不以周亚夫的举动为忤，反而是满心喜欢，一再褒扬周亚夫是顶天立地的“真将军”了！
　　“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语言虽然朴素平白，但是这中间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司马穰苴他道出的不仅是治军的基本要领，更是朴素辩证法的精髓，用今天的哲学语言来表述，便是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方法来解决，任何方法，任何手段，是否真正管用，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具有适用性；任何理论、任何政策，是否有益于事，关键在于它是否具备实践的土壤，是否能够避免水土不服。如果不能做到量体裁衣，对症下药，那么关注越多，越是添乱；投入越多，越是糟糕，南辕北辙，事与愿违，是谓“桔逾淮北而为枳”（《周礼冬官考工记》），明明要进这扇门，偏偏走进别的屋。西哲亦有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全然是无谓的牺牲。
　　历史上，违背司马穰苴区分“国容”与“军容”的忠告，不分场合，不分条件，不分时间，不分对象，用一个模子对待和处理复杂的事物，结果导致破绽百出，甚至全盘皆输的，可谓司空见惯，不胜枚举。这中间有的是错乱时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脱离特定的环境穷折腾、瞎忙乎，因而自酿苦酒，自找晦气。如当年王莽面对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奴婢问题堆积如山的局面，智短计穷，居然祭起恢复周礼的法宝，打出推行“王田”的大旗。可惜的是，事过境迁，物是人非，王莽企图改良的愿望固然美好，但是他所选择的方子却完全离谱了，到头来不但没有能扭转乾坤，走出新路，反而是动乱天下，最终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赔了进去。有的是鸡兔同笼，不分青红，何谈皂白，不区分事物的性质，拣到篮里都是菜，装在瓶里都是水，因而弄巧成拙，种瓜得豆。如当年诸葛亮起用马谡心切，拔苗助长，将本来是优秀参谋之材的马谡摆放到并非马谡之长的北伐前敌总指挥的位置上，混淆了参襄军务与独当一面的本质区别，结果呢，“置将不慎，一败涂地”，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暂且不说，也害得本来可以成为优秀辅弼之才的马谡身败名裂，抱憾终天。
　　由此可见，避免一锅煮，防止简单化，说来容易做来难，司马穰苴能够清醒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提出“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这样高明的原则，这多少表明他是真正参悟了用兵治军的奥妙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司马穰苴才受到后人的普遍尊重，而他的区别矛盾，不同对待的思想方法，也始终在为人们提供着智慧的启迪和文化的借鉴。
　　所以说，尽管司马穰苴在历史上的名声远远不及号称“百世谈兵之祖”的孙武子，但是就不少理论命题的思想深刻性而言，他可是一点也不逊色于孙武子和他的兵学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