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一票成为普通话的是四川话还是粤语这一票当时又是谁投的呢

　　说到这个普通话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非常的实用，如果不是普通话的推广的话，估计现在我们去那个地方玩玩什么的都不方便，方言之间差距比较大听不到太难受了，所以普通话的推广还是比较好的。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北京官话是比较接近普通话的，话说以前在选普通话的时候，是有其他方言差一票成了普通话的，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又是谁投了这关键的一票呢？这个问题也比较有意思，下面我们继续来分析揭秘看看！
　　差一票成为普通话的是其他方言的说法是谣言，是彻彻底底的谣言！
　　1912年民国建立，次年即成立大会准备选定国语，但其实，当时民国政府所讨论的“国语大会”根本就没有考虑要选哪种语言或方言为国语，而是约定成俗统一共识以北京话（老北京话，溥仪审判视频上说得那种，东北口语重的）为基础，然后再来考虑“定音”，即意味着与会者们也有另一个共识，就是想把北京话改造成另一种语言，而不是要选哪种方言直白点说，就是想恢复一些“古韵味”，也就是入声、尖团声、清浊音等古汉语的独有特点。
　　正是因为这样，才会考虑到一些方言但他们要的是这些方言的元素，而不是直接置换。
　　在这两个预设规则的框架内，大会确认：
　　1、以老北京话为基础；
　　2、再从全国各地的所有方言或个别方面中选出部带有古汉语元素的字、词用来替换老北京话中的所对应字词；
　　3、对于这种做法，民国政府将之定义为“国语读音统一”。
　　大会结束后，由“读音统一委员会”整理所选定的字词，糅合北京话并录制了“国音”，实为北京话南京官话（注：主要是取南京话的入声、平翘、前后鼻、尖团区分等古汉语元素，粤语根本没有“出现”过），以及从全国各地的方言中挑出来的各种字、词这日后也成为了两年后它失败的深层次原因，因为“老国音”是“边用边造”的，每一个字的定音都常常引起争议，从而使推行进程深陷泥潭、效果也大打折扣，随着国内军阀混战，“老国音”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代之以纯北京话为国语，这也是后来的国民政府退往台湾后与大陆一样选择北京话为“国语”的根本原因。
　　【老国音】视频听析：http：www。miaopai。comshowQBaSxHpHruYKmb03G9yxw。htm
　　那么，到底是哪一种方言当初“差一票”成为国语呢？
　　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国语周刊》（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辑）第133、134两期（1934年4月14日、21日）连载了语言学家黎锦熙的文章《民二读音统一大会始末记》，详细介绍了民国二年制定国音和注音字母的过程。黎锦熙本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与当时的许多与会者熟识，所以这篇文章内容翔实生动，真实地再现了会议的经过。
　　1912年（民国元年）12月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吴敬恒（稚晖）人主任，并制定读音统一会章程8条。规定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为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读音统一会员，由教育部延聘若干（无定额）；各省推举2人，由行政长官推举；蒙藏各1人，由在京蒙藏机关选派。此外华侨代表1人。会员的资格有一定的要求，必须具备下列四条之一：
　　1、精通音韵；
　　2、深通《小学》【注：古时称“文字学”为“小学”】；
　　3、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
　　4、谙多种方言（这一点太难为广东人了。。。。）。最后确定下来的成员一共80人（见附录完整名单），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虽然说各省最多推举2人，但是在教育部任命的会员当中以江浙为主，结果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此外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
　　从比例来看，来自广东的会员只有4人而已，根本不可能左右会议结果。当时来自北方直隶省的著名语言学家王照（王照“官话合声字母”的发明人）对于会员构成非常不满，指出江浙人占25人之多，其中来自无锡的就有5人。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会议实行一省一票制度，而不是每个会员一票。当时对于一省一票制度争论也很激烈，来自江苏的汪荣宝声称，“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反问：“此语做何解释？”汪不语，王照接着质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北方会员坚决要求每省一票，威胁说如果通不过就自行解散推出会议。最后在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炜（其时蔡元培因政见与袁世凯不同已经辞职）推动下，终于通过了一省一票制度。
