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莺歌燕舞”？

　　对于当前中国形势的判断，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有钱的人越来越多，到处都是莺歌燕舞”。我注意到，这不仅是许多人观察中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基本视角，而且也是经济学界的主流看法。从直观的层面来看，这一判断似乎符合人们的经验感受：（1）GDP以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这意味着物质财富和货币财富的增长；（2）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经济在表层上的变化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和改造，二是房地产业的勃兴。这两方面的变化给人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人说“中国成了一个大工地”。如果我们的观察视角由此而来，得出“莺歌燕舞”的乐观结论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这个判断并非无懈可击。当前我国GDP的增速以及财富的增速的确居于世界前例，但是，这个增速仅仅表明“钱”越来越多，而并不等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钱越来越多”与“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一回事。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分歧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随着GDP的较快增长，物质和货币财富当然在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面对悄然增长的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群体以及快速攀升的基尼系数，做出“有钱的人越来越多”的判断又怎么能令人心悦诚服。对于“到处莺歌燕舞”的乐观，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谁的莺歌燕舞”？那么，窃以为“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了”的判断，恐怕才更接近实际。
　　“大工地”效应的观察视角是表层的、肤浅的。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判断经济和社会形势不能仅看表面的繁荣和热闹，不能仅看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看结构的变化和协调。这个结构大而言之，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文化结构（其中经济结构是基础结构。就经济结构来看，至少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分配结构等等）。仅管社会结构包罗万象，但其核心可以归结为“利益结构”，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的变化不过是“利益结构”的表现和展开。主流经济学也关注结构问题，但他们的兴奋点多半集中在“加快国退民进”、“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提升市场化程度”等等问题上，至于关涉广大民众基本利益的就业、教育、医疗、分配等结构变化是否失衡，主流经济学表现出了惊人的麻木。从价值取向来看，这种麻木并不让我感到奇怪（屁股决定脑袋）；从市场化的趋势来看，这种麻木也并不出人预料（因为有些失衡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然而从社会的协调发展来看，这种麻木却是不可原谅的。一个社会的“结构变化”如果导致了利益结构失衡且长期得不到校正，那么“总量增长”必然是一场灾难（我国自90年代后期以来所出现的“过剩经济”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因为“总量增长”只能使不协调的“结构变化”愈演愈烈，直至这种自我强化的结构扭曲最终导致总量的崩溃。
　　那么，当前我国社会的“结构变化”协调吗？从以下众所周知的严峻问题来看，我对此深表怀疑。就业：城乡真实失业率已大大超过两位数；教育：义务教育形同虚设；医疗：普通百姓越来越看不起病；社保：所需资金捉襟见肘；分配：贫富悬殊越拉越大；吏治：腐败已成体制性问题；生态：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河水断流。正如王绍光等人所警告的那样：“当前中国社会形势极其严峻，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其突出表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洪水和失业洪水；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基尼系数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其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王绍光等，2002）。即使王绍光等人所警告的“六个最”不是“结构问题”的全部，也足以说明我国当前社会“结构变化”的不协调已经相当严重了。我国当前社会结构的种种恶化集中到一点，就是利益结构的严重失衡。它一方面表明我国当前的利益分化已经失控；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当前的“生态环境”和“人态环境”（人际关系）均已恶化。遗憾的是，由于被GDP的增长遮蔽了视野，因而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上述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至多也不过是“发展中的问题”，既然是发展中的问题，就应当在发展中加以解决。于是乎，“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成了人们应对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这话很有说服力，理论上也100的正确。但不幸的是，在现实中它却往往异化成了“在发展中掩盖问题”。坦率地说，我也曾力图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但是当有不少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愈演愈烈时，我不得不对其“100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问题当然需要在发展中解决，也只有发展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条件，然而发展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发展只是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还必须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正确思路。如果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或解决问题的思路本身就是错的，那么在发展中制造的问题恐怕比它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改革开放20年来，这方面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为什么在经济连续20多年高速增长，科技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人均收入大幅上升的背景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失衡却未见收敛反而呈发散之势？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并不只是意味着GDP的增长。窃以为在主流经济学的误导下，我国改革的总体思路存在着对GDP的过分迷恋，这种迷恋不仅把“发展”锁定在GDP的增长上，而且把GDP增长变成了“GDP迷信”。于是乎，GDP增长等于“政治正确”，“悠悠万事，增长为大”，已然成了不容有任何怀疑的“真理”（比如：只有GDP增长才能解决就业，收入悬殊的消长只能遵从库滋涅茨定理的宿命论，等等）。其实，GDP增长并不总是“为大”（比如，在GDP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就业弹性却在不断下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已远远超过1500美元，可是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可悲的是，一种东西一旦成了迷信，就必然自我膨胀、自我强化，最终走向荒谬。如果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与“GDP迷信”不无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指望靠这种“迷信”来校正失衡的利益结构呢？窃以为，我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失衡之所以愈演愈烈且迟迟得不到校正，问题正在于此。
　　公允地讲，对于GDP增长的局限性（即：增长并不能代替发展），即使是主流经济学也不能全然否认。但主流经济学始终坚信“市场能够搞定一切”（专业说法是“市场能够自动出清”），而市场之所以还没能“搞定一切”，是因为市场化的改革还“不彻底”，还“不到位”。在他们看来，我国当前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其根源还是在于计划体制的残余影响，因此，要在“深化改革中解决问题”。只要我们深化改革，彻底推进市场化，融入全球化，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经济体制完全“接轨”，一切问题均会迎刃而解。
　　在制度和体制尚不健全的背景下，“深化改革”肯定是必要的，改革的任务也是繁重的。然而，我国推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已有20多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也已有10年。虽然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死的仍在拖住活的”也是事实，但把一切问题归咎于计划体制的残余影响，我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旧体制的“残余”问题，而主要是市场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只有放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才能给予客观的解释。比如国企改革中的“穷庙富方丈”，市场交换中的诚信危机、假冒伪劣，收入分配中的贫富悬殊，日常生活中的黄赌毒泛滥等等，这些问题难道都是计划经济的残余？“深化改革”当然必要，但要改革的不仅是计划体制的“残余”，而且还有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残余论”的滥用如今成了某些人力图遮蔽市场自身缺陷的借口，正在妨碍人们对问题的真相作出客观的诊断。如果我们要改革的对象仅仅只是计划体制的“残余”，我们又怎么可能去正视市场经济自身的问题呢？
　　由此看来，“GDP迷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固执的迷信：市场经济迷信，GDP迷信不过是市场经济迷信的一种表现形态罢了。我认为，我国主流经济学之所以越来越缺乏“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大学里的经济学教授和博士们已不再关注现实中的利益结构、利益关系和利益失衡问题，用日益复杂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并不复杂的微观琐事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与市场经济迷信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迷信的必然产物。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