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亲生儿子做实验？花42年时间，救了近1000万小儿麻痹症患者

　　用自己的身体来试药，瞒着妻子拿亲生儿子来做实验，在中国医学界，病毒学家顾方舟是公认的＂恨人＂。
　　我们觉得诧异，是因为如今的人们，早已感受不到小儿麻痹症的恐怖。
　　殊不知当年国内曾爆发过一场疫情，一场只针对孩子的疫情：
　　仅在江苏南通全市，就有1680人突然瘫痪，
　　绝大多数为儿童，其中466人死亡…
　　随后，疫情席卷全国。
　　小儿麻痹症，学名叫做脊髓灰质炎。
　　由脊髓灰质炎病毒诱发，能通过消化道传染，会破坏脊髓神经，进而导致四肢不同程度的瘫痪。
　　有些孩子会因呼吸肌萎缩，最终可能因呼吸困难而死亡。最让人痛心的是，小儿麻痹症在当年近乎是绝症。
　　这场疫情后来迅速蔓延至华东、华南，全国闻之色变。
　　和如今相比，那时的防疫现状有过之无不及，街道上门窗紧闭，连一个孩子都见不着。
　　尽管如此，当年依然有无数的孩子感染病毒。
　　多少孩子终身残疾，瘫痪在床，就有多少家庭崩溃肢解。
　　在危难之际，第一批北大医学院的学生，也是中国第一批归国潮的留学生之一的顾方舟，站在了抗疫最前线。
　　顾方舟在这场抗疫前线上，曾和研究人员一起＂以身试毒＂，不惜拿亲身儿子做人体实验。
　　有他领导的团队研发的一款＂糖丸＂疫苗，拯救了千万中国孩子。
　　顾方舟的抗疫事迹，和如今一样值得铭记。
　　为拯救千万儿童，
　　顾方舟用自己的孩子做实验！
　　1955年，整个中国被恐慌笼罩着。
　　小儿麻痹症疫情正在蔓延，病死率高达27.75%，远高于如今的新冠病毒。
　　这些感染者，绝大部分都是儿童，他们四肢瘫痪、身体扭曲、在痛苦的边缘挣扎万分。
　　这种怪病会随着粪便、唾液传播，感染上1到6岁的孩子，一旦患病，结局几乎是注定的。
　　最糟糕的是，当时几乎无药可医。
　　没有治疗希望，没有挽救机会，只有等死，抑或是终身残疾。当时就连顾方舟本人，也没有办法。
　　他在后来的采访中说：
　　＂每年大约有几万个孩子，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因为谁也治不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数患病的爸妈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辗转各个城市，怀揣着微弱的希望去寻医救治。
　　这家医院治不了，就去那一家；这座城市不行，就换另一座。
　　纪录片《闪亮的名字》还原场景
　　可一次次，一次次的，医生们听着  ＂救救我的孩子＂  时，依然只能给出残酷的现实，他们没有办法…
　　纪录片《闪亮的名字》还原场景
　　患者的求救声在顾方舟的耳边久久回荡：
　　＂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
　　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
　　当时的顾方舟，于1952年远赴苏联学习。在他回来的时候，国内疫情正在凶猛地爆发。
　　他也由此被国家指定为专门研究这种可怕疾病的负责人。可治好小儿麻痹症，做一名拯救千万儿童的病毒专家，谈何容易呢？
　　当时我们国家，各个方面都才刚刚起步。研究过脊髓灰质炎的医疗专家，拿出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更别提颇有建树的人才了。
　　但是，就连周总理都对下达了死命令，这个事，必须完成。
　　那时的顾方舟，早早在心底里暗下决心：
　　一定要尽快发明疫苗，疫苗早一天研制出，就能多挽救一些患者和家庭。
　　为了早日研究出疫苗，顾方舟一行人打算建造自己的实验基地，他和同事们去了昆明的一座荒山。
　　刚开始，他都傻眼了，这哪里是疫苗研究基地，说这里是＂野生动物培养基地＂也不为过。
　　建疫苗生产基地，要大量的资源和设备，五十年代的云南，怎么运输就成了问题。
　　没人？没路？就自己上！
　　顾方舟经常扛着几百斤的水泥，背着疫苗上下山。工人们挑担他也挑担，有年轻人受不了苦跑了，他就不偷懒。
　　在他眼里，科研工作者不是养尊处优的高知分子，怎么建好疫苗基地才是关键。
　　可是，自己挖地，自己搭棚子、建研究室…这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负开始。
　　因为研究室不像一般的住宅，它需要有贮存疫苗的冷冻库，培养细胞维持温差的功能。
　　能不能保证疫苗的安全和稳定，是整个研究的关键，这在当时50年代的云南那种环境下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困苦的环境下，很多科研工作者，甚至连饭都吃不饱。
