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滕上的瓜

　　常青藤上的瓜
　　孙青松
　　记得那是1984年秋天的一个下午，父亲从家乡乘长途汽车来省城看我，还带来了家乡的黄豆、地瓜和玉米。他说这些都是自家的责任田里产的，今年又是个大丰收，家里粮囤的玉米和小麦都盛不下了，又在院子里打了三个棒子围。说话中带着喜悦，满是皱纹的脸上春风荡漾，看得出，这位饱经沧桑的农村基层干部对党的农村改革开放政策充满了无限希望。
　　父亲自人民公社成立起就担任生产小队长，一直到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他当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小时候，在我的印象中，他每天天不明就去集体大田里转悠，早晨敲钟，然后集合社员安排农活儿，天天如此。开会时最爱说的话就是＂大家再加把劲儿，让咱队大寨田的庄稼可劲儿的往上长，保证今年家家不饿肚子。＂他身先士卒，脏活累活总是冲在前，并且从不沾集体一点便宜，还常常把自家的东西拿到队里用。他最爱听得歌是那首当时流行的《公社是棵常青藤》，每次开完会，都让爱唱歌的万子叔和甜瓜婶两口子给大家合唱上一段。唱完后，他接着说：＂大家听到了吗，集体就是个藤蔓，我们每个社员都是藤蔓上结出的瓜，只有藤蔓肥了，壮了，咱们这些瓜才会甜，才会大。＂人们知道这是队长借歌鼓士气，让他们多下力为队里干活，但谁也不拿这当回事，听完歌，照样磨洋工，混工分。
　　那时队里年年歉收，打得粮食交完公粮后，社员们还是不够吃，一到春冬两季，不少人家就开始断顿了。为了补贴社员生活，父亲曾办过磨面坊、豆腐坊、挂面坊，还搞过长途贩运。为这文革中被学大寨工作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批判，让他在公社学大寨会上作检讨。
　　他没念过一天书，只是粗识几个字，但不会写。可他头脑特别灵活，有一身的好庄稼活。队里一年的账目他都记在心里，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尤其是他的心算本领，在四屯八乡的出名。有一年他带河工去外地挖河，工程结束后，会计和出纳打着算盘结账，他躺在床上盖着一个破棉袄半睡半醒的听他们念。等会计报出最后的结算数字时，他忽然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说：＂这数不对，俺心里算呢。＂说着他报出了自己心算的数字。会计和出纳都不信，说：＂算盘珠还比不上你估摸的准。＂父亲说：＂不信？那咱就打个赌吧，你俩再重算一遍，谁输了买盒‘向阳花’牌香烟。＂两人又打了两遍，结果算盘上的数字与父亲的心算完全一致。那天，父亲赚了一盒一毛五分钱的烟卷抽。
　　父亲没文化，不懂啥理论，但那时他就看出了在这种体制下搞生产不行。他时不时的发牢骚，说干活大呼隆，人们心思都不在集体上。地是公家的，看起来人人有份，实际上谁也没有份。干活靠催，互相依赖，出工不出力。可自留地的庄稼为啥都长得好呢？那是他自己的地，收了粮食装到自个囤里去了。所以，他这个当队长的就是长出三头六臂也管不过来。他最怀念土改后农民分到土地自个儿耕种的那几年，人们都把地当亲生儿子一样侍候，每年打下的粮食比现在生产队里还多，家家户户有余粮。文革后期，他心灰意冷，几次想撂挑子，提出不干队长了，可队里又离不开他。记得驻村干部亲自到我们家给他做思想工作，劝他要＂学习大寨好榜样，继续革命当尖兵＂。
　　其实，＂不吃大锅饭，种地自己说了算＂的想法，早已成为几亿农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下文确立农村改革后，一时唤起了亿万农民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从此农民开始走上富裕路。父亲在全大队五个生产小队中是第一个把土地承包到户的，当年大丰收，我们生产队群众也是全村最早解决温饱的。
