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遏止腐败的最佳选择是改革政治体制

　　《参考消息》7月5日摘载香港“亚洲时报在线”7月3日文章《中国的体制外体制》，认为遏制“三公消费”，必须改革财政体制。所谓“三公消费”，指的是公车支出、公费出国、公款吃喝。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透露的数据，“三公消费”一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那些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三公一工”的糜费每年当在万亿元以上。
　　“三公消费”是变相的贪污，就侵吞国家资财用于个人享受这一点来说，它同贪污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如果说，近几年揭露的贪污大案只是涉及贪官和相关人员的腐败，那么，“三公消费”反映的是党政机关腐败的普遍化，从它的本质和危害来说，应该正名为“三公腐败”。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有哪个官员是因为“三公腐败”而受到惩处的。由“法不责众”引申出“腐败有理”，正是官员道德普遍沦丧的深刻表现。
　　“亚洲时报在线”的文章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看法，认为解决“三公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财政体制，实现财政的统一和预算的有效监督。这当然不失为扭转“三公腐败”局面的一个良策。但是，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都不是单纯的财政体制问题。症结在于，在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任何一个党政官吏，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干部，以至临时聘用的管理人员，都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或侵吞国家资财，或压榨平民百姓，以满足个人的贪心和私欲。“三公腐败”就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必然结果。“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即使改革财政体制，也只能停留在文字形态的所谓制度建设上，而不可能真正实现财政的统一和预算的监督。所以，要从根本上遏止“三公腐败”，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
　　对政治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要义。要实现这个要求，抽象地说，问题并不复杂，只要切实贯彻宪法的有关规定就可以达到；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如果这些权力和权利都能实现，就可以使政治权力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遏止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但具体地说，这样一来，势必损害许多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将被迫奉公守法，克己自制，无法获得从“三公腐败”中得到的物质享受，以及其它可以通过滥用权力而获得的种种好处。这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所无法容忍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很难触及政治体制的深层根由。一年来的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所隐含的内在本质，也在这里。
　　从去年司马南、陈奎元批判普世价值发轫，到全国人大和政协主席台上的“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国决不能搞‘三权分立’”，从《求是》杂志和“乌有之乡”的大肆喧嚷，到中宣部出版《六个“为什么”》，将近一年时间，那些“三公腐败”的得益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他们特别热中于批判“三权分立”。《六个“为什么”》甚至单列一节“中国决不能搞‘三权分立’”，洋洋两千余言，逻辑混乱，论据无力，却包藏着拒绝制约和监督的祸心。《六个“为什么”》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宣言。
　　从理论上说，“三权分立”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不同职能的权力机关既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又相互制衡，相互监督。至于怎样按照这个原则来设计具体的制度，当然要根据各国的国情。在欧美各国虽然大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但各有不同的具体制度。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所谓“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之类的批判，实在是无的放失。
　　“三权分立”作为一个政治原则，它的意义就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包括“三公腐败”，可以说都是凭借滥用权力而获得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权力制衡和相互监督的制度，就杜绝了他们继续获得不法利益的财路。更确切地说，断绝了他们继续腐败的道路。这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声嘶力竭地反对“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因。
　　近几年来，腐败之风遍全国，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不时地传来腐败的恶臭。分析起来，恐怕不能不说是党政机关的腐败起了带头作用。所以，要遏止全社会的腐败现象，首先要克服党政机关的腐败，这就使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希望执政当局中的明智而清廉的力量能够认识到，由于全社会的腐败普遍化，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面的腐败正在不断吞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平民百姓的不满日益膨胀、日益强烈。如果不能及时遏止腐败的蔓延，势必产生严重的后果，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而扭转这一趋势的最佳选择，就是积极而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形势紧迫，时不我待，应该是迅速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2009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