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从北大跳楼，邓小平却连医药费都拿不出，到底是为什么？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写：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在中国漫长的革命奋斗史中，有无数英烈都用生命贯彻了这句话。建国以后，也有无数优秀的党员用自己的信仰和坚持在践行着人性的光明。
　　1968年5月，正值特殊时期。北京大学的教学楼里，一群学生围着另一个学生，逼他说出自己父亲的＂问题＂。年轻人想不通，留下了一封信，写着：＂我很不理解，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他不讲，那些人就把他关进了一间放射性物质实验室里。这个年轻人是物理系的学生，自然知道放射性物质的能量，在实验室一直呆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可实验室在教学楼高层，跳下去说不定也会死。
　　考虑再三，年轻人还是选择了反抗。 留下那封信后，他选择从北大的楼上一跃而下。
　　年轻人叫邓朴方，是邓小平的长子，那时已经快要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
　　这一跳，让邓朴方的余生再也无法站立。因为跳楼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邓朴方从此下身瘫痪。 痛苦的日子还有一生，但邓朴方后来的选择，让所有人都肃然起敬。
　　也是这个选择，让人们记住了他叫邓朴方，不仅仅是邓小平的儿子。
　　1944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尾声，我军对日军开始大规模的反攻。那一年，很多重要领导人都奔赴在前线，共同为了打败日寇的那天奔波着。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邓小平，也在前线主持着八路军总部的工作。
　　那年，邓小平的妻子卓琳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两人没有给儿子取名字，只有个小名，叫＂胖胖＂。
　　邓小平和卓琳就＂胖胖胖胖＂地叫着，直到1945年，部队驻扎后，邓小平一家和刘伯承一家住在了一个院子里，卓琳看着已经摇摇晃晃会走路的孩子，才给邓小平说，孩子大了，是不是该娶个大名了。
　　（邓小平和刘伯承）
　　虽然刘伯承大了邓小平十几岁，但两人关系很好，时人都叫他们俩＂刘邓＂。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两人都是无话不谈的好友。后来刘伯承去世，邓小平写了一篇悼文，说＂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两家人住在那户院子里的岁月大概是美好的，两对年轻的夫妇，共有炽热的理想，好友与家人都相伴在侧，抗日战争也接近了尾声，似乎光明终于要来临，一切都生机勃勃。
　　卓琳说起给儿子取名字的事儿时，刘伯承刚好也在院子里。邓小平就说：＂娃儿在太行山区生的，那就叫邓太行吧。＂
　　一边的刘伯承听到这话乐了，因为他儿子叫＂刘太行＂。邓小平也跟他开起了玩笑，说：＂你娃儿抢了我娃儿名字，你给他取一个。＂
　　于是刘伯承大笔一挥，给邓小平的儿子取下了＂朴方＂这个名字。邓小平夫妇越听越喜欢，从此就把自己儿子叫做了＂邓朴方＂。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派却意图掀起内战。新的战争又要开始了，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刘邓大军＂成了解放军的重要力量，参与多场重要战役。邓小平跟着战场，只能各地辗转。
　　年幼的邓朴方也跟着父亲各地辗转，就这样一天天的长大。
　　邓小平虽然忙于工作，但对邓朴方的家教很严。即使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颠沛流离，但邓小平回家后总会灌输邓朴方一些性格和思想上的东西，教导他正直、善良、不畏艰难。这些培养，在邓朴方后来的一生里，也发挥了巨大的能量。
　　1949年，刘邓大军开到了重庆，不久后重庆解放，邓朴方也就跟着转到了重庆念书。在那之前，邓朴方一直不知道自己父亲的身份。
