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广播站大院的人们

　　县广播站大院不大，进门中间一条土路，左边三间平房，其中两间广播室，一间会议室；右边三排房子，前两排是单身职工办公室兼宿舍，每人一间平房，后排是双职工宿舍。大家平时都在自己屋里办公，有事领导招呼。大门朝北，却没有门，也没挂单位牌子，只是两个砖垛子敞开了一个能进出的大口子。县里的红头文件上写＂广播局＂，人们却都喊广播站。
　　单位干部职工总共就十几个人，两个正副局长，一个会计，一个保管员，两个女播音员，两个编辑兼记着，剩下的就是线路工、技术员和闲杂人员了。
　　在县直机关，广播站虽然小，但名气却很大。一根电线从两间小广播室的房顶上伸出去，连接着全县20多万个家庭，家家户户屋里的墙壁上都挂着一个圆圆的黑色薄纸片小喇叭，每到清晨与夜晚，全县60多万人都能听到广播站的声音。在那个信息闭塞，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那些单调的节目与枯燥的宣传，也能为人们传递一些信息。尤其是每天反复播放的颂歌与样板戏，给那些终日挣扎在农田的社员心里带来些许愉悦。
　　收听率最大的是每天播出的天气预报，因为农民最关心的是天气变化，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但播报的却常常不准，于是人们就编成顺口溜讽刺挖苦广播站的天气预报：
　　＂俺县广播站，天气尽说反。今儿个阴转晴，下起冰雹蛋。明天有大雨，准是大晴天。＂
　　还有嬉笑＂x县广播＂是＂x县黄瓜贱＂的，其实他们不知道天气预报是县气象站提供的，广播站也只能＂代人受过＂了。
　　上世纪70年代，我在县广播站工作3年多时间，担负的工作虽然是编辑记者，并且因为那个正式编辑下去包队了，全部编辑与采访以及举办通讯员学习班的任务都落在我一人身上，但我的身份仍是农民，只是个吃工分的临时工。在那个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年代，临时工在正式工的眼里，就如同一个讨饭的进入宴会厅，连脑袋后面都有白眼珠子盯着你，时时防备着被人踢出门外。
　　站上有个开三轮车的正式工，连报纸都看不开。有一次开学习会我们俩挨着坐，他拿了一份报纸，指着上面的一个标题《发扬愚公移山精神》，问我这个＂愚＂字念啥，我告诉了他，并说这是出自《列子.汤问》篇。他说这么多笔画，看了就眼花，那个造字的人和这个姓愚的老头子都够笨的。我听了差点笑出来，问他怎么连小学也不上呢，他用一种嘲笑和轻蔑的眼光看着我，说：
　　＂我没文化，但是国家正式工人，每个月拿着粮本去粮店里领白面。你会写文章，吃饭还得回家用粮食换粮票去。哥儿们，你认那么多字有啥用？＂
　　他的话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是的，那时没有粮票是买不到饭的。为这，在家务农的父亲每个月都要托人情，肩上扛着家人省吃俭用的口粮去公社粮所为我换粮票。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脑子里总在想一个问题：这是啥世道呀，怎么这头蠢猪也能当上吃国库粮的公家人呢？
　　孙会计看出了我的心思，找到我宿舍劝我说：＂别生气了，现在招工上学说是贫下中农推荐，实际是走后门。人家他老爹是公社干部，你爹是修地球的，怪就怪没能生到当官的家庭吧。＂从此，我对＂贫下中农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话开始有了怀疑。
　　孙会计是老三届，后来推荐上了两年山东大学，学的无线电专业，可县广播站是有限广播，就叫他当了会计。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走后门上的大学，但他人老实正派，坚持正义，我们俩很谈的上来。他常常和我说起山大那些著名教授，如冯沅君、陆侃如、蒋维崧、潘承洞等，让我羡慕不已，向往着自己能有一天也进入那个知识王国学习，也算不枉度人生了。可孙会计说，你没听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吗？现在这些大教授不是右派就是反动学术权威，早就把他们下放劳动改造了，他上学时还看到冯先生扫厕所呢。
