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何祚庥王贻芳等人对撞机方案是个钓鱼工程

　　关于中国是否建巨型对撞机，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曾在2017年1月曾提出几点意见， 其中回顾了美国国会在1993年抛弃计划能量为20TeV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一个理由： 没有太大的科学价值，且花费巨大，将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能力。
　　2019年12月18日 ，曾深度参与SSC计划的美国斯坦福教授赵午提出对中国是否应建巨型对撞机的xyz问题。见： https://ishare.ifeng.com/c/s/7sWsZEyIqQ3 。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赵午
　　12月20日，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两位研究员阮曼奇和徐庆金在《知识分子》发表对xyz问题的回应。见： https://ishare.ifeng.com/c/s/7sZzf1as9Gk 。
　　今天，《知识分子》发表何祚庥研究员对赵午意见的补充。
　　本文来源于： https://tech.ifeng.com/c/7sZxnWSZ3lu
　　LHC的 紧凑渺子线圈 （CMS）实验捕获到希格斯粒子何祚庥：我对赵午教授谈大型对撞机的xyz问题的一点补充
　　赵午教授所谈xyz，其实是一位有识见的美国大型对撞机的设计者和亲身见证者，谈中国正在激烈争辩中的中国的CEPC和SPPC这两种性能不同超大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质子质子对撞机的建设，所需要的真正的费用。 由于赵午教授只主持过美国的超大型对撞机的建设，而中国和美国却具有不相同的国情，其具体的支出的费用大小多少，没有经过仔细核算，是很难准确给出具体费用的大小的。 所以赵午教授，就以xyz来代替。 这里的x是指CEPC所需费用，y是指建造SPPC所需费用。 但是赵午教授还新指出一点，为建造SPPC这一种超大型的新型对撞机，还要添加一大笔设计建造施工人员的培养和训练的费用，并不是一笔很小的开支。 但在王贻芳的方案中，却缺少了这一大支出。
　　更重要的是赵午教授对CEPC型的对撞机的构想和设计，提出一个重大的质疑。 这就是一个目标能量为CEPC式的对撞机比SPPC式的对撞机小很多很多倍的设计方案里，却使用了同样周长的大圆圈。 这在CEPC的设计中，完全是 大浪费 ！
　　一是修建如此巨大的大圆圈的坑道要多花一大笔钱。 二是还要额外添加许多超导磁场的建设，这也要额外多花一大笔钱。 三是正负电子束在超导磁场的偏折下，还会引起多余的散焦效应，为补偿这类散焦效应，还要在电子的冷却上，再多花一笔钱。 这就是说，这一CEPC的设计，决不是优化的，而是添加了若干倍，N倍的额外费用的一个设计。 说穿了，他们的真正的目的，是要花费更大笔的钱，即y+z，去建造一个已被美国国会投票否决过的SPPC的方案！ 赵午教授是一位在科学和建造上有素养的科学人员，于是就用xyz的符号，婉转地指出了这两个设计中不易为人察觉的隐情和其中的成败得失。
　　作为一项对比的方案，是在日本，我们的东邻，也设计了一个和CEPC性能相同的直线型的超大型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由于这一设计去掉了大圆圈，去掉了超导磁场，无疑在造价费用上要比王贻芳少很多，在单位时间内获得的H粒子以及Z粒子的数量上，也还可能还要多出一些。 但是，王贻芳的方案却宁可要一个花钱更多，性能也不是优化的圆形对撞机的方案。 其真实目的，当然是司马昭之心，只不过尚未为路人皆知！
　　我一直认为王贻芳等人的设计方案，是一个钓鱼工程。 其实施的后果，就会如杨振宁教授所指出的，这可能是花费极大，而又得不到重大科学成果的，一个无底洞。 何祚庥院士简介
　　何祚庥（xiū），1927年8月24日出生于上海，原籍安徽望江，祖籍江苏省扬州市，粒子物理、理论物理学家，马列理论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何祚庥院士
　　1951年何祚庥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理论教育处担任干事；1956年进入中国核工业部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8年前往苏联莫斯科核子研究所进行学习和研究；1960年回国，并参与氢弹的轻核理论组，担任共产党总支部委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机部九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等职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
　　何祚庥早期从事粒子理论、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的研究，是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参与者之一。何祚庥曾是中国最早的夸克模型课题组的主要研究人员 。
　　学术兼职：《Communications in Theoretical Physics》主编，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战略研讨会顾问委员会成员。其他支持或者反对的评论
