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雪灾：对决策层的第三次“大考”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上天的有意安排，1997年中共15大召开，1998年爆发特大洪水；2002年中共16大召开，2003年“非典”大流行；这回，2007年中共17大召开，日历刚翻到2008年，在最应该下雪的中国北方，晴空万里；很少下雪的华南、华中和华东地区，暴雪成灾，让人不寒而栗地想起好莱坞灾难科幻片《明天之后》。
　　如果把每届新当选的中国领导层当作应届毕业生，通过或真或幻的内部选举，还只是通过“小考”，“大考”则可能要上天主持：老天爷出题目，政治家们做答卷，老百姓和国内外媒体打分数，如果成绩及格，甚至优秀，就有能力应对此后凸现的各种危机事件。
　　1998年的考题是“洪灾”。那次洪灾的惨烈，可以从原湖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缪合林的一份资料上看出几分，他和军民在长江大堤上守护了57天！那次的考题虽然暴烈了点，但复杂程度并不高，关键是对意志品质的考验，中央决策层坚决站在“死守”派一边，心里其实也并没有多少底，最后的成功，有几分侥幸，也有几分是对执着的奖励。不过，如果要吹毛求疵，可能求到的瑕疵是：一定要守住堤坝，有多少出于政绩和喜功的考虑，有多少出于灾区利益考虑？“死守”战略如果失败，代价是什么，是军人的更大牺牲和更大的受灾面积？政治不应该是赌博，应该有更宽裕的选择空间。
　　第二次“大考”显然是老天爷搞的突然袭击，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是这次大考的主题。从未见过的恶性传染病，不可预期的传播途径和毁灭范围，对生命的剥夺和对经济的打击，对国际社会的威胁，以及被国际社会隔离的危险，都缺乏可以参考的先例。回头一看，决策层对那次危机的反应，起初过滤消息，可议可叹；嗣后鞠躬尽瘁，可圈可点。
　　这次“雪灾”大考，考的就不仅是中央，更是地方了；考的也不仅是应急救援，更是长期施政。这次雪灾给人的印象是，中国长江以南大面积的地方政府在公共工程建设上，没有危机思考：供水管道似乎没有考虑零度以下的天气，供电高压塔线也不考虑大雪会变成冰凌所造成的压力，高速公路维护部门更没有设想配备足够的除冰设施幸亏这次来的是冰雪，不是炮火；要运送的是回家过年的旅客，不是蹈赴国难的军队，否则，后果怎堪设想？
　　这次“大考”成绩如何，当下还难下定论，但可能“扣分”的地方，至少有三处：
　　第一，从上到下的灾害预警系统像一只铃铛坏了的闹钟，或者像一只闹错了时间的表，该闹的时候不闹，不该闹的时候闹了。气象灾害中最重要的预警系统大概是气象台了，可是它的预报常常不灵。言之凿凿地预告北京地区1月18日下午开始两到三天的降雪过程，而且是大到暴雪，到傍晚也没有看到一片雪花，又改为预告午夜开始降雪，一直降到下周一中午，我半夜醒来往窗外一看，预期能看到玉宇琼宙，结果呢，一片昏暗。此后两天北京的天空连一点雪意也没有。
　　如果说中国的气象部门像说“狼来了”的孩子，美国的气象部门则更像科学巫师。我在波士顿访问期间，有一天早上，晴空万里，电视却通告说，下午各学校放假，气象预报说当天中午前后有暴雪。我当时不相信。到了中午，就像变魔术一样，天空中彤云密布，片刻间，大雪纷飞。
　　除了气象部门，地质灾害部门以及相关的机场、车站和高速公路职能部门也没有预见到，中国南方的特殊地理环境（亚热带与温带过度带）对降雪的影响：雪化成水，水凝成冰。一些俄罗斯和加拿大的读者对《环球时报》说：“我见过比这大上百倍的雪，但没见过这么奇特的雪灾”。他指的是路上的坚硬冰层，和高压电线上的巨大冰凌。大面积停电，以及高速公路、机场、车站结冰不能通行，都与缺乏必要、正确的预警，没有能及时除雪有关。
　　第二，官场短期行为使得不少地方官员把公共工程当形象工程来建设，官员腐败也“造就”了不少豆腐渣工程。就拿覆冰导致断线倒塔来说，网友“长沟流月去无声”在她的博客里就有五问：“一、为啥东北很少出现这情况？二、钢铁之躯，连这点覆冰都抵抗不住？三、为啥设计时不留更大的裕度？四、为啥架空线不改为电缆入地？五、为啥出现一条线路倒塔之后不转移负荷，用另外的线路供电？”只要一个地方官员打算干几年就升迁的话，是不可能考虑这些问题的。
　　第三，各级官场缺乏“自组织”能力。在温家宝总理奔赴抗灾一线之前，没有看见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在一线抗灾，也没有看到有地方负责人在现场组织救灾的相关报道。老乡吴祚来恰好在安徽降雪期间回了老家，他说，“安徽这次雪下得也是五十年甚至百年不遇，但我作为一个雪夜亲历者，并不感觉有多么可怕，连出租汽车都能通行二百公里，火车就更不在话下了，唯一出现问题的路段就是山坡地，如果有护路工值守，弄些麻袋草袋或沙子，通行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连护路工都没有看见，还能看见什么长什么书记大人么？中国的官场就像一只大磨，上面不推，磨是不会动的。这与权力来自上层，不来自下面的政治体制有关。这种体制不改革，要想有灵敏的应急救灾机制，并不容易。
　　印度籍美国经济学家森说过，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套用他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个政治体制完善的国家，可以把自然带来的灾害降低到最低程度。持平而论，各地公职人员在中央推动下，奋力救援，为家中和途中挨冻的人送了暖；但也无庸讳言，中国政治体制中某些不完善的部分为这次暴雪加了霜。
　　往者已逝，来者可追。但愿我们可以指望，通过这次大考，中国决策层能够洞察真正的问题所在：大雪暴露的是基础设施问题，基础设施暴露的是制度安排问题。表面上的冰好除，覆盖在体制层面的冰难除。倘若能亡羊补牢，改革制度，则不负老天爷的这次“大考”和遭灾人的挨冻，更不会交出一份白卷。
　　2008年2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