　　那时找个临时工也很难，尤其是像我这样耍笔杆的临时工，还能人五人六的与县里的大小官员打交道，父母都是啃坷垃的农民，凭关系哪能找到我，也只是因为我高中毕业回村干活时，利用业余时间写稿，每年能在省级报刊电台发表几十篇文章，才有了这个临时职位的。当然，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恩师高立泉以及县委报道组卢、张、蔡等几位前辈的推荐与提携。我虽是临时工，吃不上供应粮，但还不至于像刘姥姥进荣国府那样洋相百出，因为我比刘姥姥有文化。在这个小单位，我自信笔下的文章要胜过冷眼看我的吃国库粮的白痴。
　　但我还是很要面子，最怕人家喊我临时工，更嫉恨那些不学无术出身权贵家庭经常在我面前显摆的人。站里新调来一个老太太，我喊她张阿姨，他是县武装部长的太太。文革中的武装部长权力大的很，动乱时期曾是地方党政军一把手。张阿姨平时上下班随便，高兴了到单位来一次，串串门拉拉呱说说笑话就回去了。整个单位我最忙，可她每次来都要到我办公室来闲聊。而且讲的内容基本相同：她家老头的革命历史多么长，工资多么高，权力多么大，家里的生活条件多么优越，儿子和女儿参加工作后选了好几个单位她不满意，最后老头一个电话就上了县物资局和县医院。她讲得眉飞色舞，我嫉妒的想一脚把她踢出门外。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官太太，我还是保持克制，尽量装出佩服部长这个老革命和替她高兴的样子。后来，我一听到她在院子说话，就从窗户跳出去，把门锁挂在屋门上，然后再从窗户跳进屋内，这样她看我屋里没人，也就去别人屋里拉呱了。
　　县广播站的自办节目都紧跟形势，有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民兵和文艺节目，有时还根据新形势临时设立，但天气预报是雷打不动的。节目开头的配乐用《东方红》乐曲，播完天气预报后就在《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曲中结束了。
　　每天半个小时的自办节目，剩下的时间都播放革命歌曲和样板戏选段。半个小时需要编写5000字的稿件，多了不行，少了可以插点音乐。早上和晚上的节目是重复的。每天，编写文字稿件与安排节目顺序的任务都是我一个人做，还要完成领导安排的一些重要采访任务，工作量很大。那时没有打印机，稿件都是手写的，下面寄来的稿件质量参差不齐，好多字迹不清楚，因为时间紧，我一人不可能把改写后的每篇稿件再仔细誊写一遍，所以广播员录制节目时经常跑到我办公室问字。赶上我有任务下乡出发时，就要提前把后几天的节目编好送给播音员，她们文化不高，辨不清的字也会念错。
　　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无常的大鼓噪年代，下面自由来稿很多，不愁缺少稿件，但这些稿件质量太差，很少能用。广播站便在全县24个公社和县直部门发展业余通讯报道员，分批集中在县里学习新闻写作知识，我讲课，主要结合自己的采写实践讲，大家听了都说生动管用。每年两次活动，讲完后，我还要选上几个骨干带着到各公社去采访。大伙都喊我老师，其实那时我还是个20刚出头的小伙子，不少通讯员年龄都比我大的多。
　　我带着他们骑上自行车下乡采访，晚上住在公社供销社的小旅馆里。夏天蚊子、苍蝇萦绕，虱子、臭虫咬身；冬天没有火炉，冻得大家瑟瑟发抖，晚上就在被窝里铺开稿纸写作。我清楚记得，那是1976年7月的一天，我领着四个通讯员去神头公社一个村子采访，晚上支书把我们安排在一个闲置的三间草屋里休息，半夜我们还在赶写稿子，突然房子摇晃起来，我说地震了，大家快跑。可能是支书担心我们的安全，屋门上了锁，我们只好又返回屋里，有的趴在桌子下面，有的钻到外屋一堆柴草里，等到支书过来开了锁门，地震也过去了，大家惊慌失措的跑到院子里，一直站到天明。几天后，才知道这是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波及到我们这里了。
