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生三孩，会缓解鸡娃困境吗？

　　文|《财经》新媒体主笔 十年砍柴
　　编辑 | 王小贝
　　昨天，一条消息引起了普遍关注。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通俗地说是＂放开生三娃＂。立刻有段子手打趣道，原来＂六一儿童节＂前给小朋友送的大礼物是弟弟妹妹呀。
　　这当然是个玩笑，是否愿意给孩子再生弟弟妹妹，决定权在爹妈那儿，别人无法送顺水人情。从2015年开放二胎的情况来看，育龄期的夫妇响应并不积极，甚至一些年轻人选择不婚或婚后连一胎都不生。这好比盖楼，首先要盖第一层，才可能再盖二层、三层。
　　人口老龄化、年轻人生育欲望低和＂鸡娃＂现象交织在一起，彼此之间有着关联性。有人说，如果生＂二胎＂或＂三娃＂的夫妻多了，是不是＂鸡娃＂的现象就会不那么突出？父母不必那么焦虑，也就不会对孩子的教育大搞＂军备竞赛＂，造成严重＂内卷＂。
　　假设（仅仅是假设）真的有相当比例的夫妇生育了二娃、三娃，＂鸡娃＂教育的现象有可能减弱。但我认为这不是做父母的突然明白过来了，不想＂鸡娃＂了，而是要养育更多的孩子，没有时间、精力和财力来实施＂鸡娃＂教育。
　　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鸡娃，网络流行词，就是给孩子打鸡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狼爸＂们为了孩子能读好书，不断地给孩子安排学习和活动，不停地让孩子去拼搏。这种行为就叫做＂鸡娃＂。
　　对照此定义，我们可以发现，＂鸡娃＂教育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也可说乃＂国粹＂一种。古代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推崇的就是要吃苦，要发奋，然后出人头地。人们耳熟能详的俗语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梅花香自苦寒来＂。唐代大忠臣、书法家颜真卿的两句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传颂至今，仍被许多家长奉为圭臬。有些鸡汤故事到了罔顾教育规律和生活常识的地步，如＂锥刺股头悬梁＂，一个人精神疲惫到这样的程度，再强行学习下去会有什么收获？不如先睡一觉，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简直就是自虐。再如＂囊萤夜读＂的故事，家里穷得没有灯油，车胤用白绢做成袋子，装几十只萤火虫照着书本学习。有那去捉萤火虫的时间，还不如白天多用功呀。这个故事至今还在小学课本里，大约成年人并不细究故事的真实性，看重的是这类故事的＂鸡汤味＂，所强调的是＂苦读＂二字。
　　那么，在古代为什么＂鸡娃＂并未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原因很简单，因为生产力落后决定着文化教育的普及性不强，大多数家庭没条件供养子弟读书，能给孩子提供起码的食物，已经费尽了洪荒之力，多数父母连＂鸡娃＂的门槛都够不到。＂鸡娃＂教育，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能跨过＂鸡娃＂门槛的，只能是少数官宦人家、书香门第和地主富商。一旦具备供子弟读书的条件，中国古人＂鸡娃＂起来，那程度不比现代人差。《红楼梦》中的贾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贾政出身军功世家，天下太平，朝廷必定通过科举选拔文官来治理国家，靠军功起家的家族，子弟如果不通过科举转型，很难延续家族的势力。到了贾政这一代，他本人蒙恩荫出仕，做到员外郎。这种不是科班出身的官员，别人瞧不起，若无特殊的功劳，很早就会遇到仕途天花板，因此他把科举出仕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可很不幸，听话而好学的贾珠，年年轻轻就夭亡了，全部的希望就压在另一个儿子贾宝玉身上。
　　对贾宝玉，贾政采取的是完完全全的＂鸡娃＂教育。可令他气愤的是，贾宝玉天资很高，完全是块读书的料，却选择了＂躺平＂，喜欢和姐姐妹妹们厮混，吟诗作对，不愿意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父子的冲突由此而起，贾政动辄暴打宝玉，逼着宝玉读＂正经的书＂——即应科举的经典。
　　别的穷苦人家，想对孩子＂鸡娃＂教育，没有贾政老爷那样的条件呀。比如刘姥姥带着进贾府打秋风的外孙板儿，聪明伶俐而父亲早逝的贾府族人贾芸，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了，被＂鸡娃＂那是一个奢侈的梦。
　　陈独秀出生于安庆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死得早，他被过继给在外地做官的叔父。儿时由做过盐提举衔候选知县的祖父教导，因为陈独秀自幼聪颖，天分很高，于是他祖父把应科举的希望寄托他身上。祖父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一旦背不出书来，便用板子打他，有时甚至怒目切齿，几近毒打。陈独秀后来走上反抗旧礼教、旧秩序的革命道路，或应与他少年时的经历有关。
　　中国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鸡娃＂教育只属于少数家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国家和居民财力皆大幅度增长，带来一个重大的社会变化是城市化程度加速，一大批青年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从农村或小城镇涌进大中城市。中国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的都市中层阶层，这批人以70后、80后为主，他们既深知自己能在大中城市生活之不易，又担心子女在剧烈的竞争中被甩下，不但不能实现阶层的持续上升反而可能下降。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类焦虑尤甚。能够在一线城市扎下根的人，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且不少出自名校，多数＂985＂高校毕业的父亲或母亲，大约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考个＂二本＂，＂鸡娃＂教育便成了这类家长趋同的选择。
　　因为这一有意愿、有能力实行＂鸡娃＂教育的群体极其庞大，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庞大，＂鸡娃＂必然会成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其实，中国仍然有一部分家长，他们没有跨过＂鸡娃＂的门槛，譬如广大农村还有数量不少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想＂鸡娃＂而不可得呀。可以说，＂鸡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富贵病＂，不独中国，日本和韩国也是这样。同处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社会也普遍重视教育，但在都市化、现代化转型之前，多数家庭在为温饱而打拼，想给孩子更多的教育投入却有心无力。这两个国家先后成为发达国家，有了庞大的中层阶层。尽管政府大力推行过教育公平政策，采取实施教育均衡发展，取消初中入学考试，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等诸多措施，但课外补习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鸡娃＂现象更为严重。中国现在的＂鸡娃＂现象成因和日韩相似，而且有一个比日韩更为强化的因素，即在2015年前，城镇居民实施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的计生政策，只有一个娃的家长没得选，无论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也不得不＂鸡娃＂。
　　放开生三娃，＂鸡娃＂现象恐怕也难以缓解。一是究竟有多少夫妇会生养二娃、三娃，不容乐观；二是即便生了二娃、三娃，只要条件允许，仍然会＂鸡娃＂，为孩子的教育舍得投入。无非从容一些，在几个娃中选择一个会读书的＂鸡娃＂。如果其他配套制度没有大的改革，养育成本未能降低，即使不少夫妇生了二娃、三娃，全家生活水准因之大幅降低，没有财力和精力实施＂鸡娃＂教育，那会带来更值得忧虑的社会问题。
　　我不反对适当的＂鸡娃＂教育。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能够管理好自己、自觉学习的孩子少之又少，对孩子的学习当然有必要规训，要给一定的压力，培养孩子吃苦、拼搏的精神很必要，学习对多数人来说是艰辛的，时下流行的各种＂快乐教育＂的说法大可商榷。需要注意的是，一是如何把握＂鸡娃＂教育的度，二是＂鸡娃＂教育的效率要提高，方式要改良，而不是陷入无用的、重复的内卷泥坑。这些问题，显然靠家长乃至学校，是解决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