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一段消失的时光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生产队里的社员们下地干活前一定要由队长挨个胡同吹哨子。队长跟社员约定一下上午几点集合、下午几点集合不就行了？但上世纪,在生产队存在的二十多年里，不论换了谁当队长，队里都是这么集合出工的。也许，那时，有钟表的人家太少吧。大家的时间概念只能精确到半晌而不是几点几刻。村里人习惯说头晌干什么、下晌干什么或晌午头儿干什么，却不说几点几点干什么。
　　但哨子并不是严格的集合令。队长吹了哨子，社员们也不是马上到达派工地点。上午哨子响时，也许谁他爷还有半个窝头没吃下，或到井上挑水去了没回来；谁他娘还没把猪食拌好，或还没有把鸡窝打开。下晌哨子响时，没准儿谁他爷睡着午觉没听见，或刚把粮食倒在天井里的席子上还没摊开晒呢；谁他娘正在给上学的孩子打补丁缝褂子，或还有几十针鞋底没纳完呢。总之，没有把家里的事情干利索前，谁也不会准时出门儿。那先到的男人们，有旱烟的，就凑在一起抽着旱烟；没带烟的，或许口袋里正装着由孩子废弃的作业本撕成的纸条儿，就顺带跟别人要点烟叶，卷起来，用指甲刮点牙垢粘合，对个火儿，靠在土墙上静静地吸起来；先到的女人们则东家长西家短地说着闲话。二球八蛋的男人在路过女人堆时，或许会对哪个泼辣的女人开句荤玩笑，然后招来全群女人半恼半乐的笑骂，被骂者高高兴兴，骂人者开开心心。总之，对于生产队的活儿，社员们是没有压力的。反正，一切都听队长的安排就行。
　　人差不多齐了后，队长会派工，谁谁谁去刨地瓜，谁谁谁去掰棒子，谁谁谁去拾棉花，谁谁谁去运土杂肥，谁牵上黑犍子牛耕地，谁牵上独眼子牛去耙地，谁去拉耧，谁去扶耧，谁去拌麦种，谁去清理场院，谁去铡草……社员们各领其职，三五成群懒洋洋地走出村子，慢慢分散到了各块地里。
　　在生产队里干活，其实并不算太累，就是偶尔累些，社员们也没有抱怨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庄稼人的力气不值钱，用完了还会长出来的。在生产队里干活的最大好处是没有什么压力，年年都是那些活儿，大家都干熟络了，也干皮了，所以，所有农活干起来都是慢腾腾的。那时，收季麦子至少得用半个月时间；收场秋，没有一个月是完不了的。有句谚语道：＂三麦不如一秋长，三秋不如一麦忙。＂中小学校放麦假一般是半个月，放秋假一般是一个月或一个半月。那时，感觉一季麦子用半个月收完就够忙的了，但是，前几天，孩子的二姨过来，说：＂现在麦收、秋收都两三天收完。麦子、棒子都不用你自己下地收，到时自然有收割机开到地头，双方谈好价钱：收一亩麦子多少钱，收一亩棒子多少钱，给你运到家一车多少钱，说好了，你光在家等着收粮食就行了。粮食给你拉到家里，地头上又来了耕地的拖拉机。耕地的一走，耙地、起脊子的拖拉机开过来了。起完脊子，播种机过来了；你要是自己不想买麦种或棒子种，人家都带有现成的；现在的种子都是每年一换，你也不用担心种子不好。你要做的，就是口袋里装上钱，在地头上等着就行了。有生产队那阵子，一亩地能打上二三百斤麦子或棒子就不错了，现在一亩地能产一千多斤，每年打的粮食都吃不完。现在农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国家每人每月发一百二十块钱的生活费，够零花的了。那些孤寡老人，都住到了镇上的养老院里，管吃管住还给零钱花。老百姓都觉得现在社会真好，国家比亲儿子还好呢——亲儿子也不会按月给你一百二十块钱啊。一个八十五岁的大娘说，现在社会这么好，可别早死了啊!＂
　　但有生产队那会儿，村里人可没想到能有这么多粮食吃、有这么多零钱花。那时，生产队里的花销或是来自一个桃园子，或是一片瓜地或菜地。这些东西卖了钱，或交完公粮领到结算款，到年底时队里若还剩下点钱，一家分个三十二十的就不错了。那些劳力少、孩子小、挣工分少的人家，还要给队里倒贴。
