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硬伤

　　中国大陆大腕导演张艺谋的最新力作《英雄》公映后引起较大反响，各方毁誉不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张艺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自己的得意之作十分自信，认为评判的标准关键看“票房”，并斥之网上的各种评论“乱七八糟”，抱怨一些舆论不公。笔者虽对《英雄》早有耳闻，但在未观看之前不敢妄加评论。所幸的是，日前有友人来长沙出差，面对正在发烧的《英雄》热，我们几人一拍即合，遂购买了平生最昂贵的电影票走进了湖南大剧院，也开始了我们新年的第一天。观毕《英雄》，感慨良多。
　　首先，我们得有这样的共识，作为文化产品的电影，观众购票观赏消费后，有权对之品头论足，这正如消费者对购买的其他任何物质商品的质量有权说三道四一样。电影作为特殊的精神产品，其质量的优劣主要体现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所谓艺术性，就是文学艺术作品通过形象反映生活、表现思想感情所达到的准确、鲜明、生动的程度以及形式、结构、表现技巧的完善的程度，电影的艺术性是电影这种作品通过场景选择、语言对话、动作设计、情节叙述、色彩调配、音响效果等诸方面技巧的综合运用，以其给观众耳目感官享受和情操陶冶的程度；所谓思想性，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或其他著作中所表现的政治倾向，政治标准是衡量作品思想性的依据，电影的思想性是电影这种作品在艺术展现的过程中所表现的政治倾向。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应该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当然，对于不同题材的电影作品，人们对于其艺术性和思想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有的影片侧重于艺术性，有的侧重于思想性。但作为以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开山鼻祖秦始皇为主角的《英雄》这部影片，显然不能就艺术而艺术，它必然唤起观众对其思想性的正当诉求。《英雄》影片已明显表现了导演的政治倾向。
　　张艺谋不愧为一流导演。说他不愧为一流导演，是因为他娴熟地创造性地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法，把中国电影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电影风格。《英雄》以较高的艺术水准再次向世人展示了张艺谋这位名导的迷人才华。气势恢宏，场面壮观，色彩鲜明，构思精巧，武打精湛，扣人心弦，使《英雄》以空前的大气磅礴吸引、征服了观众。对此，笔者与大多数观众一样表示“啧啧称赞”。在影院内外，笔者看到人流如织，热闹非凡，隆冬的寒风似乎没有降低观众对《英雄》先睹为快的热情。这恐怕就是张艺谋引以为豪的“高票房”吧。其实，对于“票房”亦须作具体分析。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指令，以“票房”多少的市场运作来评判和决定电影的市场前景，无疑是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应该说，“票房”高，说明观众喜爱，这大致是没有问题的。中国电影应该完全走向观众、走向市场。张艺谋在中国新时期电影走向市场乃至走向世界上都有开创之功。据说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陈述片都是张艺谋执导的，而北京申奥和上海申博的成功，自然凝聚着张艺谋的艺术天赋，这也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个人声誉。张艺谋本身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界的一个知名品牌。在笔者看来，高“票房”既包含观众对影片的青睐，也包含观众对品牌的偏好。更为重要的是，高“票房”并不意味着高认同，大部分观众可能只是消遣娱乐而未予深究，真正的真知灼见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况且高“票房”的影片并不意味着完善无缺，甚至对有些影片来说，高“票房”也无法掩盖其重大缺陷和严重问题。
　　张艺谋有负于一流导演。说他有负于一流导演，并不是说他没有过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才华，也不是说他缺乏开拓的胆识和创新的勇气；而是在民主成为全球普遍价值的时代潮流和中国以民主为取向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英雄》中公然为秦始皇贴上“天下”与“和平”的标签来为这个千古暴君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导演出一部以“国家利益”为幌子赞美强权、惊人地漠视社会多元化和个人权利的“杰作”。这种宣扬国家利益至上的狭隘的国家主义观的政治倾向，是一种典型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这正是《英雄》的硬伤，也是张艺谋的硬伤。作为真正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现代一流导演，应该不仅擅于创造艺术的至高境界，而且擅于通过艺术手法展现对人间真善美的追求，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正义、和平等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认同和弘扬。也许张艺谋会说，《英雄》中的秦始皇正是为“和平”而战，为“统一”（天下）而战，何错之有？岂不知，这种人为地为暴君贴上种种美好标签的做法，大量充足着张艺谋的个人主观臆断和政治逻辑紊乱，既严重违背史实，又与现代政治文明相背离。对照《英雄》影片情节和古今中外史实，张艺谋的“强权有理论”不攻自破。
