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号桥反阻击战始末

　　过在何处
　　原来，七号桥反阻击战之前，在向大顿阵地转移时，天刚蒙蒙亮，站在路边的我团张承祥副参谋长拦下我们，直接下达命令：＂前方七公里处，有片竹林，竹林前面是一片开阔地，开阔地前方有山丫口，敌军有坦克向我进攻。注意：此地主公路右拐弯，切记：你连千万不要右转弯，要离开公路主干线，直接经便道穿过竹林，立即展开，占领阵地，对前方山丫口的越军坦克实施毁灭性打击，绝不能放过一辆敌军坦克。＂
　　＂是，保证完全任务。＂连长答道。
　　我们全速前进，大约只行驶了三四分钟时间，我突然降低车速并提醒连长：＂可能到了。＂
　　正在埋头研判地图的连长显然不信，因为耗时实在太少。
　　在抬起头察看车外地形的同时，他问：＂行驶了多少公里？＂
　　我靠右停车，扫了一眼里程表，回复连长：＂两点四，两点五不到。＂
　　＂团里命令我们前进七公里。＂显然，他主张继续前进。
　　我说：＂地形太像，我建议：先看看，如果竹林前是开阔地，开阔地前有山丫口，那一定就是这里。＂
　　连长略一思忖：＂看看再说。＂
　　他下车后，向后侧大声发令：＂指挥组——＂随后大臂挥向前方。
　　我们指挥组一行，猫着腰穿过竹林，一片巨大的开阔地展现在眼前，身后右侧的公路向右前方延伸、向左、再向左划出一个大大的半弧，向前方的山丫口通去。
　　如果再前行四五公里，我们就到了前方的半山腰了，若展开，炮口正好对着我们现在的方向。
　　据此，连长确认：＂这里就是上级指定的炮阵地。＂
　　指挥组全体成员用无言支持了连长的确认，这一确认相当关键，十分必要，完全正确。
　　开阔地上，三、四米大口径的弹坑很多，我判断，这是之前我军炮火准备留下的烙印。
　　巨大的开阔地，一片死寂，鸦雀无声，似乎连空气都凝固了。
　　军人在战场，遇到这种情况，要做出某种决定，实在太难。
　　我们紧张地、静静地观察着态势，希望能捕捉到可供决策的因素变化，连喘气的声音，相互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脏，一个劲地＂咚，咚，咚。＂
　　率我连作战的王副营长督促道：＂王连长，上级命令我们：立即展开。＂
　　连长没有理会，抉择维艰。
　　一开始，我并未太在意，但在副营长连催两三次后，连长仍像没听到一般，我忽然理解连长此时心态，于是，就用胳肢拐碰碰连长，又用右手食指向左侧的炮弹坑点了点，连长迅即蹿入左侧的弹坑，我随后跟进。
　　建议连长：＂你设法避开任何人，以免他们干扰你的决心。＂
　　连长说：＂没办法，他们很快就会跟过来的。＂
　　＂没关系，我来牵制他们，不让他们接近你。＂
　　连长深情地看了我一眼，显然，大有战场得知音的感觉。
　　战友，那是一个把生命捆绑在一起的缩写。
　　我们不分官大兵小，为了胜利，我们都得用心作战，为了胜利，我们必须谨慎。
　　之后，连长＂引领＂着我们（实际是被副营长赶着），在一个又一个弹坑里周旋着。
　　每到一个弹坑，我总是或左或右，或东或西，一个劲地给副营长指点着＂目标＂。
　　他总是用望远镜认真察看后给出否定的回复。
　　就这样，我设法拖时间，尽可能不让副营长接近连长。
　　＂周游＂大约近半小时，开阔地前方右侧边缘，响起了枪声，而且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
　　敌我双方射击后飘起的蓝色烟雾告诉人们，这里的战斗很激烈。
　　[ 转经过大约二十多分钟的激烈战斗后，从望远镜中可以看到，我步兵分队成多路不规则的纵队，挎着枪、而不是端着枪，向上，向山丫口方向挺进。
　　连长大声发出命令：＂占领阵地——。＂
　　＂是，占领阵地。＂我大声复诵道。
　　在此之前，我已不动声色、快速地迂回到竹林与开阔地的交界处。
　　这里，距火炮停放位置最近，既可以听到连长的命令，直起腰，就可以看到连长，同时又能以最快速度实施展开占领。
　　当时，我认定，我们必须延时占领，否则，就可能失败。
　　但这么做，违反战场伦理，没有理论支撑。
　　我们每分每秒，都像在做着见不得人的丑事，内心压力特别巨大。