　　那时，一个工分也就几分钱吧。十分工是满工，但一般只有壮劳力能挣到十分。普通社员能挣个七八分也就不错了。假期里的学生，常常只能挣到四五分，能挣到六分就会很高兴。因为，学生一般干不了什么像样的活儿。记得我第一次和村里的同学去插地瓜秧，很多秧子都插倒了。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地瓜秧子还有正、倒之分，因为插秧前也没人告诉我。还有一年，我和一个小兄弟跟着大人去点棒子，到晌午天时，大人们都点完了，只有我俩还剩了半布袋。眼看不能按时回家了，我俩一商量，干脆把剩下的棒子种儿刨个坑埋了吧。见大人们都走了，我俩刨了个差不多一尺深的土坑把种子全埋了进去，填上土后又在上面跳了半天踩结实，以为这样埋种子总不会冒芽了吧？可没想到，几天过去，坑里的棒子苗全钻了出来。队长发现后，把我俩熊了一顿不说，还把我们的那天的工分全扣了。
　　我们的村子与庄稼地隔了一条淄河。我小时候，村里有条船，可以来回渡下地的人。后来，船坏了，村里没钱修，每到秋冬季节，河水小了，就在河上搭个木桥，桥面上横铺一层棒子秸，棒子秸上垫层土，压结实，既能走行人，也能过小推车。但到了夏天，河水一大，桥就冲坏了。男人们下地时，只能脱光衣服游过去。水性好的，一手举着衣服一手划水；水性差的，找根柳树条子，把树皮剥下来做成绳子，将衣服捆在头顶游过去。女人，只能往下游走好几里地，从贾刘桥过去。那桥是水泥的，水大时也冲不坏。
　　那时，下地过河挺费时间，队里偶尔会在中午管顿饭。场院里有口大锅，蒸上几锅窝头，烧上两担绿豆汤，再去队里的瓜田里摘几个烧瓜，撒上盐一拌，清清爽爽的，几十口子人凑在一起，吃起来也热闹。
　　冬天农闲时，生产队里会组织打机井。那时，队里的牲畜不多了，都得人工推钻。推钻时昼夜都不能停，一停，钻头就卡住了。因此，晚上也得去。晚上去推，除了正常挣工分外，还有一样额外的好处：可以随便喝咸黏煮——那时，生产队里管不起干粮了，就这么煮点粥吸引大家。咸黏煮里有粉条豆腐和少许的肉片，更重要的是在熬粥前用棉籽油炝过锅，这样做出来的粥比自己家里的棒子面粥好喝很多。所以，晚上推钻时，男人女人、大姑娘小媳妇的，都会放开肚子喝。记得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光棍汉子一口气喝了十碗(那时的碗可是粗瓷大碗)，直喝到稍一低头，咸黏煮就从嘴里流出来。想来，一个在家没吃没喝没人管的光棍汉，逮着这样一顿免费的粥狂喝一肚子，也是很上犒劳的。
　　当年，生产队里的口粮、食用油是按工分多少分到各家的。但是，一些不大值钱的东西，如生产队里自产的果蔬等等，一般都是按人口扒成堆儿分。八口人的多大的堆儿，六口人的多大的堆儿，五口人的多大的堆儿，一看就知道，每堆儿上都压了个小纸条儿。各堆儿都搭配了大的与小的、质好的与质次的，分起来比较公平。按这种分配方式分的东西有地瓜等主食，也有茄子、辣椒、西红柿、葱、蒜及拔园后摘的烧瓜之类，还有地瓜蔓子、萝卜缨子等猪饲料。果园里招了虫眼儿的桃子，推到集市上卖不掉的苹果等水果，也用这种办法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有点儿准共产主义的性质。分东西的时候，各家的大人小孩儿提着筐子、挎着篮子等候在旁边，偶尔也参政议政一下：哪堆儿大了，哪堆儿小了，哪堆东西好的多了，哪堆东西劣的多了，一一指出。这时，主管分配的队长、会计一般也会采纳大家的意见，重新做出调整。东西不一定多，也不一定值钱，但分东西时，各家老小齐聚在生产队的场院里，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儿。
　　后来，生产队解散，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实行联产承包，各家单干起来，很少见到村里一大堆人凑在一起这种景观了。农活儿，不再是慢慢悠悠的了。各家有各家的活儿，各家有各家的事儿，各家的事儿都得各家自己管，人们都起早贪黑忙了起来。刚开始承包那几年，机械化耕作还没规模化，地里的农活都得靠人力干，大事小事都得自家操心，人，就没了闲的时候。用我二哥的话说：＂忙得连点死的空儿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