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件文物说党史（002）一大党纲失而复得，为什么少第11条？

　　1921年8月3日，在南湖游船的会议上，一大代表们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三个文件，并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了党章的内容，规定了党的名称、性质、任务、纲领、组织和纪律，实际上起到了党章的作用。  一大党纲消失
　　一大召开时，由于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再加上敌人破坏，一大纲领等文献材料没能保存下来。
　　1937年，美国女作家尼姆·韦尔斯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一大文献的下落。尼姆·韦尔斯在其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据董必武回忆：＂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大时共产国际派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
　　一大文件的遗失，使得一大历史一度成迷，甚至一大开会日期都搞不清楚。 失而复得
　　1956年12月24日，苏共中央把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派人到莫斯科接收了这批文件，共计十八箱。
　　令人惊奇的是，里面居然有俄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这份俄文档案是什么时间由中文译成俄文的，又是由谁在什么时间带到共产国际的，目前都无从考证。
　　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将此件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并送请董必武帮助鉴别。
　　董必武在1959年9月5日的复信中说：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无独有偶。1960 年，美国学者韦慕廷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发现了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论文附录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英文版）。经对照，英文版党纲与俄文版内容基本相同，仅具体文字稍有出入。
　　这样，起到党章作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终于得以再次为世人所见。
　　神秘失踪的第十一条
　　俄文和英文两个版本的一大纲领，从序号来看，都是十五条。但都缺了第十一条，实际上只有十四条。
　　陈公博论文附录中，直接没有第十一条。脚注处，有人用英文标明：＂陈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
　　俄文版第十一条则标注了 ＂遗漏＂二字。
　　这两个版本都缺了第十一条，说明原始版本可能就是缺少第十一条。
　　为什么在两个版本中都同时缺第十一条，现在没有定论。
　　有人推测第十一条可能是关于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部署，为了保密起见，没有详细列出。
　　但事实是否如此，至今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或者，等到中文原始版本再现江湖时，能给我们一个更肯定的答案。 顺便说说陈公博
　　一大代表陈公博后来成为汉奸、被处死，自然是令人不齿。但他的文章却成为判断一大会议日期和保存一大文献的重要资料。
　　陈公博是怎么成为一大代表的呢？
　　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1946年6月3日)，广东南海(今广东广州)人，祖籍福建上杭 。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在他的母校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陈公博的北京大学同学兼同乡谭平山、谭植棠叔侄二人则在广东师范专门学校任教。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商议办一份报纸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陈公博决定模仿《每周评论》，并给报纸命名《广东群报》，由陈公博担任主编。
　　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等人开始联络、指导全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陈独秀就写信给他们，要他们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他们就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解散。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一到广州就找到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三位北京大学校友。1921年3月，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小组一开始由陈独秀任书记，不久就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组织工作，陈公博分管宣传工作。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参加会议。
　　陈独秀不认这是很重要的会议，不仅自己没去，也不让更有资格去的谭平山去，只派了陈公博去。
　　于是，一大代表的这份殊荣，就这样落在陈公博头上。
　　一大结束之后10多天，陈公博回到广州，写了一篇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散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这是最早的关于中共一大的文章，而且就公开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三号上。
　　中共一大是严格保密的，陈公博是怎样的做到的呢？
　　陈公博并没有直接写一大，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他使用的是暗语，如在开头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去年我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
　　社会上当时对一大并不知晓，一般读者看不出这与中共一大有什么关系。
　　直到1961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先生才读懂了陈公博的暗语。
　　当时，李俊臣正在通读《新青年》，在读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时，想到1921年7月陈公博曾去上海出席中共一大，顿时眼前一亮：那＂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学社＂会不会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会不会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共一大？
　　文中还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就是马克思）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
　　由于文章写于中共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可以排除种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7月14日，抵沪是7月21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7月22日。这样就可以推知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在7月22日或稍后。
　　这篇文章记录的谋杀案，更是一个重要的佐证：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的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的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我马上从床上跳起，打开房门一看，声息俱沉。
　　那知这件案子直至下午六点多钟方才发觉，那个凶手早已远飓，仅知这个男子叫瞿松林，女子叫孔阿琴。
　　我们因为法巡捕房的优待，和邻房暗杀案的刺戟，三十一夜遂趁车赴杭。
　　所以，他没有登上南湖的游船，早早就带着新婚妻子去了杭州。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后，陈公博继续与陈炯明保持联系，受到党内批评，他索性脱党，赴美读书，写出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此论文的重要性并不在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回国后，陈公博加入国民党，以＂左派＂自居，曾任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中央执委。后来他演变为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不久又与蒋合流，成为蒋的座上客。
　　抗战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中国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3日被执行枪决。
　　历史曾慷慨给了陈公博一个机会，但因为他的信念不坚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给后人以深刻的沉思和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