　　县广播站没有住宿的地方，我最怕下面公社的通讯来县里送稿，他们都是农民的孩子，几十里路赶来了，多是骑自行车。边镇公社的小刘家里穷，连个自行车也买不起，30多里路走着打来回。这样，我还要带着他们去食堂买饭。
　　那时县直多数机关没有食堂，单身职工又占多数，双职工下班回家做饭，我们这些单职工们就都端着碗去县委伙房里打饭吃，并且风雨无阻。广播局距离县委二里多路，食堂里没有桌椅板凳，去这里买饭的还有五六个单位的人，大家都蹲在食堂小院的地上吃，呼啦啦一片人，个个手里或捧着饭碗，或拿着馒头，菜碗放到坑洼不平的地面上，边吃边拉呱，说笑话，相互传播着最近发生的新闻，很是开心。
　　有时通讯员来送稿天太晚了回不去，他们就挤在我的一个小单人床上睡觉。床上有个绣着一对鸳鸯戏水的小枕头，那是我来县城时母亲送给我的。她说这是20多年前她出嫁时姥姥陪送的嫁妆，所以我很珍惜。夏天好说，冬天我就一床棉被子，来了一个通讯员两人＂打通腿＂，来了两三个，我们就挤着睡了，虽然互相翻不开身子，但年轻人身体的青春热量集中在一起，感到浑身暖乎乎的。床太小了，睡在床边的人常常半夜三更掉到地上。袁桥公社通讯员李成华有一次掉到地砖上，把前额磕了个大血泡。日子过得苦，但我们这些年轻人却感到很快乐。这些高中毕业回乡劳动的青年像我一样，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通过写作离开黄土地，能够当上一名端铁饭碗的公家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有好几个通讯员报道员考上大学和中专，有的后来还当上了乡长、局长和副市长。
　　局里每月发给我20多块钱补助，平均每天就几毛钱，还要从家里自带粮票，经我的这些通讯员零吃碎敲，月月两手空空。最要命的是我们那个柳局长，三六九的一大早就把我喊起来，叫我去饭店给他孩子买油条。油条不贵，四两油条3毛钱外加四两粮票，可每次买回来了他又不给我钱和粮票，我一天挣不上1元钱，还要去食堂买饭，也不好意思和他要，也只能靠借债度日了。
　　有一次我去一个很远的公社采访，两天后赶回单位，发现我的那间宿舍兼办公室的门锁被人砸开了。进屋一看，里面又放了两张床，地上垃圾一片，办公桌上都是烟灰烟蒂。我正着急，保管员老边进来了。他说这是局长叫他砸开的锁，前天我走后局长老家来了几个亲戚，怕住宾馆花钱，就叫老边把我的门锁砸开，又搬进两张床，住了两天，今天刚走。老边说这事不能怪他，他也认为这样做有些过头了，可是他也不敢硬顶着局长不干啊。告诉我要有意见，就去找局长说。
　　我和老边平时不打交道，更没过节，当然不能怪罪他。可是心里却窝着一股气，感到领导太不尊重人了。我一个乡下孩子，又是个临时工，生怕领导哪天不高兴了把我辞退，哪还敢去局长那里评理呀，只好把冤屈深深埋在自己肚子里，一边打扫屋子，一边流泪珠儿。
　　柳局长家住在后院东边的两间房子里，50来岁年纪，中等偏下的个头儿。他有个习惯，平时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中，只要屁股坐在凳子上，右腿总要盘上去，让左大腿压着，再把一只脚伸出来，然后抬起右手，夏天抠脚丫子，冬天敲打膝盖。右手指头却永远肩负两项使命—夹烟卷儿与剜鼻眼儿。并且不分场合地点，就是找下属正式谈工作，也保持这种姿势，并且说活时眼睛耷拉着看地，从不对着对方的脸。听说他是个老大学生，孙会计说他是工作后上的大学干部文化培训班，学的历史，过去曾在县中学当历史教员。他老伴没文化，是从农村带来的，一辈子没生过孩子。他们先是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到十几岁了，又收养了一个刚出生的小男孩。虽然俩孩子都不是亲生骨肉，但老两口对孩子却疼爱的要命。那时男孩都五六岁了，还经常在机关大院的路上大小便，有时边拉边撅着屁股移动身子，弄得路上满是屎尿，老两口却笑着欣赏孩子拉屎撒尿的姿势。我不知道这俩孩子叫啥名，却经常听到他们喊闺女＂妮儿＂，喊男孩＂小儿＂，让人听起来特别亲切。