　　这种行为，完全可以判定为：贪生怕死。
　　这对一个军人来说，连死都不如，而且百口莫辩。
　　但为了胜利，我们只能这么做。
　　我之所以放弃对副营长的牵制而占据竹林边缘，是因为敌我双方已经开火，在这种情况下，他再外行也不可能催促连长在此时占领阵地。
　　所以，我对副营长的牵制任务，从前方枪响就完成了。
　　按教范，连长＂占领阵地＂的命令应由通信员接受并传递。
　　但通信员黄镇松此时就在连长身边执行警卫任务，连长不向他下达，反而大声向远处掩蔽的我下达，这说明，连长此时已判明了我的站立位置。
　　我们心有灵犀啊，这种灵犀，这种默契，无不透示着军人的素养。
　　随后，我快速经原路穿过竹林，向早已站在车头右侧的1炮车驾驶员吴顺记发出口令：＂向后传：占领阵地。＂
　　＂向后传：占领阵地＂的口令在迅速地，一波接一波地向后传诵着。
　　我跳进驾驶室，发动车辆，牵引着六炮，第一个穿过竹林，一百八十度调头后占领阵地左侧，炮口指向前方山丫口。
　　机敏的1炮车驾驶员吴顺记，根据引导，占领着阵地右侧，其余各炮依次就位，一切行云流水，井然有序。
　　就在我们还未构筑好工事，距开始实施占领约七八分钟时间，无线电台传来前方通报：＂我军在××高地缴获敌军三门火炮，其中一门被摧毁，一门损坏，有一门完好的火炮，炮膛里还有一发没有发射的炮弹（战后还有资讯充实：＂敌人阵地上是八五加农炮，一百多发炮弹像码西瓜一样整齐地堆在那里＂），敌炮的射击诸元是：纵座标××××，横座标××××，……＂。
　　随着前沿一连串数据的给出，连长与计算兵快速在图版上作业，计算兵快于连长得出结论，指着地图向连长报告：＂在这里。＂
　　我们连长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自信的、自鸣得意的，甚至有点狡黠的坏笑，用右手食指和中指轻轻地叩击着图版：＂阁老子，跟额来这一套，额聪明着呢（额：我，陕西口音）！＂
　　原来，不知在什么时候，越军早就把装有实弹的炮口指向我们刚刚占领的阵地，就等我们到来，按下发射钣机就行了，他们早就在守株待兔。
　　那个开阔地，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炮兵阵地，特别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优良的加农炮炮阵地，在那大山边缘的丘陵地带，那可是绝无仅有。
　　所以，敌军料定我军必选该地块作炮兵阵地，而我军指挥官又无可选择地用它做加农炮炮阵地，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只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王正略胜一筹罢了。
　　如果我连机械地执行命令，一开始就占领阵地，敌人的炮兵得到情报，后果那将是毁灭性的。
　　连长后来解释：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反坦克，不见鬼子不挂弦，是老百姓都懂得的道理，过早地暴露自己，乃兵家大忌。
　　在这个阵地上，我连执行了＂一小时持续射＂的命令。
　　那天，我们从上午断断续续一直打到天黑，当得到＂停止射击＂的命令时，转身才发现，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全黑了，而回过头来，阵地上仍似灯火辉煌。
　　那是因为射击时间过长，发射炮弹太多，炮膛、炮管都烧红了的原故。
　　后来经检查，我六门火炮，其中两门炮口下垂严重，有一门近乎报废。
　　由于局限性，当时在我看来，必须延缓展开，后来的战况也证明，越军早就把我们将要占领的阵地进行了标定，展开就是送死。
　　但是，这个事，只能做，也必须做，但不能说，说出去是顶天的罪，拒绝命令，当然要追究你贪生怕死。
　　今天，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常识——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