　　这次父亲告诉我来自家乡的两条重要新闻：一条是在中国大地上历经25年的人民公社被撤销了，现在改成了乡政府。他笑着说：＂当年公社在咱村成立时，挂在门口上的那块大牌子，还是用的你爷爷准备让木匠打衣箱子的木板子呢，为这你奶奶还心疼的一宿没睡觉。＂我说：＂你应该把刚摘下的那块牌子要来保存，说不定将来成了文物，那可就值钱了。＂父亲生气的说：＂那个让人饿肚子的玩艺，想起来就有气，早该砸了，还要它干啥？＂又说，＂摘了老牌子，砸了大锅饭，庄稼人能吃上猪肉白馍了，现在乡下人都感谢邓小平，说他才是农民的大恩人哩。＂我说：＂毛主席让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让老百姓富起来，都要感谢。＂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的说：＂是呀，都要感谢。可就是从前实行人民公社的法子不行，让人饿肚子呀！＂说到这里，他好像又回想起了过去的岁月，一时不吱声了。
　　是呀，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大跃进时放卫星，人人敞开肚皮吃饱饭，玉米、地瓜烂在田里不收。大食堂解散后，接着是大饥荒，村里饿死的人都没力气抬。1961年，不满五岁的我和踮着小脚的大娘千里迢迢去沂蒙山区讨饭，那年奶奶饿死在土炕上。那段苦难的经历永远镌刻在这一代人的记忆里。
　　此刻，为了打破气氛，我故意哼哼起了那首《公社是棵常青藤》的歌。他听着笑了，说：＂你这是在笑话我当时开会讲得藤蔓和瓜的事吧，其实我那是激发社员的积极性。俺虽然没文化，可早就看出公社这根藤和社员这些瓜结在一起不行了。＂我心里一惊，忽然记起了一段领袖语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同时又生出对千千万万个像我父亲这样的基层干部的一种敬意。
　　父亲爆出的第二条新闻是县里给万子叔的冤假错案平反了，乡党委书记亲自支持，在村里召开了平反大会。那天，万子叔和甜瓜婶子在会上哭得像个泪人儿，万子叔还给念平反书的乡领导下跪，嘴里不时念叨着＂感谢党，感谢政府＂，这也许是他在监狱里对狱警的习惯用语了。
　　万子叔从十岁便没了爹娘，孤苦伶仃的一个孩子，靠乡亲们的帮助和接济才活了下来。有一年村里赶庙会，一个艺名叫＂叫破天＂的瞎子领着个小姑娘在街上摆摊说大鼓书。＂叫破天＂唱《黄天霸》，嗓子又尖又高，每唱一句嘴巴就往上撅一下，声音拉得很长，鼓得两个白眼珠子都快掉下来砸到脚面上了。他没事就去街上听书，听了两场就迷上了。尤其听了姑娘演唱的《小寡妇哭坟》，声声泣，句句泪，他忽然想起自己死去的爹娘，竟跟着瞎子的二弦大哭起来。晚上，他就叫这爷儿俩到自家去住。小姑娘叫甜瓜，和万子同岁。她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不光声音甜美动人，那张圆圆的小脸庞，像个一掐就出水的小甜瓜。万子很勤快，除了帮着爷儿俩干些杂物活儿，每天还把烧好的开水送到说书摊上去。几天时间，他们三个就像一家人亲热了。十天的庙会散了，可甜瓜舍不得离开万子，就叫万子拜他爹为师傅，学唱西河大鼓。万子天生一副好嗓子，记忆力也强，不到一年功夫，就把《黄天霸》、《薛仁贵征东》两部书全部说唱下来。万子声音洪亮高昂，适合表演英雄人物，师傅就给他起了个艺名＂小叫天＂，再配上师妹＂小甜瓜＂般的的甜润，从此，他们的西河大鼓唱红了冀鲁交界运河一带。 甜瓜老家河北发大水，家里房倒屋塌，已回不去了，从此爷儿俩就在万子这里安身立家。后来他们结了婚，土改中又分了土地，忙时种地，春冬两季赶场子说书，小日子过的红火起来。
