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逝的芦花 —想起那时写红文 孙青松 我喊她芦花姑娘，是因了一次偶然相遇。一次我去北金村采访，路过白庄芦苇湾时，忽然听到一阵嘹亮的歌声，那是一首响彻神州大地的红歌《贫下中农最爱毛主席》。抬眼望去，只见不远处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下，一群姑娘们手里舞动着小红书，正在排练节目呢。我好奇的走过去，从她们打扮上，我看出这是新来我们公社插队的一群知青。为首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女孩，上身穿一件洗的发白的军衣，下身是一条蓝色裤子，脚蹬一双＂解放鞋＂，两道弯眉下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她头上顶着一个用芦苇花编成的白色小帽儿，手里舞动着一束芦苇花，站在队前，边唱边跳，还不时引领姑娘们转换着队形。当唱到＂哎，翻身解放全靠您，爹亲娘亲不如您＂时，悬挂在大杨树上的几十个鸟巣里突然飞出一群黑色乌鸦，先是撒下一片白色粪便，然后呼叫着冲向芦苇湾觅食去了。那些白色糊状的东西如同雨水落在了姑娘们的头上，一时队伍散了，姑娘们各自忙着清理发辫上的鸟粪。 我向芦花姑娘打着招呼，她却毫不在乎的摘下帽子，甩了几下黏在芦花上鸟粪，笑着对我说： ＂你是公社来的干部吧？欢迎指导。＂ 也许她看到我上衣兜里插着一支钢笔吧，这是那个年代劳力者与劳心者最显著的区别。我摇了摇头：＂不是干部，是公社农民业余通讯报道员。＂ 她忽然睁大眼睛，跑过来热情地和我握手，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公社的孙大秀才了？＂接着她自我介绍：＂我叫翟爱华，去年我的那篇发言稿还是你修改的呢。早想认识你，现在见面了。谢谢！＂说罢，还调皮的给我打了一个敬礼，嘴里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我忽然想起来了，去年公社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公社刘秘书交待我一个任务，说是白庄知青点有一个重点发言，事迹感人，但写得太长，主题不突出，要我抓紧时间修改。这是一个叫翟爱华的知青写的体会文章，我不敢怠慢，晚上加班，第二天就把改好的稿子交给了刘秘书。不过，那次座谈会我没参加，听说翟爱华的发言打动了每个与会者。刘秘书把她的事迹报到县知青办，县广播站全文广播了。 我清楚的记得，发言稿足有一万多字，开头用很大篇幅讲她如何与家庭决裂，积极报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着又写了如何立志扎根农村一辈子，当一个社会主义新型农民，还列举了好多在农村劳动锻炼中亲身经历的事。我掐头去尾，重点突出她当铁姑娘队长投身农业学大寨运动和保护集体财产同地主分子搏斗的精彩故事。 她出身于德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小学教师，父亲是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工程师，但很早就被打成了右派。受父亲牵连，她在学校里常遭人白眼，从小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她痛恨这个家，更恨父亲，埋怨自己不该投胎在一个右派家庭里。但她生性聪明，爱学习，积极向上，关心国家大事。当文革的号角吹响后，她和学校的热血青年一样 ，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她写了一份《与右派父亲脱离父女关系》的决裂书，登在当地红卫兵报上。自那，热血青年们对她刮目相看，她也成为这场运动中的一名战士。高中一毕业，她就积极响应领袖号召，报名上山下乡。 当汽车把她们十几个胸挂大红花的城市青年拉到那个叫白庄的偏僻村子后，澎湃的激情渐渐降温，一切都变得如此现实了。