　　柳局长很讲政治，开会说的话都紧跟形势。县广播站是县委的舆论喉舌，那时是不发广告的。有一次，一个生产队的饲养员来到广播站，说他们队里的一头牛失踪了，要广播站给发个寻牛启示。柳局长说，你认错了地方，这里发出的是党的声音，不是牛的叫声。那个老头脾气很倔，一听就急了，跳起身子，脖子伸的很长，高声叫道：＂党的声音看不见摸不着，可俺们生产队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没了牛党就不管了？＂无论怎么说，柳局长都坚持说党的舆论阵地不允许播广告。老头没法儿，就骂骂咧咧的离开了。
　　那时县广播站就一台日产半导体录音机，还是托人从省里一个探亲华侨手里买来的。这可是全站的宝贝，怕弄坏了，一般采访任务不用，平时锁在办公室的柜子里，只有县委书记亲自参加的活动，才拿出来让我背上去搞录音报道，但还要经过局长批准。
　　有一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县委书记要去果园村召开春耕生产现场会，我背着录音机坐着书记的吉普车随身采访。这次要采写的是录音报道，题目我早定了，叫《春到果园》。现场采访完了书记，又给他放了一遍录音，当书记听到自己刚发出的声音后，感到非常惊奇，就把录音机要过去自己录着玩儿，也许他用力过猛，按下的键盘有两个不启动了。这下可吓坏了我，还有人欢马叫闹春耕和浇春灌水的声音没录呢，机子坏了，录音报道也搞不成了。
　　回来后，我如实把情况汇报给了局长，这次局长很宽容，没批评我，当然他也不敢怪罪县委书记，就召集了三个技术高的维修工马上修理。那时县城的人们都没见过这种洋玩意，庆幸的是有个姓汤的技术员找来一本资料，总算把录音机修好了。我中午没顾上吃饭，抓紧赶写稿子，县委书记的录音完好保存下来，可是地里忙作的牲口叫声和浇水灌溉的流水声音咋办呢？我急中生智，立刻背上录音机赶到城外的马路上，等着有牲口车路过。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对面来了几辆送公粮的牲口车队，我拦住了人家后，说明了情况。那个带队的生产队长亲自甩起了鞭子，那鞭声清脆悦耳，非常好听。接着队长又叫几个赶车的一起举起鞭子打牲口，那些马、驴、牛就叫了起来，脚下还发出了＂嘀嘀嗒嗒＂的牲口蹄子声。我抱着录音机跟着车子跑，总算圆满录完音。回到单位，我又从院前的水井里打来一桶水，拿来一个脸盆，然后打开录音机，把一桶水举起来倒向脸盆里，录出的声音就像小河沟里的哗哗流水。当然，在文字里我写的却是＂批林批孔当先锋，果园人民斗志坚。书记下乡来劳动，干部群众尽开颜。人欢马叫闹春耕，春水浇灌大寨田......＂
　　在单位里，临时工最怕领导，可领导也怕正式干部职工，尤其是在那个动辄反潮流与造反有理的年代，当领导的最怕那些头脑灵活，阶级斗争意识强烈，敢想敢干敢提批评意见的人。
　　有一次，刘局长亲自跑到了我的办公室里，弄得我一时受宠若惊，又是让座又是端水。可是这次局长没坐下，我也没欣赏到他平时谈话的那种优美姿态。他说明天局里要开干部职工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讨论会，老汤要给他提意见，出难题，这个人虽然业务好，但走的是白专道路。等到明天的会上，老汤说完了，你立刻进行反驳，并要重点讲局长工作上坚持政治挂帅，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农村文化舆论阵地，领导全局干部职工深入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还有，他看着我停顿一下：＂还有我关心群众生活，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他说着，我心里感到好笑，想着他对我的那些事，有这样关心群众生活的吗？局长作完指示就离开了。
　　听了局长的话，我心里感到很害怕。这么大的一件事，我一个小小临时工，在他们这些捧着国家铁饭碗的干部职工面前，我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老汤是上海人，也是技术员中唯一一个具有中专学历的机电学校毕业生。平时我就多次听过他对局里的工作尤其对局长个人有很多意见，可是凭我的这个农民身份，怎么能在大会上去反驳他并且还要为局长表功呢？但如果不按局长说的去做，可能结果就是再回家种地。我不想去黄土地里玩坷垃，也不想在会上发言，就只能去找老汤说好话，为了我的前程，叫他不要给局长出难题提意见了。