　　到了重庆以后，战争接近尾声，生活逐渐稳定下来，邓朴方也只是发现父亲工作很忙，警察很晚回家，后来才察觉到他是一个军队的军官。实际上，那时候的邓小平已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
　　在重庆待了两年多，邓小平因为工作调离，去了北京，于是邓朴方也跟着二去了北京。那时候的邓朴方已经8岁，正在读小学。在北京，邓朴方到了中央干部子女念书的八一小学上学。邓朴方为人善良，懂事听话，在学校和家里都很受欢迎。
　　一家人离开重庆的飞机上，邓朴方问过邓小平的身份，说：＂爸爸，在北京人家叫你首长，到了北京是什么啊？＂邓小平想了想，笑眯眯地回答：＂到了北京，就是脚掌。＂
　　其实邓小平也给邓朴方说过自己的身份，邓小平给儿子说，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
　　在八一小学，都是干部子女，很多小朋友会攀比自己爸爸的职位，他们问起邓朴方，邓朴方也说：＂我爸爸是为人民服务的。＂
　　虽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到底是＂什么长＂，邓朴方依然很崇拜他。邓小平身上有一种处事不惊的沉稳，邓朴方受邓小平影响，或者是遗传因素，从小也有这种气质。
　　当然，沉稳并不代表在小孩子里不合群。相反，邓朴方的人缘还很好。
　　在北京，邓朴方和伙伴们也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他们会一起翻墙偷果子，一起去后海玩，还会打架。邓朴方直到中学，穿的都是带补丁的衣服。家里人都这样穿，父亲母亲也是。邓小平时常教育他要＂艰苦朴素＂，邓朴方也默默记在心里。
　　或许也是因为邓小平刻意的保护，邓朴方一直觉得自己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所以跟谁都能玩到一起去。同学们也觉得他朴素、踏实、正直，都很喜欢他。
　　邓朴方真正直到自己父亲身份，还是在高中。他到了入团的年纪，在学校申请加入中国共青团时，需要提交家长的签字。邓朴方拿着入团申请书回家让邓小平签字，第二天回到学校后，老师们才传开，原来邓朴方是总书记的儿子。
　　邓朴方也听到了传言，这才得知自己父亲居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得知了父亲身份后，邓朴方的性格跟从前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学校组织勤工俭学，或者是劳动活动，邓朴方依然是最积极的几个人之一。平时依旧努力学习，和同学们玩在一起。
　　当时的中南海领导人的儿女们几乎都在一起玩，但这个圈子跟所有孩子的都一样。他们最看不起炫耀自己父母的人，挨了打，打了人，就自己忍着，一旦找来父母，其他人就不想跟这个人玩了。
　　那时候的领导人子女都接受着＂艰苦朴素＂的教育，连毛主席也对女儿说＂要和农民的娃娃做朋友＂。
　　邓朴方本来就继承了父亲邓小平的性格，在父亲刻意的培养下，除了艰苦朴素没有架子，还培养出了一颗善良、大爱的悲悯之心。对于弱者和需要帮助的人，邓朴方既有同情心，也有同理心，也会立刻施以援手。
　　1962年，邓朴方放弃了保送机会，和同学们一起参加考试，进入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学习。他和父亲商量过后，选择了原子核物理知识。邓小平和邓朴方想的都是能为国家做出实打实的贡献。
　　在北京大学，邓朴方的成绩也很好，自己也逐渐建立起了物理学上的职业理想。如果按照本来的方向，邓朴方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为我国的核研究、制造发挥极大价值。
　　一切都随着1966年特殊时期的到来改变了。
　　那一年，邓朴方正在读大二。他也没有想到，两年后，本本分分的自己也会因为父亲，被自己的同学们逼到跳楼。
　　关于邓朴方跳楼，有几种说法。一说是邓朴方是被人从北大楼上丢下去的，另一说是邓朴方受尽屈辱后，实在难以忍受，自己跳下了楼，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放射性物质实验室里为了逃生，被逼无奈跳楼。
　　总之，邓朴方从北大楼上跳下去后，就彻底失去了健康。脊椎骨的断裂不仅仅导致了瘫痪，邓朴方身体的诸多器官也深受其害，肝、脾功能都已经退化，一个肾已经完全萎缩。
　　那些同学们发现血泊中的邓朴方后，依然不准他去医院救治。 后来好不容易被送到医院后，很多医院一得知他的身份，都不敢收。起初带头的同学聂元梓看到邓朴方奄奄一息的样子，医院又不收，突然感到害怕。
