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为何辞官？

　　将王羲之的辞官归结为他执着而不圆通的书生气不为官场所容，原是我多年前从清代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的一段话中引出来的结论。我那时还认为，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比起王羲之，或许是要圆通得多的”。话虽然没有说死，在我的潜意识中，却以为让王羲之受王述的领导与管辖，乃是贤与不肖的倒置，于是遂有王羲之的“耻居其下”及“谢病归”。
　　多接触一些史料，方知王羲之辞官的原因与我之推论尚有不少出入。王述原与王羲之齐名，王羲之看不起王述。王述以母丧居会稽郡境数年，代他出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只是吊丧时去过一次，再也没有登王述的家门，以至王述多次洒扫庭院空候，这使王述“深以为恨”。王述日后升任扬州刺史，王羲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以免受扬州刺史王述之节制，因“行人失辞”，成为当时官场上的一个笑柄。王述“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王羲之自己没有出面，他的下属偏偏又“疲于简对”，于是“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凡此种种可见，导致王羲之辞官的是他的那种性高气傲的性格弱点，也与他的“官念”比较淡漠有关。
　　于是反思此前的认识偏差，深感知人论世之不可者有二。
　　不可望文生义。《越中杂识》中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羲之上疏争之，多见从纳。尝遗书殷浩，止其北伐；上书谢安，谏其清淡。众皆韪之。后王述为扬州刺吏，羲之耻居其下，谢病归”。这话原由《晋书》王羲之本传简缩而来，以至《晋书》说的“上书谢安”（当时谢安尚未出仕）也照录不误。因为是“简缩”，其中的许多弯曲也都被“简缩”掉了，上下文之间未必都有必然联系。只看这段文字就望文生义，从他的“疏”、“谏”、“争”、“止”使“众皆韪之”，去推导其辞官的原因，也就难免有偏。
　　不可先入为主。根据《晋书》王述本传之记载，王述并非附炎趋势看风使舵的“圆通”之人。他年轻时王导风头正劲，“导每发言，一坐莫不赞美”，王述却为此“正色”，说是“人非尧舜，何得每事尽善”，致使王导“改容谢之”；王述也不是无能之辈。他的为官，《晋书》仅以八字为评，叫做“莅政清肃，终日无事”。这“终日无事”是以“莅政清肃”为前提的，并非游手好闲。然而，因为书圣王羲之“做官也做得相当不错”的正面形象先在自己脑中占了优势，就难得去想他的性格弱点，更不会去想使王羲之“耻居其下”的王述也有他的操守与业绩。
　　客观地说，王羲之敢于为民请命直抒己见值得称颂；有王羲之这种执着而不圆通之秉性的人也往往为官场所不容。然而，王羲之辞官，却与此并不相干。执着而不圆通与褊狭而不宽容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执着而不圆通的，有时也会褊狭而不宽容，这也是“一块硬币两个面”。不能将此二者混为一谈，不能将性格的弱点也当作优点去欣赏去坚持去揄扬。同是执着而不圆通的好官之间，有时候也会弄得势不两立，此中起作用的恰恰是褊狭而不宽容。王羲之的看不起王述，便当属后者。王述因此而“深以为恨”，也有这种褊狭而不宽容的因素。他在赴扬州任刺史前“周行（会稽）郡界”，却没有这样的气度去向王羲之辞行，要不，他们之间或许也会尽释前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