　　而且，这远比按命令完成任务更伟大，更显军人本色。
　　所以，当有人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连长一下子就跌入了万劫不复的绝境而没有进行任何辩解。
　　他对此直言：＂这是背后捅刀子。＂＂不，是当面捅刀子。＂
　　连长的心情都糟糕透顶，我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天，终于塌下来了。怕鬼来鬼，脱不了干系了，自作自受，找来的灾难，大厦已倾，这一辈子完蛋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万念俱焚的滋味。
　　我心情万分沉重，但却十分坚毅地对连长说：＂上军事法庭（当被告），我陪你。＂
　　我承认，没有我的＂歪点子＂，连长绝难把延时支撑下来。
　　据我所知，我军几乎从不宣扬一线指挥员根据战场实际情况而置上级命令于不顾的战术改变。
　　实际上，机械地、一成不变地死执行命令，执行死命令，那是失败和死亡的同义词。
　　战场不是官场，官场，大员们马恩列斯毛，邓三科思想麻溜的一塌，可他治理的地盘，下水道能像喷泉一样向上喷涌。
　　修路，昨天修路面，今天筑路基，路基刚开修，路面全报废。百姓对此怨声载道，骂声一片，他在那里还是胡吃海吹。
　　今天的官场，有大员在下级面前就是主子，在上级面前就装奴才，领导检查抗洪救灾，他们恨不得在地面辅红地毯。这是误国，而在战场，这就直接丢小命。战场远比官场真，战场远比官场清。
　　揉软寡断，前怕狼后怕虎，不配军人这个称呼。如果一线指挥官连上级的战术预判都不能实时进行调整，那这个仗还怎么打？
　　战后情况充分表明，那个命令是前指的战术安排，是战术预判，是沙盘推演，是图上布阵。
　　这个布阵当然十分必要，十分缜密，十分科学，也完全正确。
　　事实上，如果早一点，天亮前趁黑幕掩护，完全可以展开（阿扭瓦特战友用步量大地，加上还有一份能让我们团副参谋长把路程扩大三分之二的地图，神仙也不能按时到达）。但天亮后要展开，你首先应该判定会不会遭敌炮火覆盖，确认附近有没有敌人散兵，否则，就是鲁莽。
　　当时可以判定，在我前方及沿公路一线（不足两平方公里范围），至少有我一个团的兵力（现在已知是两个团），他们肯定已经抢占了山丫口以南区域（实际上我主力已抵达三号桥以南，接近四号区域，而我们前方的山丫口，至少是在三号桥以北），在我火炮直瞄范围内，出现敌坦克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因为一点动静都没有。
　　当然，不占领未必就一点风险都没有，不执行命令，本身就是顶天大罪，没有辩解空间。
　　占与不占，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胆略、担当。无疑，王正在这个大考中，拿了满分，获得附加分。
　　后来的情况证实，我们附近，确实有两股敌人，一股离我阵地约三四百米远，被我步兵战友歼灭后，我连才实施展开，若一开始就贸然展开，其结局有可能非常糟，敌军完全可以呼唤炮火，甚至直接向我连发起攻击。
　　另一股离我们约两公里，后来在我们向七号桥挺进时，他们还用机枪对我连实施了道路封锁，紧接着，又呼唤并引导炮火对我们狂轰滥炸。
　　若我们一开始就展开，他们必然呼唤炮火，对我实施覆盖。
　　甚至，在我们右前方（紧挨着第一天发生激战地点），有一个山洞，在我们占领阵地的第二天，还有近百越南百姓打扮的人，站在洞口，他们集体同时大声喊话，要求出来。
　　连长派人喊话：＂立即回到洞里，否则，我们开炮。若再发现有人露头，我们立即开炮。＂
　　毫无疑问，那些人中间，一定有敌方军人，但他们已经放下了武器，并且以百姓的面孔出现，与老人，妇女混在一起，而且人数太多，战场纪律不允许我们开火。可这些人，也是我们的心头之患，我们不得不万分提防。
　　不过，那时候，他们已经没有可供呼唤的炮火了。
　　实际上，七连在战场＂违反＂命令的情况还有几次，仅我知道的；
