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民工荒一个时代的终结？

　　春节刚过，民工荒的消息就从沿海发达地区频频传来。尽管也有可能是一些打工者还在路上，一些学者也说是否出现民工荒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但我们知道，已经是心急火燎的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都是这方面的“老江湖”，他们这么早就着起急来，不会是没有原因的。
　　实际上，不管过一段时间具体情况如何，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加以正视了，这就是我们这些年的发展模式必须进行转变。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将这种模式称之为“低人权优势”。农民工是这个模式的一个核心要素。他们每年以极大的成本往返于打工地与家乡之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牺牲掉正常人很难割舍的家庭生活；他们在非常差的工作条件下，从事着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几乎是一种常态，而且不能享受法律规定的双休日休息；他们得到的是整个社会最低的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福利只是近些年才得到有限的改善，受到社会的歧视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可以说，这是支撑这些年中国奇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很难想象所谓的中国奇迹和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
　　在分析近些年不时凸现出来的“民工荒”现象的时候，学者们总是力图用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关系来进行说明。比如，有人就认为，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正在发生重大转折，已从“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剩余”，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今后会经常出现。这当然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实际上有一个因素比市场中的劳动力供给起着更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农民工模式形成的现实基础。我们首先需要承认的一点是，农民工能够接受这样的条件出来打工，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生活所迫，不出来打工就没有出路；二是打工能够得到的工资尽管在整个社会中显得非常微薄，但对于农村的低成本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问题是，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在发生变化。首先，近年来政府出台的惠农政策对于农民生存条件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农民消费支出的水平在提高，微薄的打工收入已经在失去过去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支撑农民工模式的基础正在坍塌，一个以农民工支撑的经济模式即将终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需要做的，不能仅仅是临时抱佛脚式的那些具体措施，而是要创造条件，真正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实际上，民工荒也是一个机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的要素，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当中，至少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提上日程的。
　　第一，构筑具有现代文明底线的工资关系。应当看到，过去在相当一批企业中，劳资关系是严重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有时甚至突破了现代文明的底线。这还不仅仅是表现在工资低和福利缺失上，在有的企业，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实行野蛮管理的事情并不鲜见。一位企业管理人员就说，企业要想发展得更好，应该要提倡留人制度。第一个要提高工资福利，第二个要文化留人，企业文化要有，第三个工作环境，包括住宿环境、洗澡设施方面有比较温馨的感觉，才能留得住人。应当说这都是有感而发。当然，构筑新的劳资关系的核心是法律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以及劳资关系中讨价还价制度安排的建立。最近国家人保部负责人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和谐的劳动关系，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落实国家有关职工休息休假的规定，使广大职工实现体面劳动。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措施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推进城市化的过程，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我们要预见到，靠流动人口来支撑中国工业化的路子已经要走到尽头了，我们需要形成并适应以城市化的产业工人来支撑中国工业化的新模式。我们常常将流动人口作为中国特色，作为中国发展的优势之所在。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的。每年春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奔波在打工地和家乡之间，使春运成为一种灾难性的现象；抛妻别子，无论是打工者本身还是他们的家属，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其中许多人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包括性生活；打工者收入低廉且缺少保障，他们更多的时候是作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而存在，这个国家内需疲软，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庞大的制造业由于缺乏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而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这些代价如果说在发展初期还有容忍的理由的话，现在再继续这种容忍将被视为一种蛮横。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出路是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实现流动劳动者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也许有人会说，实现流动劳动力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哪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的条件从哪里来？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无理的。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均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了城市化，怎么就我们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一个时代也许要终结了。我们需要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做好准备，并且现在就需要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