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首提“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随着档案和其他各种史料的大量公布和挖掘，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对党史人物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这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入贯彻的体现。这将有助于纠正人们以往对一些党史人物的片面的和模式化的认识，使人们真正了解这些党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近年来，学界关于党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择其有重要研究新进展的若干人作以介绍。
　　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
　　以往学界对朱德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军事思想。近年来，学界对朱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研究者认为，朱德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善于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灵活具体地处理好军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军事经济建设思想。研究者指出，朱德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朱德把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从“苏联模式”中摆脱出来，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将其概括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理论上有了明确的定位。朱德提出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基本观点：搞社会主义建设，既要向外国学习，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要搞好“内外交流”；正确评估农民的觉悟程度，逐步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工业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建立起“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军事工业体系。
　　李大钊日本学者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站不住脚
　　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过去对他的研究多从政治的视角。近年来，李大钊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的转换；二是对一些成说的争鸣。关于李大钊研究视角的转换，现在研究者更倾向于把他作为现代文化名人。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从文化的视角，对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进行了重新解读。比如对他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研究者提出，仅将此两文定位在欢呼十月革命的角度是狭隘的，要把它们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语境”下才能正确理解其价值。对他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和《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两文，有研究者主张这两文所表达的并不是简单的学习俄罗斯文明，而是从学理层面，对1918年2月签订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发表的一种政治见解，意在告诫当局：不要因一时的短见而上日本的当，派兵干涉俄国。
　　争鸣的另一个热点，是由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成立史》引起的，即对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争论。石川认为，《晨报》主笔陈溥贤才是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开路人，李大钊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陈溥贤传递的。同时，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了质疑。国内研究者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萧超然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和思想体系来介绍，李大钊是第一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虽然还需要再认识，但就现在掌握的史料来看还是可信的，石川的质疑并不能站住脚。
　　董必武“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
　　董必武作为在国外学过法律专业的一位党的领导人，建国后主管政法工作，其法治思想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以后，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在研究中受到更多的重视。研究者普遍认为，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思想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他在法学思想和法治建设方面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既是整个新中国依法治国历史进程的开端，也是新时期中国加强法制建设的思想理论准备。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认为，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为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他提出的“人民民主法制必须进一步加强才能适应党所提出的任务”，“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是董必武法学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渊源。
　　任弼时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长期以来，学界对任弼时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变。2004年，随着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到来，《任弼时研究述评》、《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和《任弼时传》（修订版）出版，使人们对任弼时的生平和他在党史以及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认识。研究者围绕任弼时关于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经济建设的思想与实践等方面进行了集中探讨。其中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任弼时在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薄一波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他指出：任弼时“在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过程中，是立了功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任弼时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冷溶所说，任弼时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党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他有关，因此不研究任弼时，许多党史上的重大问题搞不清楚。
　　俞秀松国际冤案得到平反
　　近年来，学界对俞秀松的研究集中于两方面：一是俞秀松在创立中国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的贡献。学者指出，研究中国的创立史绕不开俞秀松。二是发生在俞秀松身上的国际冤案，一度使他成为中国革命史上毁誉参半的人物，这导致其身后数十年对他生平和事迹研究的不足。对于前者，2001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一卷中在叙述参加上海早期组织的人员中，俞秀松名字紧列陈独秀之后，从而明确了他是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地位。对于后者，一些研究表明，俞秀松冤案是王明、康生陷害的结果，他是苏联肃反运动的牺牲品。这个冤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对于研究那个时期中共和苏共、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20世纪30年代党内的审干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他的日记被称为“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
　　以往，学界对杨尚昆研究较少。这与他是党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尤其是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积极实践者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创立者之一的地位不相称。近年来，杨尚昆研究受到重视。有的研究者认为，近年出版的《杨尚昆日记》堪称“一部观察当代中国史的珍贵记录”，披露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史料价值。比如，革命刚刚胜利时，对我党面临的严峻考验，《日记》中就有记述，“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关于高饶问题，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毛泽东确定的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救’”，“给一条路让他走”，“力求避免主回”，并记述了召开座谈会的安排。这些都透露了毛泽东处理高饶问题时的复杂心情。关于毛刘围绕社教运动的分歧和争论，日记中记录简略，但从一句“刘话不灵了”，也可看出高层斗争的紧张和他对形势的忧虑。另外，关于庐山会议、彭德怀、中苏关系等等，日记里都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历史线索。
　　邓子恢“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
　　邓子恢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杜润生称邓子恢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近年来，关于邓子恢农村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观点，尤其是关于他的包产到户的主张及遭遇，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蒋伯英所著的《邓子恢与中国农村变革》。这部著作提出，邓子恢针对党内有人反对自留地，明确提出了不要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不要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过高估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完全“左”的观点；“我们国家的远景是要建成社会主义，可是，现在不叫社会主义”。这些观点在当时都是振聋发聩的主张，代表了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正确方向，是后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先声。合作化以后，中国大陆农村在1956年、1962年、1978年三度出现包产到户，邓是前两次的积极支持者，并因此被打倒。而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对“包产到户”的肯定和发展，证明了邓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