　　一，上级命令前进七公里占领阵地，我们少行了差不多三分之二。战术上作如此大的改变都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战场无线静默）。如果我们连长不敢担当，按命令沿主公路哪怕再往前行驶一半——两公里，我们就进入敌人的伏击圈了，而且无法掉头，只能往前硬冲，这又彻底地、不可逆转地违反了上级：＂切记，你连千万不能右转＂的命令。那样，就没有阵地可供占领了，就失去了后来为四号桥步兵反阻击战提供火力支持的战机了。在那个＂违抗＂命令寻来的阵地上，我们时断时续发射了很长时间，每门火炮都发射了百多发炮弹，为防止火炮过热报废，连长甚至一再请求延长发射间隔，前观（前进观察所）说要枪毙我们连长，连长反讥：＂我还怕枪毙？＂
　　他求爷爷告奶奶：＂老哥，真不能打了，再打，我炮管就杵地面了。＂转身就牢骚：＂妈的，把我七连整废了，你们就快活了。＂就这样，还必须接着又打。
　　二，延迟近一小时展开，展开后，敌人的炮阵地被我军拿下的消息才传来。人家的炮弹已经上膛并瞄准了那里，就等着我们，进了，就必然死光光，敌人的标定，就是我们的死定。
　　三，我拒绝指导员停车的命令没有成功，最后副连长上去了，副连长拒绝连长退回去的命令，强行超车，遭连长一顿狂骂。指导员若上去，结果将是另一个情景，即使遭到埋怨，但那个埋怨声中，更多的将是敬佩，是关爱，是战友情谊，是军人情感的伟大升华。连长看到这位曾经参加过对印作战、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老指导员带头冲锋陷阵，绝对会为指导员报请战功。
　　四，连长没有根据命令立即占领阵地，而是采用软办法硬抗副营长的督战。
　　这种硬抗，只有有能力的、有坚强人格魅力的、敢于担当的、真正的军人才能干得出来。
　　如果缺少胆略，不敢为国家和民族担当大义，只为自己个人考虑，他完全可以立即展开，自己在阵地某一角落选几个弹坑预作避险之处，即使阵地遭敌军炮火全覆盖，连队损失再大，也是执行命令，他一点责任都没有。
　　就凭越军那几门破炮，还能把炮弹插进我王正的后背？
　　可王正必竟不是商人，更不是奷商，他得向整个战役负责，尽管没有人赋予其如此之使命，但够格的军人，天生就这德性。
　　五，在最最关键时刻，谨慎的李时忠副营长用智慧支持战士＂违规＂开炮。最终是副班长违规＂指挥＂班长完成了前指下达的作战命令。
　　这种副营长接受战士建议离开的事实证明：战术正确与否，与官职有关系，但不是绝对的。
　　即使到今天，李副营长一定会为自己当年的英明引以自豪，不然，他就不会为七连报请战功了。
　　六，有一次，连队首长下达命令：＂进入工事＂，当全连都扑向阵地后侧的掩蔽坑时，我却向阵地前沿，向着连长站立的地方狂奔，挺直腰杆并向连长挥舞着高高举起的手，只有这样，连长才不至于因为在阵地上找不到一个兵而产生惊恐、产生误判。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战术，不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你做不到。
　　在这个叫大顿的阵地上，每每连队进入＂准备射击＂时，我就把驾驶班分成两个小组（我们班长张天玉，连人带车被前进观察所征用，所以，他更靠近前沿，肯定风险更大，少不了吃苦头，我和张班长新兵连就在同一个班，他的暂时离队，使得驾驶班的＂司、政、后＂我得全管），一个小组为炮手提供后勤保障，另一小组对阵地后侧和左侧实施监控，两个小组适时轮换，我就站在阵地左后侧的土堆顶端，是全连唯一站得最高的人，对阵地右侧和前方实施监控，直至战斗告一段落。
　　这不是我有多勇敢，不怕死。恰恰相反，这正是我努力提高连队安全系数，提高自我生存系数的必要手段，我的周围都是弹坑，那里安全得很，即使敌人对我阵地实施炮火覆盖，炮弹向脑袋飞来，也不见得能插进我的后背。
　　正是这种事前缜密谋划，心有沉着，方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我不是鼓吹上了战场就不服从命令，就老子天下第一，问题是：有的人就是守不住＂底线＂，要不然，我中共党员，支部书记为什么在战场牺牲的比率一直居高不下？