　　然而，苦心人天不负。
　　疫苗，还是被研发出来了。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依然困扰着顾方舟。
　　那做临床试验该怎么做？临床试验，一般分为三期，从少数人受试，逐渐扩大到更大的人群。
　　第一个被实验的人，有着最大的危险。
　　刚研制出的疫苗，之所以要做临床实验，在于它的风险性不可测。
　　一旦这剂疫苗是失败的，就有麻痹、瘫痪甚至死亡的危险。
　　找谁来做这个实验呢？这可是有死亡或瘫痪的风险。
　　顾方舟没有犹豫，他亲自喝下了那瓶，珍贵和风险并存的疫苗溶液。
　　其他的科研人员也一致决定：  ＂我们愿意试药。＂
　　第一天没事，第二天也没事，直到一周后，所有人都没有发生意外。
　　实验室里，所有人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紧张的氛围烟消云散不久，但另一个问题再次压了过来：
　　大人吃了没事，那孩子呢？
　　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拿健康的孩子来做实验。
　　谁会愿意拿自己的孩子来做性命攸关的实验？
　　是的，站出来的人，依然还是顾方舟。
　　为了检测疫苗的安全性，顾方舟瞒着自己的妻子给孩子服用了疫苗，然后他自己嚎啕大哭。
　　同事劝他不要这样做，但顾方舟说：
　　＂只能这样，不然没法实验，
　　谁也不敢吃，自己孩子都不敢吃，
　　能让别人去吃吗？＂
　　作为一个父亲，说出这样的话来，无法想象这究竟是怎样的不舍，又是怎样的决然？
　　因为被顾方舟的行为所鼓舞，越来越多的研究员决定让自己的孩子参与实验。
　　又是一场生与死的倒计时开始了：一天、两天、三天…
　　研究所每天早上上班第一句话，就是  ＂孩子还好吧？＂
　　在度过了异常难熬的10天后，终于，疫苗被证实成果了！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
　　1963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正式刊发消息：
　　小儿麻痹症有预防方法了。
　　变成糖丸的疫苗
　　有了疫苗后，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
　　在那个年底啊，交通不发达，农村也缺乏储存疫苗的冰箱。
　　答案就是我们如今看到的＂糖丸＂。
　　顾方舟科研团队的成员赵玫在采访中说：
　　做成糖丸的小儿麻痹疫苗，又好吃又耐热。
　　把疫苗做成糖丸给孩子吃，这个想法真的绝了。在推广过程中，毫无意外的获得了广大孩子的喜欢。
　　糖丸口味有甜味儿的，奶香味的，各不相同。甚至因为医生只给吃一颗，有些孩子就哭闹。
　　有网友调侃道，当年为了能吃糖丸，
　　恨不得多来医院几趟，多打几回针也没事。
　　豆瓣上，不少网友都评论说：
　　＂念念不忘，每次都拿这骗我去医院＂
　　＂好吃，打完针想再要两颗＂
　　在这样的推广之下，小儿麻痹症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的十万分之0.046。
　　一切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疫苗如摧枯拉朽一般，轻松击败了小儿麻痹病毒。
　　直到今天，小儿麻痹病毒已经彻底消失在了中国的土地上。
　　顾方舟再也不用向患者道歉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得救了。
　　他将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医学事业，直到2019年的1月，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只希望：
　　＂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从五十年代的小儿麻痹疫情，到今天的新冠病毒，我们发现：
　　那些默默无闻，常年深耕在实验室的病毒学家们，普通人不为所知。
　　可每当灾难来临时，他们都会挺身而出，为我们建立安全的保护屏障。
　　顾方舟如此，钟南山、张文宏皆是。
　　为对抗小儿麻痹症的病毒，顾方舟总共付出了42年的研究时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他的故事虽已结束，可他的精神却传到了今天每一个抗疫人员的身上，被我们所记住。
　　所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