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航满：将鲁迅放回到人的位置来纪念

　　1956年客居香港的曹聚仁以记者的身份回到大陆，这一年恰巧是他的朋友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的纪念，曹聚仁在上海亲眼目睹了热闹的纪念活动。就此他连续写了两篇文章来讲述这样一件事情，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到他出版的著作《北行小语》中，在10月16日的《在鲁迅的墓前》一文中他写到上海为了纪念鲁迅将鲁迅先生的墓迁到上海的宏口公园以便于人们参观，迁墓之日场面十分隆重，于此同时曹聚仁还特意收集了数百篇纪念鲁迅的文章，他专门拿出沈尹默的文章进行了一番议论，言其毕竟是“耳闻之徒所能写的”，尽管言语中有讽刺的意味但还是相当客气的。不过，到了10月29日他又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鲁迅的日子》，这一篇文章似乎有些对整个纪念活动进行全面论述的味道，但这一次他的态度是明显的，“鲁迅的神话化和庸俗化的笑话，那是随处可见的。”他列举了不少纪念活动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上海鲁迅纪念馆的一位负责人申请将鲁迅墓改为鲁迅陵，而另一个让他有些愤怒的是关于纪念鲁迅的文字，“纪念鲁迅的文字，实在使记者看得有些厌烦了。有的，简直不知所云。”
　　也是在这一年曹聚仁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鲁迅评传》，想来这也是他专门为了赶在纪念鲁迅先生去世20周年这样一个日子里，不过他想写作一部关于鲁迅传记作品的想法由来已久，他甚至曾告诉一位朋友他到香港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鲁迅的传记，因为在他看来当时关于鲁迅的描述大多不值一提，他所谓的不值一提就是要么过分的丑化要么没有事实的根据要么将其神化的子虚乌有，在此之前为了写好这部传记，曹聚仁甚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先后编撰出版了《鲁迅年谱》和《鲁迅手册》两部专著。经过多年的准备，曹聚仁终于赶在了鲁迅去世20周年的日子出版了这部精心写成的著作，他是想要还原一个历史真实的鲁迅，因而在这著作的开篇他就写到1933年他与鲁迅的一次会面。那天夜晚，鲁迅到曹聚仁家做客，吃完晚餐后两人谈性甚浓，鲁迅看到书架上放了大量他自己的著作和相关资料便问曹聚仁收集他的资料是否要为其写一部传记，曹聚仁回答说，“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的好。”
　　《鲁迅评传》1956年在香港出版，随后几十年中连续再版，在香港甚至海外的研究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本著作直到1999年的4月才被引进到大陆出版。对于大陆鲁迅作品及研究出版的持续热潮这倒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相隔43年才出版这本具有价值的鲁迅传记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就是因为作者曹聚仁在他的写作初衷就是要将鲁迅写成一个普通的人而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神，对于一个与鲁迅有过密切交往的研究者，曹聚仁的这个心愿基本上得到了完成。他在这部传记中以比较轻松的笔调记录了鲁迅的一生以及鲁迅的生活习性、社会交往和价值观念等，为我们更为真切的理解鲁迅提供了一个新鲜的途径。在曹聚仁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并不特别的人，他有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许多有趣的生活习惯，但这些东西并不奇怪也并不与平凡人有多么大的相异之处，甚至他眼中的鲁迅完全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高大和完美，在著作中他甚至这样形容他所见过的晚年鲁迅的形象，“他那副鸦片烟鬼样子，那袭暗淡的长衫，十足的中国书生的外貌，谁知道他的头脑，却是最冷静，受过现代思想的洗礼的。”这是一个有趣而大胆的描述，但如果我们要是稍微了解鲁迅先生晚年的具体情况的人都会承认这样一个刻画，鲁迅死的时候仅仅37公斤重，而根据曹聚仁在这本著作中的一章《日常生活》中写到，鲁迅先生喜欢抽烟往往是烟不离手，甚至一边和客人谈笑风生一边烟雾弥漫，曹聚仁说鲁迅大约每天吸烟多达50多根，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准确却稍微有些刻薄的概括。