　　这与他们不能完全服从命令显然有关。连长命令我和指导员走最后，我根本就守不住底线，跑到最前端，迫使连长十分恼火而又无可奈何地、扎扎实实地当了一回＂老二＂。
　　要是我能服从命令，死活都坚持走最后，我个人的风险至少要缩小一大半，在战场，多一分危险就可能死亡。但我做不到，天生的，秉性难移。
　　但是，我必须要说，命令就是命令，开不得半点玩笑，尤其是在战场，你得用生命去遵守纪律，违抗，你就得准备脑袋。
　　连长的延缓，我支持延缓，都没有理论和法规支撑，但为了民族大义，我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准备了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
　　由于＂违抗命令＂，我七连被打入冷宫，战友们个个都像偷人又被抓现行的小媳妇，战后都处于抬不起头的局面，特别是战斗骨干——指挥组成员，人人自危，甚至总感觉到有人对我们趾高气扬，指指点点，我们只能忍辱负重。
　　一个铁的事实是，李时忠副营长，在最危急时刻的最关键节点，其站立位置就在我6炮与1炮之间，我连当时是我西线战场最靠前的炮兵阵地，作为伴随先锋连的指挥官，他抵到了一个指挥官所需到达的最靠前位置，他离六炮炮长不超过两三米远，一旦捕捉到目标，就能直接下达射击命令。
　　李副营长的靠前指挥，体现着149军官那种一上战场就靠前指挥的特征，而反观那些＂正确＂者们，在决定149命运的关键时刻，你在哪里？你的位置适当吗？
　　战后，营部小车驾驶员说：＂我们教导员打仗不怕死，车一停，他就跑前跑后，没有半点畏惧。＂看得出，这位曾经打过阿三的老领导，具有149政工干部的传统风范。
　　可以肯定地说，与会所有军官中，只有李副营长一个人最了解那场关乎149师命运的、对整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特别是西线战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最关键的一发炮弹是怎样打出去的，整个会场，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出子丑寅卯来。
　　悲摧的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李副营长，在会场成了孤家寡人。
　　王正当然知道七连在＂七号桥反阻击战＂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否定步兵战友倾尽所能的舍命支持），但李副营长都能够受到众口一词的抵制，且是理由充分，证据确凿，这些＂理由＂，足以毁掉任何一名军人。
　　为避免撩火烧身，王正在会场只能忍辱负重，一声不吭。
　　我认为：打仗，高层注重的是谋略，是胆略，是智慧。
　　我部一位德高望重、元老级的首长就曾淡定地说：＂我们有的是办法。＂
　　＂我们有的是办法＂，这句话，听起来平淡无奇，但是，正是这种淡定，这种自信，这种处波澜于不惊，展现的却是我革命军人的胆略与气魄，胸有成竹，决胜千里，大有胜券在握的必胜信念。
　　而作为基层指挥员、战斗员，重要的是要有灵感，有灵感，才可能勇敢。没有灵感很可怖，缺少灵感，你只能想方设法自保，颤颤巍巍，巍巍颤颤，尽出洋相，洋相尽出。
　　上战场，消灭敌人，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地去消灭敌人，才是最最重要的，没有灵感，你就是一条虫，而战场上，需要的是龙，是生龙活虎的龙。
　　恐惧死亡，人之常情，但身处疆场的革命军人，你必须挺起你的胸膛，像龙，而绝不能是虫。
　　当你进入敢死队程序，你就无资格，无权利恐惧死亡，这就是军人与人的区别。
　　李副营长当时的站立位置在一炮右侧，六炮左侧，这是他这个身份的指挥员所能到达的最前沿的＂标准＂站立位置，这一方面体现着一名军官的战斗素养，系职责所在。另一方面，这里是他既不辱使命，又是他最安全的站立位置（我们连长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这里不是连长的位置）。
