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严打偷税漏税

　　大凡皇帝老爷“劫富”敛财，广开财源，原因无非两个：一是视财如命，聚敛成瘾；如东汉灵帝以开店售卖为乐，在宫内开设贸易市场，据说他最赚钱的买卖是卖官，大官小官全都明码标价，没钱可以赊账，到任后再分期付款。二是财政紧张，国用不足；如明末崇祯年间，朝廷发兵征剿李自成、张献忠，抵御北方后金的入侵，因国库空虚饷银无着，崇祯皇帝甚至开口向皇亲国戚化缘。汉武帝刘彻是历史上最会敛财的皇帝，我的博文《汉武帝的生财之道》对此有过论述（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474c69a8010086vz。html）。
　　在汉武帝推行的各项财政新政中，算缗和告缗是最见成效的措施之一。尤其是汉元鼎三年（前114年）“告缗令”下之后，西汉朝廷财政紧张的局面迅速得到缓解，帝国的对外对内政策得到强有力的支持。那么，为西汉王朝聚敛了亿万财富的算缗和告缗，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所谓“算”，也称“算赋”，本是中央政府向成人征收的人头税，秦时已实行。楚汉相争之际，天下动荡，租税不给。为了增加中央财力，汉王四年（前203年），刘邦下令凡年1556岁的青壮年出赋钱，每人一年120钱为一算，算赋遂成为定制。到了汉武一朝，又增加了“口赋”，规定314岁的未成年人（一说7岁起征），每人每年要向政府缴纳23钱。算口赋虽然绝对值不高，但纳税基数庞大，是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
　　汉兴七十余年，尤其是文景两朝，由于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养民政策，汉王朝国力迅速得到增强。为汉武帝的内外政策打下了经济基础。然而汉武帝“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再多的钱也经不起他这样折腾。到了汉元狩年间（刘彻即位二十年左右），朝廷已是捉襟见肘，国库空虚，连少府（掌管皇家财政的机构）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自古以来，社会财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故姜氏齐国处水陆要道，得以发达的工商业率先称霸诸侯。先秦的内陆国家（如秦国），大都重农抑商，且有具体的抑商政策。但是商人虽然没有社会地位，在在经济上却非常富足。西汉名臣晁错《论贵粟疏》言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因为富足，他们往往和地方官、贵族豪强们勾结起来，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大发国难之财，导致社会危机加剧。当时的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要向国家缴纳田租（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算口赋、军赋（主要是劳役），可榨取的资源已经非常有限了。宗室贵族属于特权阶层，虽有酎金、皮币诸律，对国家财政所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能够“开源”的，只有富裕而又吝啬无比（史书载其“终不肯佐县官”）的商人了。
　　于是在张汤（狱吏子）、东郭咸阳（盐商）、孔仅（冶铁尚）、桑弘羊（商人子）等人的参与和推动下，汉王朝开始了针对商人的财税改革。当时法律规定，商人经商要缴纳“市税”（这是很古老的税种），主父偃曾言：“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全国市税，当不是小数。但是许多商人并没有“市籍”（无照经营，当然不交税），多数手工业者又不入市交易，市税自然收不上来。汉元狩四年（前119年），汉王朝对匈奴发动了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也就是这一年，朝廷颁布“缗钱令”，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资产和商品课税（“缗”为货币和计税单位。1缗为1贯，即1000钱，1算为120钱）。“缗钱令”主要内容包括：一、商人及手工业者“自占”（自己占算，当时应有规范的自占标准）财产和商品的价值，每二千钱抽税一算（相当于6的税率）。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每四千钱，抽税一算（3）；二、对平民有軺车（轻便的马车）者（多为比较富裕的平民），每辆车抽税一算。对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船抽税一算；三、对隐匿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者者（匿不自占，占不悉），没收其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凡告发者（称“告缗”）奖励被没收财产的一半；四、商人及其家属不得拥有土地（防止商人通过“名田”的方式变换身份，逃避征税），违者没收土地和全部财产。
　　“缗钱令”执行的并不顺利。首先，它遭到了工商业者的强烈反对。客观来讲，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掌握商人的真实财产情况，没有强硬的手段确实是非常困难的。纳税人必然要想方设法（如隐匿资产、贿赂税务官等）规避税收征管。其次，新法受到来自官方的消极抵制。以大农令颜异、右内史义纵为首的官僚阶层，对财经新政似乎并不买账。执法严酷的右内史义纵认为这是扰乱民心，将告缗事务大臣杨可派往地方监督新政执行情况的使者抓起来，公开对抗缗钱令。为保证皮币、算缗、告缗等新政的贯彻执行，汉元狩六年，汉武帝下令诛杀了颜异和义纵，同时派出大量官员深入郡县处理算缗、告缗事务。尤其是桑弘羊升任大农令之后，告缗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有了政府的坚强后盾，算缗、告缗始得以全面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