知青点的三间昏暗的土坯房子里，白天老鼠横行，夜里蚊叮虫咬，院外蹲坑的厕所能看到蓝天白云...... 有几个受不住的青年没来几天就哭闹着要回城去。可坚强的翟爱华却挺住了，她对同伴们说：＂毛主席让我们上山下乡，我们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生活艰苦，能磨练我们的意志，想想长征两万五，我们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呢。＂她把做饭和打扫卫生的活全部揽下来，热情的为大家服务。每天晚上，她掏出小红语录本，和大家一起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警句。她受到了大家的拥戴，很快被推举为本村知青组长。 她还有一个职务—白庄村农业学大寨＂铁姑娘＂队长。她把知青点和村里二十多个女青年组织起来，与男社员展开劳动竞赛，抗旱打井，翻土耕种，积肥锄地，巾帼不让须眉，在这片贫瘠的原野上挥汗如雨，战天斗地。农村打土井是一个即累又有危险还损伤身体的活，尤其下到井底挖泥水，冰冷的井水会使人终生留下腿疼病。这些活，从前也都是由青壮男劳力去干。可翟爱华不服输，他和男劳力一样下井挖泥，曾经连续三天泡在井水里，每次一干就是六七个小时。土井挖完了，出井后她两腿僵硬，嘴唇发紫，冻得浑身瑟瑟发抖。人们把她抬到屋里，盖上被子，直到第二天她才能艰难下炕。 她怀着对领袖的无比崇拜和热爱，把青春年华奉献在广阔天地里，渴望在这片热土上大有作为。为此，她带领＂铁姑娘队＂战天斗地，并牢记领袖关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导，时刻保持对阶级敌人的高度警惕。那是一个酷暑难熬的夏夜，天上挂满亮晶晶的星星，阵阵热风吹拂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再过几天，队里的麦子就要收割了，社员们渴盼有个好收成，全家人能像过年一样吃上顿白生生的麦面馍馍。按照上级关于保护丰收果实，严防阶级敌人破坏的指示，每天晚上，翟爱华带领＂铁姑娘队＂在麦田里巡逻。这天姑娘们刚巡逻会来，翟爱华发现自己的手电筒没了，于是就回去寻找。当她走到一个沟坎上时，忽然发现前边有个人影闪过，接着就不见了。＂有情况—＂她立即警觉起来。她沿着一条小路悄无声息地往前走，听到不远处麦田里发出＂梭梭＂的响声。她猫腰走进麦田，借着月光，看到一个人正蹲在麦田里搓麦穗，每搓完一把用嘴吹一下，然后将麦粒放到口袋里，接着又去摘新麦穗儿。她越走越近，也许是那人太专注了，竟然没发现来人。她仔细辨认着，终于看清了，原来是村里的地主王开发。于是她大喝一声： ＂王开发，你敢偷盗集体的麦子！快站起来跟我走！＂ 王开发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蒙了，一时没缓过神来，待要转身逃跑时，翟爱华一个箭步奔过去，两手死死抓住他的胳膊。王开发拼命挣脱，眼看就要甩掉，突然他＂嗷＂的一声惨叫，肩上被重重的咬了一口，鲜血从胳膊上流了下来。王开发忍住疼痛，猛然抓住翟爱华的一绺头发，狠劲一扯，那绺长长的黑发便带着皮肉下来了。翟爱华一面高喊着＂捉贼呀，快来捉贼呀！＂，又奋不顾身扑上去，抱住了王开发的双脚。听到喊声，村里值班的民兵赶来了。这时王开发像个落水鸡瘫倒在地，他突然起身跪下大哭起来，边哭边说：＂俺娘生病没钱买药，躺在炕上快咽气了。她说临死前要吃碗面条儿，可俺家连地瓜面窝头都快断顿了，哪有白面呀？俺想弄点麦粒回去磨了，还老娘死前一个愿望。你们就饶了俺吧，俺.......＂他哭得更厉害了。一个民兵痛骂：＂臭地主还想吃白面，贫下中农还吃不上呢。你这是偷盗！＂几个民兵立刻把王开发带走了。后来，王开发以破坏秋收和盗窃集体财产罪被判了五年徒刑。从此，翟爱华不顾生命危险，保护集体财产，同地主分子英勇搏斗并光荣负伤的事迹在全县传开了。 望着眼前这位漂亮活泼的城市姑娘，我真不敢想象她能下到冰冷刺骨的井水里与青壮年男劳力并肩大战三天，更不相信那个星光普照的夜晚，她独自一个在寂静的田野里同地主分子展开殊死搏斗，并且张口咬破地主的胳膊。也许，这一切都来自她神圣的信仰吧，因为那是她全部力量的源泉。 几天后，我又去白庄对她进行专题采访，写出一篇人物通讯《广阔天地练红心》，登在了省报上。