但一经由他的手笔写出我们对于这个鲁迅感到亲切甚至让人感到很可爱，觉得鲁迅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诸如他在书中写到鲁迅一次和他的弟子孙伏园到陕西去讲学，一个月得了300元的酬金，于是鲁迅就和孙伏园商量，“我们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当鲁迅知道陕西的易俗社经费很紧张，就决定将这钱捐出去。西北大学的工友照顾他们非常的周到，鲁迅也决定多给他们点酬劳，但其中一位朋友不赞成这样做，鲁迅当着朋友的面什么也不说，退而对孙伏园讲：“我顶不赞成他说的‘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的话，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就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出鲁迅在精神上的高洁，在胸怀上的宽广以及在人世人情上的练达。但作者没有任何的渲染和夸饰，就用这样的一件小事情就写得活灵活现。对于鲁迅的评价，曹聚仁也是尽量的保持客观和平和，他借用鲁迅对于胡适、陈独秀和刘半农等人评价的比喻来评价鲁迅，我认为也是颇为恰当形象和准确的，“我以为他是坐在坦克里作战的，他先要保护起自己来，再用猛烈地火力作战，它爬得很慢，但是压力很重。”
　　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曹聚仁在《北行小语》一书中对于那些纪念鲁迅的方式和文章的不满来了，因为他所读到的那些文字中的鲁迅先生与他所接触和认识的鲁迅实在隔膜的很。这是在1956年，但不幸的是在随后大陆的岁月里，对于鲁迅的阐释和纪念越来越离谱，越来越朝向“神”的偶像发展，在文革中，鲁迅甚至成了和毛泽东一起唯一可以供人们阅读和膜拜的伟人。学者谢泳在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中曾经发出这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继承鲁迅精神的人和违背鲁迅精神的人都在使用鲁迅作为他的精神资源，“文革时期鲁迅的书是他同时代作家中惟一没有被禁的，也就是说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人是读着鲁迅的书长大的，可为什么在中国最黑暗的年代里，那些读过鲁迅书的红卫兵战士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懂，学生打死老师的事几乎天天都在发生，这一切是从何而来呢？在那个年代里鲁迅的书是可以完整地读到的，他有全集在，那么多读鲁迅书的人怎么就不学好呢？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找着了鲁迅，这是为什么？”？（《鲁迅研究之谜》）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就是同样是对于鲁迅的热爱和尊敬，为什么有的人的眼里鲁迅就是一尊神而为什么有的人的眼里鲁迅却是一个人？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鲁迅被人们尊敬成为一尊神的时候，那么他的精神资源变成为不可怀疑的真理，而一旦成为真理则又往往会成为了不可怀疑的思想束缚，一旦成为思想的束缚则会成为背叛鲁迅精神的一种奇怪的产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鲁迅精神资源会往往成为违背其精神的人的利用品。鲁迅先生一生提倡“立人”，他指出中国的社会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灯下漫笔》）鲁迅思想核心也是最值得我们继承发扬的就是反抗这种被奴隶的思想，而他反对人的被奴役关键是从人的精神世界出发，包括人的思想被奴役也包括被他自己的思想所奴役，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也是他常常反对和批判权威和偶像的原因，他在自己的遗言中对于死后的自己就要这样的交代，“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死》），这尽管有些不近人情但我以为他是清楚的了解这样一个危险的历史倾向的。对于鲁迅的神化和对于鲁迅的扭曲其实是一样严重和可怕的事情，成为鲁迅思想的崇拜者在某种意义上则成为他的思想的奴隶，这在我们的鲁迅研究界和我们的读者中常常是屡见不鲜的，甚至在今天依然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关于研究和探讨鲁迅的问题上常常还会闹出许多令人尴尬的笑话甚至闹剧出来。曹聚仁在鲁迅传记中说，“我总觉得把他夸张的太厉害，反而对他是一种侮辱呢！”这是多么让人敬佩清醒和发人深思的断语啊！
