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监复：安志文批评政治家与思想家角色错位

　　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对我讲过：政治家主要是出政绩，思想家主要是出思想。不要政治家主要精力用于出思想，而思想家忙着为政治家的思想作注释。这样，各类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家就能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否则，理论工作者忙于为政治家的新思想找依据、作注释和辩护，宣传其伟大的理论贡献，就得作违心之论和诡辩之作。
　　美国罗斯福总统政绩显著，也没有留下罗斯福主义或罗斯福理论，但是人们记得他讲的四大自由，特别是中国还欠缺的免于恐惧的自由。英国首相丘吉尔二战中立了战功，也没有什么丘吉尔理论或丘吉尔学说，但是他留下了文学作品式的多卷回忆录。至于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只提供经济思想，撰写经济理论著作，出思想，政治家选择性应用于政绩之取得，从没有把凯恩斯理论改头换面称之为罗斯福理论或总统学说。政治家就是政治家，思想家就是思想家。从苏联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要成为集政治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理论权威兼政治权威，非要创造出一套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自己似乎是最权威的正统理论继承者。
　　西方历史上是把帝王和教皇分开的，凯撒是凯撒，皇帝是皇帝，教皇是教皇，政教分离。中国历史上也是道统与法统分离的，天地君亲师，君与师、皇帝与孔子，政与教分离的。只有西藏是政教合一。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学了苏联共产党老师的经验，孙中山有三民主义，蒋介石有新生活运动、中国之命运等理论，共产党也制造出新民主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体系与之对抗。政治家必须同时是理论家，才好以思想控制民众，夺取和保持政权。但是，后来的一代又一代领导人，不必勉勉强强以理论家、思想家自居，不必把确实称不上理论的实用主义的对策、讲话，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于千秋而不变的神圣教条、理论体系。老老实实、实实在在作出政绩，就可以向当代人和历史作个交代。政治家交给接班人、留给后代评论的是政绩，而不是什么思想理论学说，那些工作应交给思想家做。放手给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知识分子去研究、争论、互相批评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政治家冷静地从中择善而从之。
　　安志文还对我说：马克思搞阶级斗争，是从经济上分析阶级。斯大林进了一步，从政治上搞阶级斗争，认定那个人是帝国主义间谍，就清洗，结果肃反扩大化。毛泽东反右派斗争又进了一步，抓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思想上就能定性为右派分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这样当然就出现了反右扩大化、反右倾扩大化，文革反走资派扩大化，最后就剩下了四人帮是最革命的了。这就是政治家自以为是思想家，是思想导师的政治后果。反对政治家的思想、反毛泽东思想就成了反革命。结果舆论一律，不容许不同意见存在，领导人思想（如大跃进、文革、六四）一错，就大错特错，全盘皆错，全局性长时期严重错误。因此，政治家就应当只是政治家，不必硬充思想家，更不应以自己的思想为绝对真理，把反对和不同意自己思想的人错定为敌人或异议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