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义和团为什么兴盛于华北？

　　1900年8月，庚子年，慈禧太后第二次仓皇逃出北京城，西狩去了。第一次西狩是在四十年前，1860年，因为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京师。这一次再以打猎的名义出逃，则是因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联军之所以进攻北京，是因为义和团在直隶、京城焚毁教堂、攻击教民、洋人，给了列强军事干涉的口实。
　　义和团运动发端于山东，横行于直隶、京师，并向山西、河南、内蒙、东北蔓延。而东南一片，则基本上没有出现大股的拳民。拳民在华北平原而不是东南沿海兴风作浪，这当然不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而是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因素。
　　观察义和团运动的兴衰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怀柔。发生拳乱的直隶、山西、河南、内蒙、东北，当时都是满人当政，如这一年的直隶总督为裕禄，山西巡抚为毓贤，河南巡抚为裕禄的哥哥。
　　毓贤担任山西巡抚之前，在1899年还当过山东的巡抚，而拳民在山东兴起，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位满人亲贵纵容与偏袒的结果。19世纪末，山东是义和拳民与教民之间冲突层出不穷的省份，近代史上有名的巨野教案即发生在1897年的山东巨野县，导致德国借机侵占了胶州湾。鉴于发生教案的严重后果，朝廷要求毓贤随时多方开导，务令民教相安，但毓贤却向朝廷报告：委无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东省二十余年，耳闻目睹，知之甚确者，倒是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在处理民教纠纷、争端时，毓贤被认为固执成见，以为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稗史说他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冶盗之宗旨相背驰。
　　在毓贤的主抚政策下，山东义和拳更名义和团，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甚至有拳民打出毓字旗。山东的许多地方，都设立了拳和团的拳厂，如庄平县有八百多个村庄，拳厂也多达八百个。
　　毓贤的做法当然引发了列强的强烈不安，他们不断向清廷施加压力，如美国驻北京公使即建议清廷：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指毓贤）的职位。那么谁是顶替毓贤的合适人选呢？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函中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在列强施压下，1899年底，清廷只好召回毓贤，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这里有个细节也值得说出来，毓贤临走前，下令诛杀了著名的义和团首领朱红灯。显然，毓贤对义和团的怀柔，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同情，而是基于其政治目的的盘算。
　　袁世凯接替毓贤的消息传出，令对山东局势忧心忡忡的西方列强松了一口气。1899年12月7日，美国驻华公使给美国国务卿致信：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复，我们希望如此。事实上，老袁为了稳定山东的局势，对义和团确实很不客气。有一则轶闻说，袁世凯到任后，给一些义和团首领发请帖，让他们来衙门表演刀枪不入的法术，当这几个首领口吐白沫、神灵附体时，老袁拔出长枪，砰砰两声，将他们打死了。这一招够狠，不但惩罚了义和团首领，而且揭穿了他们装神弄鬼的把戏。轶闻未必为真，但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强硬态度则是真的。他一到山东，立即就颁发《禁止义和拳匪告示》、《严禁拳匪暂行章程》；饬令各府州县募雇壮勇，建立团练，协同官府防剿义和团；对闹事的义和拳民，一经抓获，往往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在他的铁腕镇压下，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很快陷入低潮。
　　但与此同时，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则风起云涌，据称蔓延到九成左右的州县，吸引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参加。1900年春天，义和团的势力已侵入京师，并在京津一带大规模破坏铁路与电线。义和团势力在直隶地区坐大，与直隶总督裕禄（他也是满族亲贵）的态度有非常大的关系。裕禄对义和团的态度很暧昧，说是主抚吧，他曾无情剿灭拳民；说他主剿吧，他又曾向义和团下跪，为他们打开军械库。当义和团在京津破坏铁路、焚毁教堂时，裕禄虽然接到请求保护的报告，却迟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导致局势进一步危急，授予列强发兵进京的口实。不妨设想一下，假如当时仍然是李鸿章总督直隶（李是裕禄的前任），恐怕历史将会改写，直隶局面不至于失控。
　　裕禄的骑墙，是因为他在观望朝廷的风向标。朝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一直很不明朗，在主抚与主剿两条路线之间左右摇摆、进退失据。大致而言，当时的洋务派官僚主张与西方列强修好，惩办挑衅洋人的义和团；守旧派亲贵因为不满列强干预慈禧的训政与立大阿哥取代光绪帝的计划，则企图借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给欺人太甚的列强一点颜色看看。可以说，朝廷处置义和团运动的决策，将取决于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势力消长。而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顽固守旧势力复炽，所以当前山东巡抚毓贤回到北京时，立即受到载漪等亲贵的欢迎，又在京结徐桐、刚毅等，多方煽惑，自称为拳首，并捏称义和团不畏枪炮，一派虚言，遍传都下，随后毓贤便被任命为山西巡抚。