第二年，我去县广播站工作。一直到文革结束我大学毕业后在省城工作，再也没有见到她。可是，关于她的故事却不断从家乡传来。有人说她已经光荣入党，当上大队党支部委员和妇女主任。还有人说我离开家乡第二年，她同村里一个老贫农的儿子结婚，婚姻是她自己在一次批林批孔会上面对全村干部群众宣布的。 听说有一次村里召开批林批孔会，让老贫农白富光忆苦思甜，声讨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把贫下中农再拉回旧社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滔天罪行。但白富光忆完苦还没顾上思甜，就在台上哇哇哭了起来。他说因为家里穷，每年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他的独生儿子大方快三十了还打着光棍，这样下去他家就要绝后了。他哭哭哀求村干部：＂俺白富光是村里贫农成分中最穷的户，看在毛主席他老人家对穷人好的份上，你们要给俺儿子说个媳妇呀！＂这时有人喊着：＂富光，等你家大方走路不跛了，大闺女就自动上门了。＂惹得台下一阵笑声。支部书记上前扶住他，安慰说：＂富光啊，这说媳妇不比别的，要双方都愿意才行。俺们干部都记着了，你快别哭了。＂这时，只见翟爱华走到台前，慷慨激昂地说：＂贫下中农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他们在旧社会受地主欺压剥削，是毛主席拯救了他们。我们怎么能看着阶级兄弟绝后呢？现在我宣布，从今天起，我就是富光大叔的儿媳妇了。＂她话一出口，立刻把会场上的干部社员弄懵了，谁也不相信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漂亮城市姑娘能嫁给一个穷跛子。白富光更是不相信这是真的，连连摆手说：＂这那行......这那行啊，翟姑娘这是在戏弄俺吧？＂说完就急忙跑下台去。然而，这很快便成了现实，一个月后，翟爱华真得和白大方到公社领了结婚证。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翟爱华作为在那场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分子，早已被人遗忘了。但我却有幸又见到了她。 去年秋天，我回老家探亲时，顺便去白庄看望了她。这是一个典型的鲁北农村四合院，不过早不见了从前的土坯屋子，主、侧房都是红砖绿瓦，院子里的几颗枣树压弯了枝头。小院很清静，一个六十多岁的乡间女人正坐在轮椅上享受午间的阳光。她两腿搭在车前的一块木板上，一张布满皱纹的脸显出一种人生的沧桑感。她就是40年前我曾经采访过的芦花姑娘翟爱华。我的突然光临，让她激动不已，但她只是挪动着身子，却站不起来。我上前扶住她，她苦笑着指了指自己的双腿，说：＂类风湿关节炎，几十年老病根了。＂然后补了句：＂还是当年战天斗地挖土井留下的纪念！＂接着，我们便打开了话匣子。 翟爱华革命的激情一直燃烧到文革结束，在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渐渐熄灭了。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她常常感觉有一种被戏弄的失落感，而过去的种种行为都显得那样的无知和幼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风暴中，她被那些响亮的政治口号感染了，被空洞的政治说教洗脑了，最终变成了一个无私无畏却超出现实的疯子。她也曾有几次回城的机会，但都放弃了，让给了其他知青。因为她的良心还在支配着她— 尽管生活在一个没有爱情和幸福的贫穷家庭中，但她不忍心抛弃跛子丈夫和孩子，她要默默接受另一个时代对她的惩罚。他说自己一生中最对不起的是曾经给她生命并且始终疼她爱她的爸爸。下乡后，爸爸曾几次带着东西来白庄看她，但都被她无情拒绝了。她说：＂我是一名青年党员，不能和右派来往。＂她看到父亲留着眼泪离开了村子。直到父亲平反后，她才知道父亲是冤屈的。