　　晚上，我硬着头皮去了后院的老汤家。他爱人过去也在广播站工作，是个老播音员，可能因为年龄大了，前些年调到了书店工作。两个女儿，就一间房子，虽然双职工，但住得如此憋塞，也并不幸福。我就把局长对我说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他听后感到吃惊，爱人埋怨老汤嘴不严，还没开会就让人家把他出卖了。我一口一个叔叔和阿姨的叫着，让老汤看在保住我临时工饭碗的面子上，明天就别给局长提意见了。阿姨是个明白人，很同情我的处境，听到我的哀求后，马上绷紧脸对老汤说：＂明天你一句话也不要说。咱不是怕局长，是为了人家孩子的工作不受影响。＂说完又回过头对我说：＂这事我做主了，你放心吧，明天老汤不会发言的。＂我听了如释重负，一块石头总算落地了，又说了一些感谢叔叔阿姨的话，就离开了。
　　第二天开会，老汤真的一言未发，我总算躲过这一关。
　　广播站大院也是个小社会，尤其是那两个年轻女播音员，在县直机关也算是女明星了，她们的大名人人皆知，引得众多年轻人羡慕。
　　申大姐人长得漂亮，播出的声音清脆悦耳。她过去在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节目，跳舞唱歌演样板戏说西河大鼓书，浑身散发着文艺细胞。后来被选来当广播员，成了国家正式职工。申大姐爱说爱笑，她妈生了六个孩子，名字都是从《东方红》歌曲中选的字，五个女孩，最小的是男孩，分别叫＂东、方、红、太、阳、升＂。爱人是部队的军官。听人说那时追她的人很多，她最后还是选了个解放军。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儿：＂听诊器，方向盘，木头疙瘩，营业员。＂把医生、司机、当官盖公章的和国营商店售货员放到前头，说明是个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所以年轻人找对象也都争着往这四个行当中去选。但那也是个政治运动永远在路上的年代，三支两军、军管、军训、备战备荒，要准备打仗，解放军地位最高。那些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姑娘们眼里也不过是个＂臭老九＂罢了，没人看上。因此，条件再好一些的女孩子找对象，第一人选就是军官了。听人说县城里有三朵花，都是营业员，本来已经分别找了＂听诊器、方向盘和木头疙瘩＂，有一次三朵花一商量，把手合拢在一起发誓：＂学习申大姐，分手找军官。＂不久，每朵花都像陈大姐一样找得对象是军官。其实部队上的排级干部也叫军官，那时当兵的文化水平都很低，有的还是文盲。申大姐的爱人和我同乡，还沾点远亲。他高小毕业在家劳动，有一年正在工地上挖河，听说公社要征兵，就回来报名了。到部队当了工程兵，开山铺路砸石头，农民的孩子有力气，不拍吃苦受累，所以很快入党提干，从此一步登天，成了女孩子们羡慕的对象了。改开后，这些人复员专业到地方，因文化低，也就都成角落中人了，风光一时的女孩更是纷纷下岗。而那些当时找＂臭老九＂的女孩，丈夫多被提拔重用。时代变了，历史潮流不可逆转，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晁姐二十六七岁年纪，还没结婚，当时也算大龄青年了。他没去找＂老四样＂和军官，却和站上维修工小汪热恋着。小汪家是附近一个村里的，但他从不回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端上铁饭碗的，但他给我的印象是不爱说话，表情严肃，身子有些驼背，说话声音很小，慢言慢语，特别注重穿衣打扮。头上油光发亮，并且梳得每根发丝都有自己适当的位置。他文化不高，爱学习钻研技术。他的工作是维修保养机房里的广播器材。那时录音机像个一个小磨盘，上面有个圆圆的磁带轮子转动，播音员在录音室录完一段稿件，还要走到机房里去操作录音机。他发明了一个自动开关录音机的装置，播音员不用起身，一摁按钮就关闭或启动机房的录音机了。小汪还经常给县里的大小官员修理收音机，所以当官的他都熟悉。有一次他对我说，他准备上大学深造，已经找了县里领导。那时是推荐上大学，不论文化高低，也不考试，只要领导说话，一定能成。我嘴上鼓励他争取上，可心里想，他一个初中毕业生，有些平常的字还弄不懂啥意思，到大学里咋跟得上啊。