　　上面提到的刚毅，也是一个在义和团运动中导致局势恶化、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走向正面对抗的关键人物，义和团大举入京，即是刚毅的招团剿洋主张所致。此公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1900年6月，曾受命前往良乡、涿州一带察看义和团虚实，结果他向慈禧报告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促使慈禧下决心向列强宣战。6月21日，清政府下诏宣战，并饬令各省督抚将各处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刚毅则与载勋被任命为统率义和团大臣，率领义和团同八国联军开战。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前面所说的汉人督抚多主张对拳民采取强硬手段，满人督抚则给予义和团非常明显的怀柔，不过是表象而已，事情的实质是洋务派与守旧派两套治国方略的不同呈现。洋务派官僚控制下的东南各省，基本上保持着平静的局面，当清廷在守旧势力的操纵下向列强宣战之后，主政东南的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则与列强达成协议，拒绝北上勤王，史称东南互保，避免了战火南下。
　　义和团运动爆发于华北平原，还跟19世纪末中国北方的社会基础息息相关。著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的周锡瑞先生认为，在与直隶接壤的鲁西北，士绅阶层十分薄弱、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解体，这为拳乱的大规模传播创造了条件。直隶的义和团即由鲁西北传入。而在士绅势力较强大的鲁西南，拳民势力则受到地方士绅的控制，当袁世凯决意解决山东的义和团骚乱时，士绅群体的存在也提供了配合官府重建社会秩序的机制。来看山东巡抚衙门的一份表扬信：李万善既与李茂先同赴四乡，竭力劝禁邪术拳会，解散胁从，在事出力，自各查照前案赏给五品奖札，以昭激劝。说的正是地方士绅协助官方劝禁义和团、然后得到官府赏赐的事情。
　　直隶的情况稍有不同，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时，有大量的直隶士绅加入了义和团，京城士绅富户，多有设坛者，皆称坛主也。这是何故？一份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直隶士绅文化心态的研究发现，与更早接触外来文化的东南诸省相比，直隶一带的士绅普遍存在着强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间感于历来国耻，及各处教堂教士之蛮横，排外之心甚热，亟愿得相当机会，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愤，以故邑中有识士绅，亦洋洋乐道其事（指义和团运动）。这一士绅风气，要等到义和团之乱平息之后才得以改观。
　　东南的互保也不仅仅是洋务派官僚的主意，同时还有东南社会力量在推动。自洋务运动以来，东南各省兴办了大批洋务企业，传统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催生了一个强大的士绅绅商群体，这个既保持着士绅传统又对近代文明抱开放态度的城市精英群体，是东南社会最重要的稳重器。当拳民与洋人在北方乱战之际，汉口九江等地的绅商便致电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加强对长江和内河的防卫；上海的绅商则组织了一个东南救济善会，保护教堂及传教士；上海媒体纷纷刊发《保卫东南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论，要求东南诸省当局维持中外和局、保障社会稳定。
　　张謇、陈三立、汤寿潜、汪康年等东南权绅，为促成互保，也奔走于督抚、洋人之间，穿针引线。张謇的朋友刘厚生曾透露：当初张謇与何嗣焜、陈三立、沈瑜庆、汤寿潜、施炳燮六人（均为东南社会的士绅），决定拉拢刘坤一、张之洞两个总督，联合起来以东南互保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权为最大目标。不管张謇当时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图谋，但东南互保的实现，张謇确实发挥了大作用。张謇与刘进入坤一、张之洞关系密切，6月16日，英驻汉口领事欲派水师入长江，帮助弹压土匪，张謇得悉后力阻之，同时电告刘坤一：英水师欲据长江，若我不任保护，东南大局去矣。18日，他策动刘坤一招抚盘踞长江下游的盐枭徐老虎，避免徐老虎响应北方的义和团而闹事；25日，沈渝庆在盛宣怀的授意下，游说刘坤一跟西人签订和约，刘坤一犹豫未决，是张謇的这一句话：虽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虽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让刘坤一下了决心，电约张之洞与西人签约。次日，《东南保护约款》遂在上海签订。
　　可以说，没有东南社会整个士绅绅商群体的同气相求，东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炉的。
　　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平息了。这场运动产生了一个非意图后果，即以它的失败，证明了顽固守旧的不合时宜，守旧势力被清理出场，刚毅在追随慈禧西狩途中病故，毓贤在兰州被赐死，裕禄在战争中自杀。清廷终于下决心延续中断了的维新事业，于是紧接着庚子国变之后，又有了辛丑新政。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