　　张艺谋在《英雄》中苦心构建的强权政治大厦支柱之一，就是借残剑之手书写的“天下”二字。就是说，“夺取天下、统一天下”天经地义，秦始皇为此而战具有无比的政治合法性，一切妨碍“夺取天下、统一天下”者，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识时务自动解除武装缴械大吉，要么就被强权的车轮辗为齑粉。在张艺谋宣扬的大一统强权政治中，社会的多元化、个人的价值和尊严，甚至任何正义的反抗精神都已经变得不重要了。这就涉及到国家、君王和民众谁为本位的问题。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主流文化，就是国家至上、君王至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泯灭人性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哲学早已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回溯中国专制主义占主流地位的漫长历史长河，除了连绵不断的反抗专制的农民起义外，在黑暗的专制主义大一统天空中，始终闪耀着批判暴政、崇尚民主、追求自由的思想光芒。孟子（前前）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约前前）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唐甄等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尤为到位，他们公认“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张艺谋借《英雄》之手，从历史垃圾堆中重新捡起陈腐的皇权思想，这恐怕与时下“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南辕北辙。退一步说，如果张艺谋“统一天下的强权政治”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以此类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法西斯德国、日本无不是以“统一天下”为理念，奉行强权政治，侵略吞并他国，妄图称霸世界，一统天下，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当年蒋介石也是以“统一中国”为旗号来剿灭共产党的。《英雄》中说“剑”字有种写法极不方便，秦始皇说待寡人消灭六国后只用秦国一种写法多么省事。照此逻辑，那么希特勒当年似乎也可以说“剑”字在全世界有成百上千种写法，待寡人武力征服世界后只用德语一种写法多么省事。这是地球上的人们所能认同的吗？对于“统一”，也必须予以具体分析。我们知道，在历史和现实中，有武力统一，有和平统一，有自然演进协商统一。秦始皇灭六国是武力统一，东西德国统一是和平统一，欧盟在成员国中统一货币欧元是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自然演进统一，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英语成为世界通用的交流工具，这是一种自然的认同过程，决不是秦始皇式的武力统一。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英雄》大力宣染传统政治中的武力征服是合时宜的吗？莫非《英雄》对于当今中国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富有启迪？我看，非也。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恐怕是中国这个大一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共同企盼，笔者也不例外；但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也是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愿望，笔者也不例外。武力只不过是不得已而为之。思路决定出路，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顺利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在台湾问题上，只要当代的中国人富有邓小平那样的创新勇气、政治智慧和魄力，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并不是遥远的梦想。而张艺谋在《英雄》中除了给国人灌输传统的武力征服和强权政治外，没有给国人以丝毫的和平选择余地和崭新的政治智慧启迪。在《英雄》中，张艺谋试图告诉人们，秦王能从“剑”中悟出“和平”，就是说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就会带来和平。这纯系大导演的一厢情愿。历史已证明，那种充满“打天下、坐天下”思想的“皇帝们”，在血腥夺取政权后从来就没有保障过人权，也没有想到过要去保障人权，他们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想的做的只不过是如何维护既得的特权利益和巩固统治地位罢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正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生动写照。人类政治文明史已经揭示，没有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即使国家统一，也不能带来自由、和平、幸福和人的尊严。前苏联就是明证。
　　张艺谋的硬伤不只是他个人的硬伤，也是文化精英们的硬伤，甚至是中华民族的硬伤。世纪年代以来泛滥的各种“皇帝戏”，就充分暴露了不少文化精英和国人的普遍心态，这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张艺谋的《英雄》只不过是这种“皇帝戏”中的又一“力作”。秦始皇对中国的影响确实无与伦比，孙中山曾感叹跟随他搞革命的人十之八九“有皇帝思想”；毛泽东在晚年就认为“百代皆行秦政制”，并毫不掩饰自己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在这样一个秦始皇政治文化遗产异常丰厚的国度，笔者既不主张对张艺谋这些超级名人的盲目崇拜，也反对对他们进行秦始皇式的强权政治的围剿。张艺谋并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世外桃园，他离不开这个时代，离不开这个社会。我们需要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理性追问和对这个民族的深刻反思。对于受过传统教育模式洗礼的过来人，我有理由提醒，推进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创新，全面普及公民教育是时候了。中国正处在十分关键的转型时期，实现政治、经济、文化和人的现代化，需要每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对于张艺谋这样的天才导演，如果也能与时俱进地实现转型，以他杰出的艺术之手托起自由的太阳，那么，幸运的就不只是他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