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读书无用论怎么来的？

　　有书就有人读。谁知道有没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见得。人和书一样。
　　＂读书无用论＂这个名字起得好。其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记在《论语》里（《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社）、粮食（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作饭吃吗？
　　这话是从一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提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
　　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
　　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古代文武治国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他不算是＂文官＂。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话信从吗？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起武人，当然要挨骂。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有几个游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他随即＂顾左右曰：尚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击。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人谓之鸱枭。＂（同上）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后晋时一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黄巢入长安
　　还有更倒霉的。黄巢入长安建立齐朝后，＂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结果是：＂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执贱役。凡杀三千余人。＂（卷二五四）可见读书又会作诗，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了。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 代 有新义的。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者即认书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后一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论语》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以后又多次讲为＂学＂。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有再提到＂书＂。读的书好像只是＂诗＂。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孟子》里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一是＂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
　　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不过直到汉朝还是帛和简并用。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所以《论语》多次提到学＂诗＂。《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这两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尚书》还未成书。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古时不但书少而且多半口传，所以《论语》中记载，有人问孔子的儿子学什么，以为圣人可能＂私其子＂，另有传授（《季氏》）。从春秋到战国，大约书写工具有发展，书多起来了。这才有＂其书五车＂之说，而孟子也才有＂不如无书＂之叹。书少，自然＂为学＂不能仅靠读书。学，靠的是经验。重口传，不重＂本本＂。
　　书不可靠。不但孟子引了《武成》，说明其夸张，也不仅是《庄子》中＂寓言十九＂，就是在《孟子》这部书中，就有很多故事难说真假。乞食的人竟有一妻一妾（《离娄》），且不说，以《万章》一篇为例，其中舜的故事成批，一个接一个，上继尧，下接禹，很完整。子产的故事活灵活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伊尹的故事中自吹自擂：＂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予（我）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百里奚自卖自身当宰相的故事也有说明。孔子、伯夷、柳下惠都有故事作为孟子讲道理的佐证。孟献子、晋平公、齐景公以及缪公对待子思的几个故事也是这样。孟子又说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说是＂好事者为之也＂。又说舜的一个故事荒唐，＂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齐国东部靠海，是＂百家争鸣＂之处。那里的荒诞之说也不会仅邹衍一家，早有此风气，所以孟子把荒诞派这顶帽子送给齐东人。《孟子》中故事不少，《万章》篇更是故事集。
　　古书中故事多，不足为奇。这是古人的一种思想模式，或则通俗些说是思想习惯。用故事讲道理，故事就是道理。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在中国特别发达，长久而且普及。也许因此佛教进来后其中故事流传很多。中印思想习惯 有些 不同，故事转化也快。＂太子＂出家的意义在中印双方大不相同。这和＂读书无用论＂也有关系。因为故事多，寓言多，习惯用隐喻说话、写文，所以就不是事实，不可靠了。不是事实，又不好懂，当然除了吃饱饭的人以外谁耐烦去猜哑谜？何况汉字最少要认识一两千才能读书，还不一定懂。（其实拼音文字要记的词更多，并非一拼字母就懂。各国都一样。）
　　刘项原来不读书
　　早期古人不过说：＂何必读书＂， 不尽 是＂信书＂，后来的人一再提出＂读书无用论＂，重点却在一个＂用＂字，而且着重在读书的人无用。这好像深了一层，其实所依据的是一样。不识字，不读书，照样当皇帝，做大官，指挥兵马，富可敌国。识字也不过记姓名（项羽说的），记流水账（包括《春秋》记事和给皇帝编家谱）。书，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读书常和挨饿相连。但是有的书还有用。萧何收秦图籍，知道了各地出产，能搜刮多少。这些大概是《禹贡》一类，记下＂厥土＂，＂厥贡＂，所以对于治国有用，而且是＂速效＂，能＂立竿见影＂的。不过这类＂图籍＂好像不算正式的书，只是档案。萧何也不是读书人。靠读书吃饭的儒生、文士，除了当＂文学侍从之臣＂以外，只有＂设帐＂收几个孩子教识字。这怎么能吸引人呢？孔、孟是大圣大贤，都没有说过＂读书高＂。＂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歪诗本身就不像是读过多少书的人作的。
　　不论孔子和子路讲的＂学＂是什么，＂学＂不限于读书倒是真的。秦朝规定＂以吏为师＂。官吏就是教师，教＂律法＂。口口相传，照着样子做，依靠经验，不就行了？可是书总烧不完。中国的书口传笔抄，到唐末才印出来。五代还有活字版。印刷术兴起，冯道才建议刻＂九经＂。
　　宋代起，刻板和传抄并行。口传的还有，只是秘诀之类了。奇怪的是当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无用论＂正是兴旺之时，为什么印刷书的技术偏偏会发达起来？难道是，读书无用，印书有用；在朝廷上无用，在民间反倒有用吗？书是有用的，但用处不在给人读，尤其是不在于给人读懂。多数人不识字，也要书，例如流通佛经就有利益。
　　大乱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并不缺少书，兵火中一烧再烧，也没烧完，正像大乱的战国时期书也大发展那样。这是什么原故？为什么总不缺少读书和作书的书呆子呢？书对他们究竟有用没有？有什么用？古来读书人是极少数，处在不识字和识字而不读书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而竟然从＂坑儒＂以来没有全部＂灭顶＂。＂读书无用论＂两千多年未绝而读书还在继续。这些坚持读书的极少数人究竟迷上了什么？世上竟有迷上＂无用＂的人？
　　恐怕实际上＂读书无用＂并无此＂论＂，也没有＂书无用论＂或则＂书生无用论＂。讲实用者对于能为我所用的书，对于读书而能为我所用的人，当然绝不排斥的。司马光的《通鉴》（原名《历代君臣事迹》）不是以＂资治＂之名而传吗？
　　几千年来，有人识字读书，有人识字而不读书，有人不识字不读书，有人不上学读书而跑书摊买画报看，各得其所，并不都是书呆子。不是个个人都那么打算盘讲眼前实用效益的。冻饿而死的＂卖火柴的女孩＂不是还在亮光一闪中得到安慰吗？有书就有人读。谁知道有没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见得。人和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