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哪里

　　文维舟
　　“你幸福吗？”在前一阵俨然是全国的流行语，如果你以此问问国内的城市居民，恐怕很少会得到什么肯定的答复。事实上，在中国的城市精英中，愤怒、忧虑和抱怨是远比快乐更为普遍的心理。
　　为何是这样？他们大多数人迄今为止的人生阶段都生活在一个快速变革的国家，常常也是“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和他们的父母辈不同，他们早已免于匮乏的恐惧。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堪称世上最有理由抱有典型的中产阶级乐观精神即深信能通过努力和奋斗改善自己的命运，因为他们不但一直是这么做的，而且已经以人生做出了证明。
　　然而事实是：他们自己却似乎相当地不确信。尽管他们的生活在三十年来和几乎所有中国人一样得到了改善，在这个国家，“成功人士”通常是个颇含讥讽意味的词汇，相反，即便生活无忧的人也更喜欢自称是“屌丝”、“卢瑟”（loser）。如果看过《阳光小美女》之类的美国电影，人们不难感受到美国中产者内心最大的恐惧之一就是成为loser，然而在中国当下，loser反倒是中产精英自我标榜的最常用符号之一，他们这么宣称时更多是出于某种相对剥夺的愤怒（“我本可以更成功”）、一种老于世故的玩世不恭，混合了无力感和抗争性，但无论如何并不是真的自认失败乃至自甘失败。
　　正如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日前所言，眼下中国的特点之一是“就连特征最明显的中产阶级依然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如果你去问年均收入1。7万美元、有一套住房一辆车和一两个iPad、孩子上6小时私人钢琴课这样一个比较富裕的北京家庭，他们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大多数家庭会对这种说法感到吃惊”。确实如此，我一些北京朋友甚至认为年收入50万才是“中产阶级的门槛”，而这一收入水平按不久前《福布斯》杂志的评估，已可跻身中国最富1人口。之所以不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除了中国的怕露富、反精英的传统之外，当然也在于“中产阶级”本身的界定就很模糊《泰晤士报》估算中国有2。5亿中产阶级，这意味着中国40的城市人口都是，然而如果在国内的论坛上讨论，这个比值将会招来无尽嘲讽和争议，很多人说的“中产阶级”，实际上相当于实现财务自由的超级精英，而非社会的普通中间层。
　　在中国，中产阶级原本就是邓小平时代（尤其是1992年南巡之后）才逐步浮现的新现象，他们不过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除了经济状况外似乎并无什么明显的共同特征或共同心理，许多情况都只在模模糊糊之间，就像这个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尚未成形。许多人不仅否认自己是中产，甚至根本否认中国有中产阶级，以至于这种否认本身都成了中国中产阶层的最明显特征之一；而另一个相关联的特征则是他们经常认为自己不仅不是中产，而且是受苦最多的群体我一个在外企月入三万、早已有房有车的朋友就曾抱怨，上有权贵下则有政府不敢惹的贫民与农民，惟有“我们这些人”才是被收税最多却又得到最少的。
　　这种“富裕否认症”（abundancedenial）心态，也并不只是中国才有，曾有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有钱人才是“宽裕的”，他们不愿承认自己是命运的宠儿，“我靠奋斗到达今天的地位，没人给我什么照顾”中产的典型心态之一，就是觉得自己眼下的生活都是自己“挣来的”（earned），不像其它阶层都不努力：更高的阶层不劳而获，更低的阶层则因不努力才堕入深渊。
　　每个人都承认这二三十年生活确实大幅改善，但也正因为这种不断改善，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持续改善的强烈心理预期。这就导致了某种社会心理上的“隧道效应”当所有车都堵在隧道里慢慢往前开时，你尚可安心，但如果你这根车道上在慢慢往前开，旁边一根车道却在迅速通行，你心中就不免激起了焦虑和不满。
　　此外，生活不断改善的可能意味着人们一直有机会爬升，因此，在中国远不像西方那样，中产早已是一个相对固化的阶层，而是一个仍在不断变形和动荡的状态，人们很少会对现有所得感到心满意足（因为那“都是我血汗和奋斗挣来的”），他们的相对剥夺感也就愈加强烈，虽然他们设想中阻挡他们获得更高幸福的障碍形形色色。