在当年那场＂引蛇出动＂的政治运动中，父亲只是因为塞给一个在饥饿中讨饭的地主婆两个馒头，就被以同情地主、阶级阵线不清的罪名打成了右派，并且当时他并不知晓那女人的身份，还是与这地主婆同村的一个本科室的技术员揭发的。多少年后，他的女儿翟爱华又把一个为给快要咽气的母亲做碗面条儿去生产队地里搓几把麦粒的地主子弟送进了监狱，致使那个老地主婆死在炕上尸体发臭了还没人去抬。这就是阶级斗争吗？当她怀着负罪感去看望父亲时，身患癌症的爸爸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不醒。她抓住父亲的手喊着：＂爸爸，女儿对不起你呀！＂爸爸忽然睁开了眼睛，笑了，然后慢慢张开嘴吃力的说：＂孩子，爸爸知道，这不怨你。如今你遇上了好时代，一定要好好活着。＂ 当我问到她婚后的生活时，她不想多说，却忽然问我：＂你说这感情和爱情是一回事吗？＂我说：＂肯定不是。爱是不分民族与阶级的，这是人性的本源。而感情却包含了两个人的世界观、认知观和价值观是否相同。＂她笑了笑：＂我当时却把两者混为一体了，所以......＂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她说结婚后才知道，白大方只是戴了一顶贫农的帽子，却是个跛子、文盲加贫穷的三合一农民。除了朴实、善良，在他身上找不到半点让一个女人动情相爱的地方。他无知、肮脏，不讲卫生。平时从不洗澡刷牙，甚至一个月也洗不了一次脚。我说那时农村人都是这样，每天累个臭死，晚上躺在炕上就睡死了，哪像城里人有这多讲究？她笑了，说，＂你若和一个大黄牙脏嘴和满身臭气的人每天在一个被窝里睡觉，还有心情吗？＂我尴尬的笑了。她接着说：＂不过他不讲卫生的毛病都叫我纠正了。我给他约法三章：不洗脚不让上炕，不洗手不让吃饭，不刷牙不让......＂她看看周围没人，轻轻说：＂不让亲嘴儿。＂我们两个人全都笑出了声。 她还告诉我一个关于丈夫白大方的笑话：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我叫他去供销社买点猪肝，他却扛回来两根长竹竿子。他不识字，买农药买化肥的事常常弄错了。一次给承包田的棉花打农药，他竟把消毒液兑上水喷在棉花棵上了，气得我大骂了他一顿。我后来就下决心教他识字，每天晚上读写三个字，不会就不叫上炕。这样坚持两年多时间，他不仅能看报纸，还能打收支条子了。他人挺好，不光听我的话，还很关心我。随着年龄增大，我的类风湿病越来越重了，后来站起来都很困难。他给我买了个轮椅，每天晚上给我洗脚擦身子，还做我最爱吃的饭菜。 她说了这些，不知是出于对丈夫的同情，还是在相依为命的生活中找到了爱。 我问她家庭收入情况，她说知青点撤销后，村里就剩她一个城市知青了，上边照顾她，先是招工去公社供销合作社当营业员，可没干几年，供销社就倒闭了，她只好回家和大方一块儿耕种承包地。大方虽然腿脚不好，但很能干，地里的庄稼年年丰收。平时我除了照顾孩子，还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副食门市部，从此日子渐渐红火起来。现在每月还能拿到2000块钱的退休金呢。可是大方却在五年前患癌症去世了。他们有一个儿子，现在已成家了。小两口承包了村子里的苇子湾养鱼，现在已到了收获季节，正在鱼塘里网鱼呢。 说到这里，她执意陪我去那里看看，并拿起手机给儿子打了电话。不一会儿，儿子回家了。翟爱华做了介绍。小伙子叫白浪，在大学里学的水产养殖专业，毕业后回家创业了。他热情的和我握手，一口一个＂叔叔＂的叫着，他说曾多次听母亲说过我，他还看过母亲保存的一张旧报纸，那上面有我写的宣传妈妈事迹的通讯《广阔天地练红心》。 鱼塘就在村西的那棵老杨树下。老杨树好像没变，只是树上的老鸹窝不见了。白浪把妈妈的轮椅推到树下，就忙着下湾捕鱼去了。还是那个深秋季节，成片的芦苇被风一吹，齐刷刷的摆动起白色的发辫，像是舞蹈，又像是向一个时代打着招呼。芦苇湾的鱼儿翻着白肚儿在水面上快乐的跳跃，那是在为它们的主人庆贺丰收吧？ 我望着坐在轮椅上的翟爱华，脑海里又浮现出四十多年前那个头顶芦苇花帽，手舞一束白色芦苇花的亮丽姑娘.......可当我的目光落在那张爬满皱纹的脸上时，那个芦花姑娘却又突然不见了。 写于2020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