　　1936年鲁迅去世以后，我们对于鲁迅的纪念就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而且这样的潮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越来越极端，学者程光炜在他的研究著作《文化的转规“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中对于鲁迅在现当代文坛地位的确立的过程有过详细的研究，其中他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对于建国后鲁迅在人们认识上的变化，在《鲁迅：唐吉诃德的困惑》一章中他论述到大量让我们触目惊心的鲁迅被神话的现象，诸如“与‘毛选’齐名的《鲁迅全集》”、“‘故居’和‘纪念馆’在各地的兴建”、“规模浩大的‘鲁学’”等等，对此学者程光炜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正像胡适在台湾被视为‘当代圣人’一样，鲁迅在爱大陆的文化地位是无人望其向背的。他们的存在，恰好弥补了中国晚清以后一百多年来圣人的空缺。”这种精神世界需要偶像来填补的奴隶思想正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封建思想，但恰恰却将鲁迅先生自己塑造成了完人和圣人。1940年毛泽东对于鲁迅有一个惊人的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这个评价最终决定了鲁迅在中国地位发生了更大的跃进，使得鲁迅在被人们神化的道路上再迅猛的前进找到了理论的依据，但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是1978年中国开始进行思想解放，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毛泽东关于鲁迅的批评一直被人们继承和认可，重要的是在政治领域人们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权威和偶像崇拜的运动，但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并没有太多的行动，知识分子更多的是进行拨乱反正和自我的重新定位上，远远没有注意到自身的所要反思的问题，这也就是问题之根结，使得今天的鲁迅也日益成为思想领域“两个凡是”的神圣化身。
　　1993年上海学者王晓明写了一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这部带有强烈个人情绪印记的传记一经出版就获得了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喜爱，但人们发现在王晓明笔下的鲁迅则又成为了另一番的模样，这个鲁迅尽管失去了以往鲁迅传记中的神圣的光环，他具有常人一样的精神情绪，王晓明对于生活在特殊时代里的清醒者鲁迅的精神世界有了传神而细腻地刻画，不料他的这种写法却有了另一种的隐患，在2001年他的这部著作重新出版的时候，王晓明在书的前言中不无忧虑地写到，“他们以各不相同的词句，表示对这部书的欣赏，而理由却大致相似：你‘剥掉’了鲁迅的‘神’的外衣，让我们看到了‘人’的‘真实’，尤其是‘人’的‘软弱’、‘渺小’和‘卑劣’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广州的高中生用了‘卑劣’这样严重的断语之后，特地在信中解释说，他这是指人的‘本质性’的‘卑劣’，而非指鲁迅个人的品质。”王晓明的鲁迅传记之所以受到青年的欢迎是因为他的笔下的鲁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的轮廓，一个具有与人同样精神世界的鲁迅，但没有让作者想到的是他自己走的有些远了，他的笔下的鲁迅由于内心世界过于的阴郁和孤独，作为前后夹击的“横站”的战士却使得读者感受到的鲁迅让人既不亲切也不可爱，当然这也与作者当年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重大的关系，但在再版的时候王晓明还是坚持自己的这种理念而不做修改。其实王晓明对于鲁迅的重新认识又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研究倾向，在近些年文化学术界又出现了许多反对鲁迅、拒绝鲁迅和有意寻找揣测鲁迅人性阴暗和隐私之处的研究文章，这些与把鲁迅奉为神灵的行为一样是缘木求鱼的思考鲁迅，并且是走到了另一个反对人性的极端，究其原因他们要么是在过分神化鲁迅的心理下以自己的一点片面的发现而自得要么则是将研究的鲁迅本身置于一个非人的审判台来苛责。今年是鲁迅先生去世的70周年纪念的日子，我们又将集中读到更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以及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也包括我的这一篇文字，我只是希望这些文章或活动能够更将鲁迅先生放在一个人的位置上来纪念，那将会真正有益于我们。
　　2006年3月8日凌晨于北京魏公村
　　原文载《中国教育报》2006年4月30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