　　说来也是个笑话。小汪出身农民，文化不高，但说话总爱用个词汇，显出有文化的样子，可是毕竟功底太浅，常常词不达意，不是念错字，就是用反了。有一天下午，我在路上碰到小汪，他很认真的对我说，晚上电影院有个好片子，你赶快去售票去吧。我听了一愣，心想我不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也不倒卖电影票，叫我去卖啥票呀？又一想他是故意卖弄这个＂售＂字，在我面前显摆自己是个文化人。他以为我不明白，一连说了好几个叫我＂售＂票去。我本想当场予以纠正，但又记起了那句＂打人不打脸＂的老俗话，就只好说了声＂谢谢＂。
　　我回到屋里，打开后面的窗户，看着小汪走路的背影，心里五味俱全。每天运作启动这个号称上层建筑的舆论宣传单位，怎么竟是这样一些人呀？
　　晁姐是天津下乡知青，祖籍的村子与我家仅5里路远。长得细高挑个儿，很秀气，说话带笑，对人都很和气。她高度近视，平时不戴眼镜看人，总是眯着眼瞅。说话一股天津卫子腔，用的最多的字是＂嘛＂，干嘛，嘛事儿，嘛了，一句话中，中间平和，前后发声都很尖，我最爱听他说天津话。那时我常想，如果他不上山下乡在天津工作，准能找上个才华横溢的优秀男伴侣。就是在县城，凭她的相貌和工作，也不愁找上比小汪条件更好的男人。可人就这样，因各自追求不同，申姐却把自己的爱情全部倾注给维修工小汪了。
　　站上还有个季节临时工，是保管员老边的内弟。40多岁了，是个光棍。个子不高，却长得黑粗肥胖。有活就来，没活回农村种地。来时住到老边负责的仓库里。他没事爱找我聊天，他说自己有手艺，会耍猴，每到春冬两闲，就牵着猴，敲着锣走村串巷耍猴，能挣些零花钱。可这些都是偷着干的，破四旧时说耍猴是封资修，后来又说是资本主义尾巴。他说这都是胡说八道，一个猴子逗逗洋相让人们开心，忘了疲劳，这不是好事吗？再说了，猴子不是人，他怎么也会搞封资修呢？猴子尾巴上都是毛，哪来的资本主义呀？我听了大笑，说，＂管他呢，你就耍，攒钱娶个老婆。＂说到老婆，他哭丧起脸说：＂因为穷，俺村的光棍多着呢，人家现在不叫村名，叫光棍村了。＂他说去年有人给他介绍了个带着俩孩子的寡妇，可是一见面人家提出的条件就是不让俺耍猴了，我没同意。我问为啥，他说不偷着耍猴队里分得粮食自己还不够吃呢，娶了老婆家里硬生生多了三张嘴吃饭，还不饿死呀！
　　我听了很同情他处境的艰难，但当时的农村就是这样的状况，几亿农民都在贫困线上为填饱肚子挣扎，发愁。
　　后院的宿舍里经常有人吵架，多是两口子拌嘴，我也不关心这些，但有时场面大了，写作累了，我也会走出门去看热闹。有个姓黄的线路工，爱人在县最大的一个厂子当卫生员。他俩吵架次数最多，并且经常吵到院子里去。老黄家是农村的，爱人是济南人，每次吵架，那女人都会高声冲他大喊：＂俺是济南人。＂女人是个黑黑胖胖的小个子，夏天爱穿个大裤头，露着一双大腿。脚上拖拉着一个白色塑料鞋，除了脚底看不见，其它都裸露着。这在当时的小县城里是很时髦的穿着。她说话总爱摇晃着脑袋，眯缝着一对笑眼。和丈夫吵起架来也不凶，并且显得还挺和蔼，丈夫无论说什么，她就是重复一句话：＂俺是济南人。＂
　　我感到奇怪了，济南人与吵架有啥关系呀？后来仔细一想，就想通了。这是个层级分明的社会，城里的人看不起农村人，吃国库粮的瞧不上挣工分的，正式工看不起临时工，当然大城市的就瞧不起小县城的了。女人家是省会济南的，丈夫家是农村的，济南的姑娘嫁给县城的男人那是下嫁了，所以天生就应该对妻子百依百顺。因此，这女人一说＂俺是济南人＂，老黄也就无话可说了。
