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的呼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悲剧重演

　　自今年一月份以来，富士康集团已经发生员工跳楼事件9起，造成7死2伤的惨剧。这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逝去的生命让我们痛心不已，更让我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我们以“农民工”的身份为借口，以平均低于第三世界的工资水平来支付他们的劳动报酬，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安家生活，漂泊徘徊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过着无根无助、家庭分离、父母无人照顾、孩子缺乏关爱的没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我们呼吁国家立即终结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之时，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劳动所得的低下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长期不振，削弱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更说明了这种发展模式在劳动者这一方的难以为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没有像其父母辈那样想过再回家做农民，就此而言，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因。
　　我们认为，以“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今天的中国资本充足、国力强盛，已经具备了转变发展模式的条件和能力，依靠国家、企业与劳动者共同的努力，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一定能够有效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
　　我们呼吁所有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富士康集团自1988在中国深圳建厂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工厂已遍及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以及中西部地区，拥有60余万员工。富士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的第109位，连续7年雄踞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富士康的今天，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心血汗水。作为一个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
　　我们呼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
　　农民工的待遇和尊严不限于一个企业，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中国问题。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我们呼吁国家和地方政府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作为改革的实验区，深圳的崛起离不开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的艰苦付出。深圳市2008年底实际人口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只有228万，正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的贡献，才创造了深圳市今天的繁荣富强。作为改革的受惠者，深圳市政府理应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拿出解决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具体方案，继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之后，再次争当新世纪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垂范者。
　　最后，我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家庭的生存权利。像兄弟姐妹一样团结互助，提高自我救助、自我保护与自我管理的能力。并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一起参与到推动社会进步的宏业中，共建一个让每个劳动者都活出尊严的和谐社会。
　　签名：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潘毅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戴建中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谭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任焰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张敦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10年5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