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与农民同在

　　陈桂棣和春桃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是我所看到的最真切的乡村现状备忘录，它揭发了一大堆可怕的事实，还原了中国乡村的严峻现实，那就是中国农民的令人惊骇的苦难，他们不仅承受贫困，而且必须面对村官乡霸的欺凌。它引发我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对此“一无所知”？究竟是谁剥夺了农民言说其痛苦的权力？谁在企图扮演农民的代言人？谁在忽略和隐瞒农民问题的真相？
　　农民是失去话语权的一族。农民没有自己的媒体，也没有自己的“代表”和“委员”，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言说其冤屈、不幸和痛苦的独立通道。他们的惟一方式似乎就是“上访”。而就是这样的言说途径，都被判定为“非法”或“有害”。在失去了话语权之后，“自焚”竟然成了农民话语的最后呐喊。它的悲剧性就在于，他们不得不用生命的代价来喊出最高的愤怒与绝望。在自焚者看来，这是惟一可以上达朝廷的言说通道，他们要藉此让上面倾听到他的悲歌。自焚者把自己变成了一支火炬，燃烧在广场的中央，仿佛是卖火柴女孩手中的那最后的火柴，用自己的身躯为自己和家人取暖；它也是一次尖锐的道德宣判，判处那些盘剥和欺压者有罪。
　　“零度话语权”导致了农民的严重失语。这无疑是中国农村政治的核心弊端之一。农民无法表述自己的愿望，也不能说出自己的生活真相，他们的所有希望，只能寄托在“代言人”那些媒体记者、“知道分子”和“人文主义者”身上。但农民的天真信念是注定要破产的，因为那些“代言人”大多是缺席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代言制”，滋养了大批学院贵族，但他们并未像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成为“底层利益”的喉舌。“底层关怀”的口号，不过是书房和客厅的某种道德点缀而已。人们在杯斛交错中悲叹着农民的命运，然后带着悲悯的满足感返回住所，继续他们的惬意人生。中国知识界的不在场，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失语的绝望状态。
　　更有甚者，所谓的“人文关怀”，最终竟然被人引向了自我利益的高度关怀。曾经有人把与学校门卫的区区冲突（无非是事主未能出示机动车出入证之类），“升华”为所谓“校园民主运动”，而与门卫吵嘴者则被欢呼成了“民主斗士”，这种知识分子的自我热爱和自我放大，与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漠视，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殊不知9亿农民的生存危机中任何一则个案，都比所谓“校园关怀”重要一百倍以上。但这种“校园民主”却引发了蛊惑人心的回响，甚至有媒体对此大肆炒作，似乎这场“通行证风波”切中了中国问题的核心。这种自我夸大的虚妄价值评判，除了为“知道份子”脸上增加一道“人纹主义”油彩之外，对中国乡村危机以及整个社会弊端的认知毫无裨益，相反，这些被浪费的版面，只能转移人们对重大问题的视线。
　　文学的不在场，是乡村痛苦得不到传递和表达的另一重要原因。返观中国作家，除了那些热衷于情色写作的“美女”和“美男”，难道我们还能看到别的什么东西吗？自从都市“下半身”夺走了文学的视线之后，市场资本主义就接管了文学，它的粉红色营销策略，足以令人沉湎于日新月异的肉体叙事之中。即便是那些“现实主义”乡村故事所传递的，也都是被精心粉饰过的现实，甚至是新的乌托邦神话。这意味着我们根本无法从中获得关于乡村的正确资讯。当文学放弃了话语实验的内在激情之后，它甚至连起码的“载道”勇气都已丧失殆尽。文学奖闹腾了这么多年，没有一项与农民疾苦有关，相反，它只能向我们提供充满繁华幻象的虚拟真相。如果没有《中国农民调查》，文学将带着这种耻辱继续爬行。令人庆幸的是，终究还有少数有良知的作家迈出小小的一步。他们挤开一道被闭合的门缝，让我们窥见了有限而冷酷的真相。
　　在我看来，耗费三年时间写成的《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它结束了文学的可耻状态。但它给我的最大启示，却是“代言制”的可疑。农民现状的全社会惊觉，取决于个别作家或社会学家的良知，这正是九亿农民的悲哀。在我看来，不要试图去请求知识界响应农民的呼吁，以期他们返回“代言”的“岗位”上去，而是应当尽快帮助农民建立其自身的言说通道和程序，并且鼓励农民亲自去喊出心声。毫无疑问，让每个农民都畅快地说出自己的生命真相，并由他们自己来推进乡村改革，远胜过寄望于几个精英作家的“人文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