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与上海《民国日报》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方志敏，在其青年学生时代就十分关注社会、憎恶黑暗、追求光明。当时，他不仅是一位不断探求、勇于斗争的革命追随者，而且是一名思想活跃、文笔犀利、成绩斐然的文学青年。20世纪20年代初，方志敏在南昌、九江读书期间，课外阅读广泛，涉猎了许多进步报刊。除了北京的《新青年》外，他特别钟情于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和青年团中央机关主办的《先驱》杂志。
　　上海《民国日报》是1916年1月为反对袁世凯而创办的，后成为国民党机关报。同年6月，该报总经理邵力子砍除了原先一些庸俗的栏目，开辟觉悟副刊，他除了亲自任副刊主编外，还请新文化运动的勇士、我国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先生协助。这样一来，该副刊便颇具革命亮色。所刊文章提倡推翻旧文化、旧文学、旧制度，向新文化进军，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旧社会作斗争，主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邵力子一度每日亲撰短评、时论以大力宣传马列主义，鼓吹革命。当时《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影响，吸引了许多像方志敏这样的革命青年。
　　方志敏接触到上海《民国日报》时，正是他思想逐渐成熟，处于由血气方刚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信仰者的过程中。1921年春，方志敏在南昌参加了江西改造社，他与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学生决心使黑暗的旧江西变成光明的新江西。1922年方志敏就读于九江南伟烈学校，在那里，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在校园内组织读书会，开始自觉地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信奉社会主义。
　　就在这期间，方志敏除了经常在江西改造社主办的刊物《新江西》上发表作品外，还常常给《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投稿，并常常有感而发投书报馆，提出问题或申述自己的见解。由于方志敏思想活跃、剖析独到、文笔流畅，引起了邵力子的注意。早在1920年6月，觉悟副刊登载了一篇题为《捉贼》的小说，描写了学生吊打小偷的情景。这在方志敏思想上引起了震动，便投书报馆发表了一番赞同进步学生针砭时弊的见解：小偷是不是算顶坏的？比他坏的，触目皆是。军阀、政客、资本家、地主，哪一个不是操戈的大盗？为什么大盗逍遥自在，受人敬礼，而小偷却在此被吊起吊打？主编看了方的信，颇有感触。他亲笔复函，赞扬方志敏见解深刻，指出了社会的本质和病根，并希望他常写些诗文，揭露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
　　不久，方志敏真将自己所创作的鞭挞黑暗社会、充满激情的作品向报馆寄去。《民国日报》1922年5月和6月的觉悟副刊就先后发表过方志敏在九江写的白话诗《哭声》和《呕血》。他在《呕血》的结尾处写道：呵，是的，无产阶级的人都应该呕血的，都会呕血的何止我这个羸弱的青年；无产的人不呕血，难道那面团团的还会呕血吗？
　　方志敏就读的九江南伟烈学校是美国教会开办的学校，校方对学生的思想禁锢很严。方志敏等革命青年早被反动当局和校方视为难以管束的不安分学生，欲将其除名。1922年7月初，方志敏未等校方除名便张榜自动退学了。方志敏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读书不成，只因家贫，我也不愿再读那些毫无意义的书，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从此，方志敏离开九江只身漂泊上海，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十里洋场，茫茫人海。方志敏初到上海，人地生疏，他先后曾在江西会馆和赣籍同学处搭宿。方志敏在沪期间，多数时日与贵溪籍同学罗漫在一起，挤在法租界贝谛鏖路（今成都南路）巨鹿里一个小亭子间里。
　　数日后，方志敏由罗漫陪同来到《民国日报》报馆拜会邵力子。邵力子对方志敏的来访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关切地问长问短。当邵力子了解到方志敏在上海举目无亲、临时挤在同学的亭子间栖身时，便热情地说：一个大学生想在上海谋个小学教员的位置都很难，我看你暂留在我们报馆打杂吧！方志敏十分激动地表示感谢。承蒙邵力子的器重和热情，方志敏一度落脚《民国日报》报馆。他与罗漫晚上在报馆做校对，白天到学校旁听。邵力子的家住在离报馆不远的南洋桥三益里，邵力子曾挽留方志敏在家中小住数日，让方志敏与其在复旦大学就读的儿子同室。
　　一天，方志敏拿着以刚到上海时的遭遇为素材写成的小说稿兴冲冲地来到邵力子家，念给邵家人听，并征询给作品定个什么题目为好？此稿子两天后以《谋事》为题赫然刊载于《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邵力子还对作品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就在这年夏季，方志敏在上海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第二年（1923年），方志敏这篇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的《谋事》同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享有盛名的作家作品一起被选进上海小说研究所编印的《小说年鉴》里，并有按语赞此作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作品。同年上海《民国日报》还发表过方志敏的《我的心》和《同情心》等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文。
　　方志敏与上海《民国日报》确有一段缘，在我们目前所发现方志敏早期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有一半是发表于该报的觉悟副刊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