　　几年后，人民公社成立了，家里的土地又都收了回去。大跃进时天天搞生产大会战，深翻土地，大炼钢铁，到处放卫星，他们的西河大鼓自然说不成了。万子叔参加了公社炼钢大会战，一天到晚守在黑烟滚滚的土炼铁炉旁。甜瓜婶是公社＂穆桂英连＂的女子生产突击手，几十个姑娘、媳妇聚在一起，人人头上包着红头巾，上身光着半个膀子，喊着口号在田间拉犁耕地。工地上到处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家里的锅都被揭去炼铁了，人们围在一起吃大食堂，这叫＂敞开肚皮吃饱饭，共产主义在眼前＂。他们一家感谢共产党带来好日子，甜瓜爹思想觉悟很高，想到人人都为公社拼命干，自己却成天闲在家里没事干，心里总有欠缺感，就找到公社管宣传的蔡副社长，要求去工地上说大鼓书，给参加会战的人们呐喊助威。蔡副社长听了很高兴，说旧书不能唱，你就把大跃进中的民歌用西河大鼓调子唱给大伙听吧，还专门安排一个小学教师教他背词。几天后，他就背过十几首歌谣，还学会了那首《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自那，＂叫破天＂每天右肩背着个弦子，左肩挂着个铁皮卷成的大喇叭筒子，手里拿着一根探路的竹竿子，忙着去各会战工地上轮流唱。
　　这天，他来到炼铁工地，弹起弦子，先唱了一首《比比看》：
　　你是英雄咱好汉，高炉旁边比比看。你能炼一吨，咱炼一吨半；你坐喷气机，咱乘大火箭；你的箭头戳破天，咱的能绕地球转。＂
　　唱完几首歌颂大跃进的西河大鼓后，他又拿起铁皮喇叭筒子，对着人群唱起了《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在＂穆桂英连＂女子突击队现场，他演唱的是《嫦娥与织女》；
　　＂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悄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和牛郎早商议，我进纱厂当工人，他去学开拖拉机。’＂
　　大家要求他唱段《穆桂英挂帅》，他说这可不行，蔡副主任没安排他唱老书。这时正好公社杨书记从此路过，就说：＂穆桂英是古代的女英雄，咱们的‘穆桂英连’是大跃进的时代英雄，我批准了。＂听了书记的话，他就拨起弦子唱了起来：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天波府里走出来我保国臣子。头戴金冠压双鬓，当年的铁甲又披上了身。帅字旗飘如云，斗大的穆字震乾坤。上写着浑天侯穆氏桂英，谁料想我五十三岁又管三军哪......＂
　　声音高亢激昂，女人们听得入神，竟然往了手里的活。连长大喜子站出来对大家说：＂姐妹们，咱们的队伍叫穆桂英连，就要学习穆桂英冲锋陷阵的精神，快干起来呀！＂接着几十个女人喊起了口号：＂俺们都是穆桂英，深翻土地当先锋！＂顿时，一片土地被铁锨翻起了波浪。
　　在去水利会战工地的路上，碰到了大队饲养员方林爷爷。这是个西河大鼓迷，用现在的话说是＂叫破天＂的铁杆粉丝，那年庙会上他就天天去＂叫破天＂的说书摊上听书。有一次老伴给他五块现大洋让他去买只羊，他半路上听起＂叫破天＂的《黄天霸》来，一时过瘾了，竟把手里的五块现大洋全部赏给了这爷儿俩，等他哼着调子空手回到了家，才想起买羊的事，着实挨了老伴一顿臭骂。方林爷爷对他说：＂老哥，听说你也参加到大跃进队伍里了，每天给大家唱西河大鼓鼓劲儿，俺这饲养棚也有一份吧？＂说着就硬拽他去饲养棚。
　　＂叫破天＂说：＂你那里就一个人，俺就在这里给你来一段吧！＂方林爷爷乐了，说：＂也行，就把他扶到一个土堆上坐下。＂＂叫破天＂说：＂你养的是群牛马驴骡，可俺只会唱羊词呀？＂方林爷爷说：＂反正唱得都不是人，俺听的是西河大鼓调儿，你就唱吧！＂于是＂叫破天＂就唱起来：
　　＂公社的山羊长得壮，上山碰到非洲象。山羊打了个大喷嚏，轰隆一声震天响。大象吓得直哆嗦，扑通跪倒直喊娘：‘娘啊娘，还是公社的山羊大，跟他比，我简直就是屎壳郎！’＂