　　我玩着命的工作，除了完成自己繁重的工作任务，县委有时开大会，还要叫我帮助写讲话材料。有一年召开全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明天县委书记要讲话了，可是稿子还没写出来。知青办的阎秘书找到我，说他已经和县里领导与柳局长说了，叫我连夜加班写出来，并送给我一摞资料。我接到任务后，晚上让人从食堂里买回两个馒头，一边吃着凉馒头，一边铺开稿纸写，一直写到天明，总算圆满完成任务。书记对报告稿很满意，阎秘书也告诉他是我写的。
　　我虽然是临时工，但有不少机会和县里的大领导外出搞宣传报道，所以县里的领导认识我，但他们却不知道我是个农民临时工。那时有些不了解我身份的人见我年纪轻轻，有些才华，工作好，还能经常和县委书记一同坐上小北京吉普下乡，就开始给我介绍对象，并且介绍的那些女孩也都很出众，可是当人家一打听我还是农民身份时，就立刻和我拜拜了。
　　这种打击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一时情绪低落，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从心里憎恶这个不公平的年代。于是，我就去找柳局长，提出叫他想法给我转正。柳局长摇着头说，这事他办不了，但可以向上反映。但他很快就调走了，又来了个唐局长。唐局长仪表整齐，显得很严肃，平时话不多，但是工作认真，对自己和下属要求都很严。经过半年多时间，他对我的工作很是欣赏，我就向他提出转正的要求，他表示一定争取给我转成正式的。我工作劲头更大了，可是等了一年还是没办成。有一次我和县委书记出发，就鼓起勇气提出推荐我上大学和转正的事。书记听了说，等明年再说吧，今年你们公社的干部因为分配上学和招工的名额都闹了矛盾。书记对一个小临时工都说了这样的知心话，我很是感动，马上表示感谢书记，一定好好安心工作，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不久＂四人帮＂倒台了，恢复高考，我终于迎来了上大学的机会。可是唐局长舍不得我离开，他还是要我最好不考学，等着转正。可我下定决心要考，但也有顾虑，因为没有把握，如果考不上，唐局长又不管我转正的事了咋办呢？于是就偷着复习，白天把复习资料放到肚皮前边的抽屉里，桌子上放着批改的稿件，编辑完稿件，再拉开半个抽屉低着头复习，唐局长或者有人来了，就立即站起身子，接着用肚子一顶抽屉，来人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其实我这个小把戏唐局长早就看出来了，就鼓励我复习考试了，但是不能耽误工作。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摊上了文革，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后来是贫下中农办联中，教中学的老师多是过去的小学老师，边学边教，初高中学制四年，并且还要拿出一半时间学工学农学军，有些课程如历史、地理都没开设，所以复习起来很艰难。我找了一套范文澜的中国历史简编，厚厚的两大本子，地理课本是借的一个老初中毕业生的，就这样边工作边复习，最后走上了考场。
　　第一场考的语文，我自觉考的不错。中午吃了饭开始睡午觉，可是一睡不醒，突然听到门外有人大喊：＂小孙，都啥时候了还没去考场。＂这是唐局长的声音。我一咕噜爬起来，发现已经过了考试时间20多分钟，就拿起钢笔一口气跑到了二里外的县一中考场。监考员过来了，伸出手想拦我，我也不顾他说什么了，几步冲到我的固定座位上，那监考员看着，也没说话。
　　那年县里1500名文科考生，只考上我们4个，我的分数排名第二，地理得了40分。现在回想起来，也多亏了唐局长，如果他不喊醒我，少了这40分，就落榜了。
　　但我也感谢那些没能给我转正，把我排除在工农兵大学生队伍外的人，因为我的人生道路没有从后门走去，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选择的。
　　从此，我离开这个工作、生活了三年多的县广播站大院，开始了新的人生，大学毕业后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火红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