　　确实，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中，要安稳生活并不容易，以至于你就算仅仅想心满意足地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也得拼命奔跑才能维持。人们都觉得如今生活得不轻松。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2003年美国《财富》的一篇文章杜撰出“HENRY”一词以描绘“高收入而不富裕者”（HighEarner，NotRichYet首字母缩写），指年收入1025万美元（或家庭年收入2550万美元）之间的人群，他们按说是高收入，但在扣除税负、子女教育经费、住房开销和日常消费后却所剩无几，因而这些人绝不觉得自己富有；而这些人据经济学家估计，在创造了美国40消费支出的富人人口中占了90。在1950年代之后直到911之前，美国人的收入大幅增长，克林顿总统宣称“西方社会从未在任何事后享受像现在这样的繁荣和现实”，然而认为自己“幸福”的美国人的比例却没有任何增长，相反，总是感到抑郁不振的精神患者却增长了十倍。
　　学者艾伦乌尔夫因而曾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声称为最大多数人创造最大程度幸福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为什么会遗留这么多的不幸福感？”
　　这个问题似乎颇为难解。因为幸福感本身就是在社会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产生的精神需求。在这一价值转变之前，整个社会常洋溢着一种金钱万能的气氛，那时候，赚钱不是实现幸福的手段，它就是目的本身借用喜剧家HenryYoungman的话说，“幸福有什么用呢？又不能赚钱。”然而财富有了积累之后总不免滋长质疑和厌倦，然后就会有一个论调浮现：哀叹自己身处一个物质繁荣而精神贫瘠的时代。
　　朱德庸在《大家都有病》中，表达了这种普遍的情绪：“我们碰上的，刚好是一个物质最丰硕而精神最贫瘠的时代，每个人长大以后，肩上都背负庞大的未来，都在为不可预见的‘幸福’拼斗着。但所谓的幸福，却早被商业稀释单一化了。这是一个只有人教我们如何成功，却没有人教导我们如何保有自我的世界。这是一个有病的时代。”
　　斤斤于自己幸福与否，这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而这本身就不是一种幸福的状态。实际上，古代汉语中本无“幸福”一词。收录古汉语词汇最全的《辞源》中就没有“幸福”一词；《新唐书》中倒是有“幸福而祸”一语，却是“祈求幸福而得祸”的意思。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福”依次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善终），无一涉及“快乐”，更重要的是：这五福都是私人状态，并非某种公共幸福，也就不可能有哪个政治家宣称他的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了。
　　英语中表示“愉快和满足的精神状态”的happiness一词，也是1590年以后才出现的。用LeoLowenthal的话说，“在宗教改革前后，人们在一般的生活方式上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宗教影响的衰减。人们心神不定，想从各种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对幸福的渴望，成为了普遍的重大社会问题。”如今我们所理解的“幸福”，原本就是随着世俗现代价值观的变迁而来的观念在各地方言中，即使有“幸福”，大多也是个外来的新词，就像无论用上海话、广东话还是福州话说“我爱你”，都会很别扭一样。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幸福”作为形容词时意为“（生活、境遇）称心如意”，但词义总是随着社会语境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如今的中国，“幸福”一词已有了太多复杂的含义，以致当被问到“你幸福吗”时，许多人恐怕内心都感到“这怎么说呢？一言难尽”。这不仅仅是个人称心如意与否，甚至你看看窗外的雾霾、以及读到网上一篇千里之外的什么报道，即便不至让你因此觉得不幸福，却也常常莫名地让人觉得似乎没什么好快乐的。
　　在这个时代，“幸福”已经不只是一种个人感受而已，如今它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虽然战后西方的经历早已证明经济增长和生活改善不能同比例增加幸福感，那些看似人民很幸福的社会（小壹注：在2011年的一项调查里，印度人民的幸福感远超欧美民众，更不用说天朝了）好像也不见得是更好的社会，但至少，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应允许人们抱怨并回应他们的要求，还应容许他们以自己五花八门的方式去寻求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