　　在此时，六炮最安全，然后依次是一至五炮，当我连停止前进后，五炮的位置最危险，他们离敌人的阵地最近，敌人若开枪、开炮，首当其冲的，就是我炮五班，没有灵感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更安全一点点，一味以为，后头就安全，殊不知，此时最前端的6炮才最安全。
　　与副营长勇敢，智慧（这是我革命军人都应该具备并敬仰的）相比，我们连长就没有这种福气了，向前挺进时，他是尖刀兵，在最前端，最危险的位置。一旦停下，他又奔向最有利于掌握情况，最有利于指挥的位置，而这，往往又是最危险的位置。在敌人的这个阻击阵地枪口前，所有人都是一次及格，唯他，往返三次＂赶考＂。仅凭这一战，把什么荣誉授予他，都不为过。
　　在攻击出发地，全连所有人都在掩蔽待命，只有他一个人前往危险地点侦察，他完全可以命令副连长乃至排长前往侦察，连长作为指挥员，不应该事必躬亲。当向前挺进时，他又成了尖刀兵，这种战术肯定有问题，四号桥反阻击战，我总指挥就没有带头冲，而是力求自身安全，因为，身后一个师在等着我指挥呢。
　　当到达阵地展开后，连长又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最安全位置，返身奔向最应该到达的位置，这个位置的危险性，外行是看不出来的。
　　整个作战，连长都涉嫌事必躬亲，作为基层指挥员，这不是好现象，是应当避免的。之所以会这样，可能与他到七连任职时间太短，对其他军官、骨干不太熟悉有关。
　　炮击发起前，副营长与6炮长，就站立在6炮与1炮之间，与两门火炮的防护盾，构成四点一线，处于公路中心线上，即最高位置，或曰最危险位置，但他俩根本就没有一点怕的味道。那时，我们最盼望发生的，就是敌人有动静，他们一旦开枪，哪怕是开炮，我们可能有伤亡，但敌人就是全部、彻底被我歼灭的开始，就是我完成任务的前奏。
　　我们来此，就是干这个的，就是干这个的，知道吗？
　　当时，我与副营长，6炮长构成＂v＂字形站位，我在＂v＂字形底部，也即最安全位置，我在此位置，不是为了规避风险，那里是他们的标准站位，我不能喧宾夺主。而且，我已经完成了对敌阵地的观察，并拿定了行动方案，站此位，就是为了便于与六炮长和副营长的沟通。
　　实际上，这次战斗，从最后的冲击出发地开始，任何防范敌人机枪扫射的企图，任何防范敌人开炮的企图，都属徒劳。
　　我们就是敢死队，就是用汽车当刺刀，用火炮拼刺刀，我们只能直面死亡，拼死一搏，必须险中取胜，至于死亡，那不是我们考虑的。
　　当敌人放弃对我连扫射时，我几乎是在第一时间急速停车，并如同飞行员跳伞一般弹离汽车，立即站到公路左侧，因为汽车目标大，且高，最易受到敌炮火攻击，而远离汽车才安全。
　　公路左侧，才是对敌实施观察的最佳位置，必须抓紧时间掌握敌情，那个时候，每一个零点零零一秒都万分金贵，都关乎着生死存亡，关乎成败，必须尽快捕捉到目标，先敌开火。
　　所以，当我冲到公路左侧后，就立即对敌阵地进行观察，当炮手们对我＂兴师问罪＂时，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采用低姿，与炮手们争论开不开炮的时候，我们也都没有采用低姿。此时炮手们基本都是蹬姿，这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是教范规定。
　　我请求李副营长离开时，他还摆出一副若无其事，慢不经心的样子，不慌不忙地转过身去（只有这样，才不失身份）。若敌人真要开枪，开炮，最先受到攻击的，一定是在最后面的我炮五班而非最前端的炮六班。
　　当我们展开后，步兵战友在我们的阵地上，全都是跑步前进，我们的步兵战友，争分夺秒，勇敢啊！同时，他们知道，炮兵目标大，是非就多，快速离开这是非之地，是他们的首选，我们的步兵战友，智慧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