　　这个一省一票的制度是解读会议结果的关键。
　　特别要再次强调的是，会议根本就不存在讨论以哪一个方言整体定为国语的情况，大家都是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逐一审定每个汉字的“国音”。投票表决的内容主要是对某些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它的读音。
　　读音统一大会在1913年（民国2年）2月15日开幕，实到44人，来自江苏的吴敬恒得29票当选议长，王照仅得5票任副议长。以一省一票的原则，会议逐一审定了6500个字（另加600俗字、新字）的“国音”。当时为了记录定下来的“国音”，临时采用了一套注音符号系统。字音确定以后，下一个任务是核定音素，并且确定一套字母系统来表示音素。按照黎锦熙先生的记述，会议进行到这个地步出席者日渐稀少，但是对于“字母”问题几乎打起架来。当时字母提案颇多，但总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案：
　　1、偏旁派，仿照日本片假名，用音近之汉字，取其偏旁为字母；
　　2、符号派，主张另外制定一套符号系统；
　　3、罗马字母派。与会者多日争论僵持不下，结果浙江代表许寿裳等人以及与会的教育部职员周树人（鲁迅）提议，就使用在审定国音期间使用的“临时符号”为注音符号（《国语周刊》刊头上的符号就是这种“注音符号”）。这套符号是章炳麟所创，借用了古代篆字的形状，与前述三派无关，可称为“简单汉字派”。这套“注音字母”在大陆一直用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时，至今台湾和部分海外华人依然在使用。
　　国音统一会议不是一个团结的大会，也算不上胜利的大会，但终于在5月22日闭幕，比预期的会期推迟了一周，由于会议期间争吵激烈，会议的议长吴敬恒在4月22日辞职，接任的王照也在5月7日后请了病假，临时由直隶的王璞主持会议。当时对于浊音和入声尤为激烈，江苏代表汪荣宝夸张地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同样是江苏的代表、会议议长吴敬恒也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若”。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最终还是以一省一票原则的多数票决定“国音”。
　　所以说，在审定的这么多汉字中，也许有一些字及其读音是“差一票”通过的，但根不可能存在某一个方言直接被定为国语。
　　说完了，请不要再造谣传谣，谢谢。
　　附录：出席1913年【读音统一大会】80人名单（资料来源：《国语周刊》1934年4月14日第133期）
　　江苏17人：吴敬恒（稚晖）、陈懋治（仲平）、汪荣宝（衮甫）、顾实（铁僧）、华南奎、陆尔奎（炜士）、邢岛（瘦山）、杨曾诰（焕之）、董瑞椿（懋堂）、王X（云轩）、白振民（振民）、朱炎（炎之）、谢冰（仁冰）、胡雨人（郁人）、黄中疆（适园）、伍达（博纯）、朱孔彰（仲我，安徽代表）
　　浙江9人：胡以鲁（仰曾）、杜亚泉（伧父）、汪怡安（一厂）、马裕藻（幼渔）、钱稻孙（稻孙）、朱希祖（遇先）、刘X善（敬之）、许寿裳（季芾）、杨X（洁臣）、陈溶（子英）。
　　直隶8人：王照（小航）、王璞（蕴山）、马体乾（子良）、张x（仲苏）、王修德（新邦）、王仪型（式文，号希崎）、陈恩荣（哲甫）。
　　湖南4人：舒之鎏（贻上）、周明珂（芷佩）、李维藩（麓石）、陈遂意（文会）。
　　福建4人：卢戅章（X机）、蔡璋（子英）、林志煊、陈宗藩（莼衷）
　　广东4人：郑藻裳、罗赞勋（世芳）、陈廷骥、杨耀焜（华侨代表）
　　湖北3人：严正炜（彤甫）、陈曾（孝通）、李哲明（惺侨）。
　　四川3人：廖平（季平）、蒋言诗（志吾）、王锡恩（捷三，藏代表）
　　广西3人：汪鸾翔（巩庵）、蒙启谟（警民）、朱资生。
　　山东2人：张重光（绍宜）、隋延瑞（辑五）。
　　山西2人：杜曜箕（星南）、兰承荣（向青）
　　河南2人：陈云路（子怡）、李元敷（午樵）。
　　陕西2人：李良材（桐轩）、高树基（培支）
　　甘肃2人：水梓（楚琴）、杨汉公（X泽）
　　安徽2人：洪逵（菱龄）、程良楷（子箴）
　　江西2人：高X南（瀚九）、徐秀钧。
　　奉天2人：李维桢（子栋）、张德纯（子文，回代表）。
　　吉林2人：乌泽声（谪生）、王树声（宇清）。
　　黑龙江2人：赵仲仁、刘澍田。
　　云南1人：夏瑞庚（小琅）。
　　贵州1人：姚华（茫父）
　　新疆1人：蒋举清
　　蒙古1人：汪海清（子瑞）
　　籍贯不明者1人：孙鸿哲
　　【南京临时参议院】
　　议长为林森，副议长为王正廷。
　　参议员（以下名单有出入，待考）：
　　直隶：谷钟秀
　　奉天：吴景濂
　　河南：李搫、陈景南、丁廷謇、张启与、李载赓
　　山东：史泽咸、于洪起、陈命官、彭占元、刘星楠
　　山西：李素、刘懋赏、景耀月
　　陕西：赵世钰、张蔚森、马步云
　　湖南：彭允彝、刘彦、欧阳振声、覃振
　　湖北：田桐、刘道仁、胡秉柯、欧阳启勋、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
　　安徽：胡绍斌、常恒芳、凌毅、范光启
　　江苏：杨廷栋、陈陶怡、凌文渊
　　江西：文群、汤漪、王有兰
　　浙江：王正廷、殷汝骊、黄群、陈毓川
　　福建：林森、潘祖彝、陈承泽
　　广东：钱树芬、金章、赵士北
　　广西：邓家彦、曾彦、刘崛、朱文邵
　　四川：黄树中、李肇甫、熊成章
　　云南：张耀曾、席聘臣、段宇清
　　贵州：文崇高、平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