　　聂元梓强迫北京北医三院接收邓朴方。北医三院没有办法，只能接收，但他们仅仅只是接收，并不治疗。
　　过了一夜，邓朴方的情况愈加严重，人都快要没了。后来邓朴方遇到了一位叫王凤梧的工人，这个工人出于善良的心，把邓朴方放在板车上，推着四处去求医。
　　最后，还是王凤梧求着积水潭医院的医生救了他。
　　医院看到邓朴方危险的情况，才咬咬牙给他做了一个所谓的＂保命手术＂。脊椎穿刺是大手术，需要家属签字，当时情况也不好的邓楠就匆匆到了医院。
　　眼看着哥哥的样子，邓楠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了。她急忙签了字，连话都来不及多说一句，就又走了。邓家的人当时各自散落，谁都帮不了谁，邓楠只能在心中为哥哥悲痛。
　　手术过后，邓朴方的命是保住了。但由于拖得太久，邓朴方的瘫痪范围已经扩散到了胸口以下，成了高位截瘫。保住了邓朴方姓名，医院立刻要甩掉这个＂烫手山芋＂，通知让家属来接人走。
　　邓朴方的姐姐妹妹们努力让邓朴方继续留在医院，但医院不干。后来，她们想尽办法，把邓朴方送到了北大的校医院，姐妹们轮流在病床前看护。
　　后来，邓朴方伤好以后，成了彻底的高位截瘫。他被送到了北京郊区清河救济院，在那里度过了半年。那里的日子是邓朴方最痛苦的日子。
　　那里的生活有多艰苦呢？
　　有一篇文章里写，吃饭的时候，一个80多岁的老护理员，挂着两串晶亮的鼻涕，走到邓朴方床前，递上一小碗煮白菜和一个黑乎乎的馒头。
　　邓朴方和十几个残疾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严冬时节，屋里只有两个炉子。邓朴方只有脏兮兮的一床被褥，一套棉衣。房间里整日弥漫着浓浓的屎尿味，工人王凤梧后来去救济院看望邓朴方时，直接被熏得流眼泪。
　　即使在这样差的环境下，邓朴方也不是每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他的手能动，就和同房间的人一起编纸篓，编一个赚4分钱，每天要工作十二个小时。邓朴方那时把住在一起的人叫做＂好哥们儿＂，后来特殊时期结束，他还会回去看他们。
　　这些人陪邓朴方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对他来说，算是＂共患难的交情＂。
　　那时候，对于邓朴方而言，最难熬的并不是生活的艰苦。他和家人，尤其是父母，都失去了联系。他急切地想知道家人们的下落，尤其是身在讨伐风口的父亲邓小平。另一边的邓小平和卓琳也不知道儿子的下落，很是担心。
　　最折磨人的是，那时候他们不能通信，甚至不能光明正大的询问，只能暗地里偷偷打听，但都是石沉大海。
　　在清河救济院住了半年，邓朴方的姑姑终于找到了他，想办法把他接了出去，住在了一座小四合院的房间里。身在江西的邓小平夫妇也终于得知了儿子的消息，邓小平心中很担心，于是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
　　信里说：＂东兴同志，又为我大儿邓朴方的事情麻烦你。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
　　年过花甲的邓小平向党组织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心中承受了多大的悲痛。周恩来看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邓朴方终于得以于父母相见。
　　不久后，邓小平得以回到北京。邓小平到了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请给邓朴方进行正规的治疗。
　　周恩来安排邓朴方进了中共高层的专属军医院301医院，但301医院的医生进行会诊检查后，发现邓朴方的身体因为当初没能及时治疗，已经彻底扩散到胸部，基本上没法救了。如果当初能够及时治疗，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邓朴方也在痛苦中接受了自己永远成为了一个残疾人的结果。
　　后来的日子，他一边想办法让自己劳动，一边努力从身体和心理上适应自己成为高位截瘫的残疾人的事实。可不久后，他的脊椎骨又自己骨折了，他甚至没有感觉到疼痛，还是医院的护士看到他的背上凸起了一个包才发现的。
　　这样一来，邓朴方不但不能站，连坐起来都困难了。
　　1980年，邓朴方遇到了自己的救星。那年刚刚当选的美国骨科学会主席的马克思教授来北京访问交流，301医院就给他推荐了一个特殊病例。马克思教授得知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儿子后，很是重视。