　　《超级对撞机被王怡芳夸上天，他的动机是否纯洁？》
　　见： https://www.toutiao.com/i6858408238811972104/?group_id=6858408238811972104
　　节选：
　　但大型对撞机事业的衰落已经既成事实。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以目前所掌握的对撞机建造原理，所花费的资金越来越大。想要在亚原子领域获得一丝一毫的成就，就往往需要投入进去庞大的资源，但是人类生产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不可能全部投入到高能物理学。比如说，弦理论认为宇宙万物的基本单元是一根根振动的＂弦＂，这些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就构成了不同物理性质的粒子。这其实是一种哲学思想，为了验证这个哲学思想，需要用超级大规模的超级粒子对撞机去实现。那么，需要多大规模的对撞机呢？在之前，科学家计算得出需要对撞机的轨道直径达到20万光年，已经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大约10万光年，也有一种说法是20万光年）。最近，美国普林斯顿的科学家又有了新的计算，这个对撞机轨道的直径要超过整个宇宙的直径！
　　瑞、法边境27千米长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正因为如此，杨振宁对高能物理学的前景不太看好，他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高能物理研究的黄金期，而如今＂盛宴已过＂。他提出，要寻找全新的高能量粒子对撞机的建造原理，不能一味地投入巨大的资源＂往死胡同里面钻＂。
　　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家韩梅教授则表示，美国的大型粒子对撞机项目（SSC）在20多年前＂已经刹车＂，对撞机项目在美国的科技计划列表中也不甚重视，＂排在很靠后的位置＂。美国物理学家Philip W. Anderson指出，SSC项目之所以在先期投入20亿美元之后被叫停，一方面是因为SSC的资金投入一再地扩大，如同无底洞一般，钓鱼工程的态势显露，另一方面是坚持建造的人不断地夸大SSC的作用，但其实SSC并不能完成。
　　该学科衰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能物理学学科自建立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贡献几乎是没有。高能物理学研究的是比原子核更深层次的微观世界中物质的结构性质，即使研究出一些成果，也不过就停留在纸面，无法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杨振宁认为，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其他科研领域，比如很兴旺的生命科学，还有凝聚态物理等等，这些也同样是基础科研领域，对国计民生有巨大影响。杨振宁估计，中国如果建造成超级粒子对撞机，除了工程费用，加上聘请外国专家的薪水、长期维护的成本，后期至少需要200亿美金，这势必挤压我国其他科研项目的资源。而且，即使搞成了，我国在这一块的顶尖科学家的数量也是几乎没有，还得高薪聘请外国人过来参与研究，到时候等于是我们出钱让外国人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先生反对建造大型对撞机，但是我有不同意见》
　　见： https://www.toutiao.com/i6691876076647350788/?group_id=6691876076647350788
　　节选：
　　第三，大型科研设备，可以大大的提升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实力。中国的制造业大而不强，缺乏承担高端顶尖设备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需要在某些设备和项目中得到锻炼和培育。在中国EAST托卡马特核聚变实验装置中，中国突破了很多设备制造的空白，立刻就在国际ITER核聚变装置的项目中得到了报偿，拿下了很多订单，这就是大型科研设备建设项目带来的好处。在EAST项目之前，从来没有人制造过如此庞大的大型超导线圈，超导应用基本都在实验室中，而EAST项目的建设，让中国掌握了大型超导线圈的制造能力，而这个技术在对撞机中同样用到。再例如长春光机所为大型天文望远镜加工的碳化硅反射镜，同样的技术，在芯片生产的EVA光刻机中也是核心技术，这就为中国的半导体产品增加了技术积累。
　　而大型对撞机的研制，也必然会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提升，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会有成千上万的供应商在每一个环节提供大量的零部件，而在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在这些领域将有一大批中国的制造业厂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在很多时候，一个企业的提升，往往欠缺的就是一个机遇，而当大型对撞机这样的项目向这些厂商提供订单的时候，这个机遇就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