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青少年抑郁症调查报告：隐秘在角落的痛

　　今年9月份，云南省某医科大学的大四学生肖婷（化名）主动来到昆明市中医医院心理科，做了一名志愿者。每周六早上，她会帮着叫号、陪聊、做测评。
　　而在9月份之前，她还是一名抑郁症患者，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苦苦挣扎。
　　
　　妈妈，我真的病了
　　小艾（化名）在昆明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一，学校每月考试都会排名。最近，她从进校时的年级300名跌出了1000名。身体上也开始出现不适，头痛、发烧、腹痛。父母带她做了全面检查，都看不出所以然。
　　两年前，读六年级的小强（化名），告诉妈妈：学校做了心理测试，结果显示自己得了抑郁症。小强妈妈根本不相信，孩子整天能睡能吃没有任何异常，怎么可能得抑郁症呢？随后，小强经常以身体不舒服为由不去上学，一会儿说胸闷，一会儿说头疼。妈妈也带着他到医院做了各项检查，均显示无异常。
　　最终，两位家长的疑惑和焦虑在医院精神科找到了答案。小艾和小强单独进行了心理量表测查，包含抑郁、焦虑、睡眠以及其他90项清单。通过自评和他评，填写问卷，询问家长，必要时还会打电话给老师，两个孩子被确诊为中度抑郁。
　　“孩子交流一直很正常，以前觉得他是在装，为不想上学找借口。没想到，孩子真的病了。”小强妈妈说。
　　
　　杨建中是精神医学博士，曾任职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精神科，2014年来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开设精神科门诊，从事青少年抑郁症治疗与研究已经10多年。
　　他曾为一名中学生开具了重度抑郁的诊断书，父亲情绪激动：“你凭什么说我儿子得了抑郁症？”杨建中博士耐心地一条一条解释依据后，孩子哭了，冲父亲大喊：“我和你们说过我不是矫情，我生病了，你们不信，现在医生说了，你们还是不信，到底要怎么样你们才肯相信？”
　　杨建中认为，目前青少年抑郁症最大的阻力之一来自家长的病耻感，大部分人不愿意承认孩子生病了。
　　“如果能重来一次”小强妈妈好几次这样说，她最后悔的是之前对儿子患病的事实选择了不理解和逃避。她不知道孩子经常头疼、心慌，其实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被忽视的痛苦
　　抑郁症是一种情绪问题的脑疾病，会伴有身体某一部位或多个部位的持续疼痛、不舒服，这在医学上称作躯体化症状。这类症状常常是青少年抑郁症的早期表现。
　　
　　在昆明市中医医院，心理门诊已经开设了26年。每周三和周六，该科室的创立者宋慰春都会坐诊，“那些高敏感、高智商、高纯度的孩子更容易得抑郁症。”宋慰春教授会为来访者进行个人气质方面的评估，他发现，抑郁质的人更敏感易挫，更容易钻牛角尖。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精神科门诊中，1318岁的青少年和55岁以上的老人居多。其中，青少年占到了70，最小的孩子只有9岁。
　　杨建中认为，抑郁症的病因是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确切原因和个人性格、气质相关，也和一些生物学原因有关联。对青少年而言，学业压力、家庭矛盾、关系处理、抗挫能力、心理创伤等，都可能引发抑郁症。
　　团中央西南区域心理学专家、云南省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特聘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鲜和做心理咨询的孩子交谈时，常会察觉到有些孩子情绪低迷，萎靡不振。深入交流后，还会发现孩子有一些自残行为。
　　说起这两年接待的个案，她很担忧，“有一天总共接待了5个用刀划手的孩子，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在王鲜看来，抑郁最重要的表现是没有活力，而不是不开心或不高兴，像一台电脑卡住了、死机了。
　　这也印证了抑郁症典型的三低症状：情绪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
　　
　　“如果情绪低落等抑郁症状持续2周以上，并伴有不明原因的身体慢性疼痛或不适，就需要到医院看看了。”杨建中说。
　　抑郁症的确诊有一套国际化标准：
　　轻度及以下抑郁症，可进行非药物治疗，即加大运动量、调整作息、加强社交、寻求家庭支持、心理调适。24周后，如果自我调整无效，再考虑用药；
　　中重度抑郁症，建议采用药物心理治疗的方式；
　　如果到了重度阶段，心理治疗基本无效，必须以药物控制为主，因为很多患者已经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执行功能减退等高级认知功能受损的表现。
　　研究发现，抑郁症是一种高复发疾病。如果接受了不规范治疗或过早停药，复发率为5080。三至五次复发后，大多数患者需要长期甚至终身治疗。
　　抑郁症并不可怕
　　14岁的阿丙（化名）休学了，没有生病前，父母的交流方式是吵架、大吼、砸东西，甚至拳脚相向，当他被诊断出抑郁症并伴随手机上瘾后，父母的相处模式，以及与他的沟通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现在爸爸妈妈之间、和我之间，都会好好说话，不过他们有时仍会高高在上。”目前，阿丙正在接受心理疏导，咨询师建议他去练拳，将对手机的注意力转移一部分到现实活动中。
　　小强妈妈给儿子转了学，她现在已经接受了孩子患病的事实。除了按时吃药，孩子也在做心理辅导。听从专家的建议，小强妈妈适当增加了孩子的运动量，让他大声唱歌、朗读。
　　有一天她带孩子去坐过车山，孩子玩了一次又一次。虽然很害怕，她但还是咬牙陪孩子一起。“以前，孩子说不想去上学，我会劈头盖脸一顿骂。现在孩子说不想去，我会说好的，不想去今天就不去了，明天我们又去。”小强妈妈说。
　　肖婷在市中医院心理科做志愿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的初衷是自己走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后，想帮助别人，也想让自己的内心更强大。
　　生病时，肖婷整天遛狗，“我和它说什么，它都乖乖听着，我流泪，它会过来蹭我的脸。”今年7月，肖婷被学校安排在会泽县肿瘤医院实习，“那么多人那么努力地要活下来，我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呢？”慢慢地，肖婷觉得自己从抑郁症的阴影里走出来了。
　　康复后的肖婷，每周六都会在市中医院门诊里帮忙。从就诊的抑郁症患者身上，她常常能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也更能感同身受，“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帮助还在抑郁症泥淖里的孩子们，鼓励他们早点好起来。”
　　
　　昆明市政协委员毕晓芬在2019年2月16日递交《关于加强我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建议》，“把健康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养成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以及衡量人才的基本条件，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她建议各级学校开设挫折教育课，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和干预，并组织专家编写挫折教育教材，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同时，毕晓芬和王鲜还组成一个公益宣讲团，走进昆明的校园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今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要求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该方案明确了六项重点任务，其中在“加大重点人群干预力度”中，青少年排在了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