　　他对邓朴方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开始对邓朴方的病情也重视起来。邓朴方的瘫痪已成事实，想要能够坐起来，只能做脊椎手术。这个手术需要相当精密的设备和完善的手术室，当时的中国并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
　　美国和加拿大有，所有费用加在一起，要50万美金。
　　那时候中美刚刚建交，双方政府都无法掏出这个钱，而邓小平清廉一生，更加拿不出这种数额的巨款。最后还是马克思教授找到自己的朋友，世界著名的外科专家阿姆斯特朗教授。阿姆斯特朗教授以医院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申请款项，才解决了问题。
　　最后，邓朴方去了加拿大进行治疗，医疗费是两位医学教授申请下来的，其余的费用是邓小平四处筹借凑来的。马克思教授后来回忆此事时，依然感到惊讶： ＂印象最深的是，作为邓小平的儿子，居然凑不出用来救命的医药费。＂
　　作为父亲的邓小平也许心有愧疚，但作为党员和领导人的邓小平，因为这件事，也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清廉和正直。
　　因为没钱，手术过后的邓朴方甚至只在疗养院住了几天，就搬到了中国驻渥太华使馆。
　　残疾的邓朴方没办法再追逐自己的技术物理理想，但他已经建立了另一个理想。
　　回国后，他联合开国大将王树声的儿子王鲁克，又找到一些人，确定了计划。最后，他们约见了卫生部和民政部的部长，众人一起进行了沟通协商。确定以后，众人就开始努力申请获得批准。
　　1983年3月15日，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小组成立了。
　　对于中国的残疾人而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残疾人康复中心等残疾人机构。邓朴方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心中对国人的大爱和忧虑，做出的这件事，或许比去党物理学家更值得歌颂。
　　后来，邓朴方接受采访时说：＂这种降在我身上的责任，很难说是命中注定的，不过，事情进展到目前这个地步，我想或许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找到新的人生价值后，邓朴方更加卖命的工作。那时他的身体依然不好，体内器官功能退化、萎缩。夏天热的时候需要排汗，他身上只有一小块皮肤可以排汗，于是只能通过不停地喝水来降温，排尿也只能通过管子输到体外。
　　这些没有影响他的步伐。
　　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
　　1988年，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盲、聋、哑人协会，中国残障人协会共同组成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
　　除此之外，邓朴方在政府层面还推动建设了残疾人的专门机构，专门为残疾人解决问题和困难。
　　在邓朴方为残疾人事业奋斗的这些年里，在中国建立了26个省一级的聋哑儿童康复中心、1300多个精神残疾和智力障碍人工疗站、上千个康复社区。先后帮助了几十万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帮助几十万小儿麻痹症患者恢复正常。
　　即使残疾了，邓朴方利用自身资源做的也是为国为民的事。
　　除了物质层面的，邓朴方还推动了精神层面对残疾人士的帮助。在今天，街边的残疾人并不会受到异样的目光，人们不会嘲笑他、欺凌他，反而会鼓励他、温暖他。
　　残疾人本身，也不会再因为身体和精神的缺陷自卑，因为社会给予了他足够的温暖和生活空间，让他可以和所有人享受一样的权利。
　　这些靠得都是邓朴方。
　　邓朴方，也得到了国内和国际上的一致尊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肃然起敬的＂大写的人＂。
　　泰戈尔在诗里写：命运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这句话用来说邓朴方，是最合适的，他从没上过战场，但他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