　　唱完，方林爷爷笑了：＂公社的羊都成精了，连大象也怕他，那俺喂的牲口见到它还不吓死？＂说着又重复刚才的话：＂反正唱得不是人，逗乐子吧。＂
　　＂叫破天＂这才缓过神来，大叫着：＂老哥你这是在骂俺吧，你才不是人呢。＂骂完就点着竹竿子气呼呼的走了。
　　＂叫破天＂不是实瞎子，眼睛也能通些小光。水利工地场面大，上千口子人参加会战，口号是＂大战一百天，挖通德惠河，产量过千万！＂
　　＂叫破天＂站到一个水塘子上面的高岗上，弹起了弦子：
　　＂社员们，加油干，一锨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
　　＂唱得好，再来一段—＂引得干活的人群一片欢呼声。因为这里人多，他就把那十几首大跃进民歌全唱完了。可他毕竟也是个年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再拿起铁皮喇叭唱《社会主义好》时，就感到力不从心了：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
　　下面的＂逃跑了＂还没唱出来，突然感到头昏脑涨，眼前一片漆黑，＂扑通＂一下倒在地上，接着连人带肩上的弦子和手里的喇叭筒子都滚到水塘里去了。
　　下面的人听不到唱声了，还以为他去解手了呢，可等了多半个时辰还是不见人，这时有人就爬到土岗上去看，一看吓坏了，＂叫破天＂已经飘在下面的水塘里淹死了。
　　公社书记说：＂‘叫破天’是为宣传大跃进淹死的，死的重于泰山，应该开个追悼会。＂追悼会是在水利会战工地上召开的，那天蔡副社长亲自致悼词，号召全公社干部群众向他学习。学习他为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死，为党的总路线呐喊助阵、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公社还为他买了口柏木棺材，甜瓜婶和万子叔带着三个孩子扶棺守灵。他们心里悲痛，可也为公社领导给了老爷子如此高的荣誉感到光荣，千恩万谢共产党，表示一定要继承老爷子的遗志，把三面红旗举得更高。
　　可是，祸不单行。就在老岳父发丧后的第十天头上，万子叔在一次公社组织的土高炉炼铁突击活动中，因炉子发生故障崩裂，左手被滚烫的铁水烧成了骨渣，从此变成了残废，不能下地干重活，自然也挣不到工分了。父亲是生产队长，就找到蔡副社长商量，叫他继承老爷子的事业，每天到生产大会战现场给社员们唱歌鼓劲儿。蔡副社长说，上面自从出了胡风反革命案，对文艺管得严了，就只让他唱那首《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歌吧。万子叔很感谢领导的关怀，就憋足劲儿的唱。他每天拿着岳父那个铁皮筒子喇叭，去工地上放声高歌：
　　＂人民公社就是好，社会主义离不了......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
　　从早上一直唱到天黑，除了吃饭解手，每天一遍一遍的重复着唱。
　　也许是这歌词群众不喜欢，也许是光唱一首歌太单调，后来人们就听烦了，他一唱就有人骂：＂我说万子，你成天像个公驴似得喊叫个啥？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食堂里现在为啥不管饱？社会主义离不了，离不了你叫甜瓜改嫁，和它配对去。＂这时的大食堂由于浪费太多，加上地里的庄稼很多收不上来烂在田里，群众生活开始困难了，这些成天被赶到一起放卫星的社员对大跃进产生了厌恶和抵触情绪。
　　万子叔感到委屈，回到家就对甜婶说不再去唱了。甜瓜婶说：＂这歌儿的曲子是不好听，那词尽是些口号，听起来也真像驴叫。可咱唱歌不是为好听，是为了挣工分，管别人说啥呢，给工分就唱，总比在田里深翻地出苦力强吧，再说你残了只手，还能干啥呢？！＂万子伸出那只宛如鸡爪子的手，又看了看围在身边的三个没成年的孩子，流着眼泪对妻子说：＂为了挣工分养活孩子，那俺就继续唱吧。＂
　　为了安慰丈夫的心，甜瓜婶又找父亲和副社长反映情况，并提出再加上一首也是歌颂人民公社的歌。副社长说：＂‘就是好’这首歌听起来有劲，还有比这更带劲儿的歌吗？＂甜瓜婶说：＂《公社是棵常青藤》也好听着哩！＂副社长说：＂你唱一遍俺听听再定。＂甜瓜婶清了清喉咙，就唱了起来：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副社长听完，一拍大腿：＂好哇，比喻的好。为了肥壮人民公社这棵藤，那你就去工地上唱这首歌吧!每天给你记男劳力的工分。＂甜瓜婶当然高兴了。打那，两口子双双去公社会战工地唱歌。加上了甜瓜婶的＂常青藤＂，万子叔就少唱了＂就是好＂，比以前轻松多了。
　　放了一阵子卫星，吃了不到一年的大食堂，接着大饥荒就来了，大食堂也早散伙了。家家户户缺粮断顿，连村里的榆树皮都被扒光填了肚子。公社又提出了勒紧裤腰带搞生产自救的口号，可咋个自救法呀，村里人都纷纷外出讨饭去了。万子叔和甜瓜婶商量，一家人五张嘴每天要吃东西，不能都守在家里挨饿，他领着老大外出逃荒，叫甜瓜婶和两个小的留在家里。就这样，万子叔领着大小子沿运河一直往南走，边要饭边说书，两年后总算保着命回来了。可是守在家里的两个孩子却早在一年前就病饿而死，才三十出头的甜瓜婶骨瘦如柴，头发也花白了。夜里，两口子诉说着艰难，抱头痛哭，可这往后的日子还得过下去呀。
　　老天有眼，接下的几年风调雨顺，虽然搞四清，学大寨，学毛选，上边的运动接连不断，但每年队里分的粮食能填满肚子了，庄户人要求不高，能活着就行，他们和村里人一样，脸上开始出现笑容。在田间地头，在村的政治夜校里，人们还是喜欢听甜瓜婶唱那首《公社是棵常青藤》的歌。一些老年人说，虽然这歌词比喻的公社这棵藤和社员这个瓜的关系不怎么对路，但他们喜欢听这个曲调。万子叔的《人民公社就是好》多是驻村干部们点的歌，那是必须要唱的。不过这＂就是好＂随着形势变化经常换主语，开始是《人民公社就是好》，接下来学大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斗私批修、批林批孔等等，每场运动都出《就是好》的歌，说起来也简单，只要在前头加个运动名字就行，＂就是好＂仨子始终不变，再谱上个新曲，风格一致，都是喊叫声。万子叔自己算着，他总共唱过六、七个的＂就是好＂的歌。
　　文革初期，虽然队里分的粮食不多，但每户都有几分自留地，人们都把它当成聚宝盆侍候，家家户户自留地的庄稼长得比队里的好。打下的粮食归自己，两下一凑合，虽然吃不好，可多数户能填饱肚子。到了批林批孔时期，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社员的自留地也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没了自留地，队里分的粮食又不够吃，村里群众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万子叔在村林场里看林子，他就用一只手在林场的一块废弃土岗上偷偷开了一块地，种上了地瓜和花生，他拖着残疾手不辞劳苦，辛勤浇水，拣粪施肥，当年秋上收了二百多斤，晚上偷偷送回家。其实父亲早就知道这件事，只是看他们家困难，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可纸里包不住火，他连续种了两年，就有人把这件事反映到公社里。这下学大寨工作队可抓住了典型，就在全公社批林批孔大会上把他当典型，说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孙万子长了资本主义尾巴。不仅把刚种下的地瓜苗子毁了，还要他在大会上作检讨。
　　挨了批斗，万子叔心里憋着一股子气，回家后就喝起了闷酒，边喝边唱《公社是棵常青藤》，喝多了酒，那调门和词儿也不准了。唱完，又拿来儿子的笔往一张白纸上写着什么。甜瓜婶知道他心里有气，心话这时劝他也没用，叫他自个儿发泄吧，就自己先睡去了。
　　第二天吃早饭，万子叔还在蒙头大睡，甜瓜婶去喊了他三次，他才从炕上爬起来，只见他摇晃着头，瞪着一双睡意朦胧的眼问：＂是不是俺昨天晚上去公社大门口墙上贴了张小字报呀？＂甜瓜婶一愣：＂俺早睡了，咋知道呢，你写的啥？＂这一问万子叔可慌了，他想起来了，那上面写的是他早就对人民公社的不满看法。随即大叫一声：＂坏了，犯大事了！快去揭下那张纸。＂说着就跳下炕，可还没跑到院子里，公社李公安就找上门来了。
　　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都很强，这张小字报还是邻村收破烂的秃七最先发现的。秃七要去公社院里收旧报纸，一大早就来到公社大门口等候。先是闲着没事在门口转悠，后来发现墙上贴了一张白纸，就凑过去看，一看不得了了，他念着上面的字：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挂在藤上的瓜。瓜儿不愿挂，藤儿打骂它。藤儿越肥瓜越苦，藤儿越壮瓜烂了。＂
　　下面署名是＂小叫天＂。
　　当时这首歌大人孩子都会唱，秃七不仅能唱，那原歌词也背得滚瓜乱熟。秃七想，这不是反对人民公社吗，脑袋里阶级斗争的弦立刻绷紧了。他对着公社大门喊叫起来：＂有人贴反动标语了，快来抓阶级敌人呀！＂喊声最先惊动了李公安，他披上衣服，顺手拿起一把手枪，急匆匆地赶到大门口。一会儿，住在公社院里的干部们都来了。李公安用照相机拍了照后，就从墙上揭下小字报，又马上打电话报告了县公安局。
　　其实，这个案子不用破，上面写的明明白白，一看就知道是万子叔写的。万子叔并不反悔，自己老实承认了。只是说自己当时喝多了酒，一时发泄对公社割他资本主义尾巴的不满情绪。县公安局很快来了人，把他拷上手料带到县里，最后以＂污蔑人民公社，反对农业学大寨，破坏批林批孔＂ 的罪名判了三年劳改。
　　万子叔被释放后，已经是粉碎四人帮第二个年头了，那时正是改正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时期，也许是上边认为他这个案子太无足轻重了，一直没人管，直到现在才落实改正。他们一家人喜事连连，恢复高考后，儿子考上了上海戏曲学院编剧专业。他两口子成立了一个西河大鼓学习班，收了十几个徒弟，农忙时在家种责任田、教学员，农闲带着徒弟们在城乡进行商业演出，还参加了全省曲艺汇演，并荣获银奖。家里每年收入五六万元，去年在村里第一个盖起了二层小楼。
　　父亲讲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也为乡亲们赶上改革开放新时代过上好日子高兴。
　　父亲走后，我又找出了《公社是棵常青藤》和《人民公社就是好》两首老歌听，边听边想着万子叔当年在公社大门墙上贴的那张小字报，眼前又浮现出当年在农村战天斗地的情景。是的，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体制，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在农村基层将国家行政权力和社会权利高度统一，它严重束缚了农民的手脚，侵犯了农民的切身利益，伤害了农民种田积极性，其＂一大二公＂的表现形式又使劳动者失去种地的自主权，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始终处于一种被强制与被驱使的地位。所以，公社这棵藤长得越肥，社员这个瓜就越苦。伴随着阶级斗争的浪潮，后来它长得越来越大了，到了文革后期，已经到了疯长的状态，瓜也就脱落了。
　　人民公社体制存活了25年，终于走到了尽头，于1983年在神州大地上彻底消失了。看来这棵所谓的＂常青藤＂并不常青，因为它给＂瓜＂们带来太多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