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覆灭背后的财政崩盘

　　头条创作挑战赛
　　唐朝是中国历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在世界上都创造了为之瞩目的华夏之光，北伐西进，南扩东迎，周边番邦外族无不拜服瞻仰。
　　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强盛的唐朝一落千丈，尽管元和中兴维持了唐朝仅有的荣光，但并没有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积弊已久、不堪重负的唐朝最终随着黄巢起义的呐喊声四分五裂。
　　盛唐风貌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细节
　　表面上看，唐朝是亡于藩镇割据、土地兼并和农民起义，但实际上晚唐真正灭亡的原因在于财政已经完全无法维持中央政府的必需支出项目，无力供养军队也无力弹压地方势力，最终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被军阀控制，导致灭亡。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唐朝经济制度和财政体系的土崩瓦解。01
　　在贞观之治中表现出来的繁华，是唐朝真正的兴盛，也是大唐王朝绝对的实力。
　　这主要得益于唐初期相对较少的人口和大量闲置的土地，使得继承了隋朝均田制的唐朝中央政府可以放开手脚，发动广大农民积极种田，生产力匹配生产关系，整个社会的经济一片繁荣。
　　均田制，诞生于北魏，是传承与西汉时期限田思想的一种土地分配制度。董仲舒曾提出，土地私有制会导致人民自由土地，再发展下去，就会出现地主进一步扩张，形成土地兼并，危害广大中小微农民的生存和政权根基，因此主张限民名田，从而达成圣人善治。
　　北魏和隋朝都对应采取了均田制，以人口为基础，规定一定数量的分配田地，即所谓的计口授田。唐初李渊完全接受并优化了这套土地政策。
　　唐高祖（即李渊）七年，公元624年，朝廷颁布均田令：
　　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
　　要注意，分给你的田地有两类，永业田是归个人所有，可以继承的，祖祖辈辈耕种使用都没问题，相当于自留地；而口分田则是国家暂时借给你的，不是永久的！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房产产权，70年为期限，在此期间口分田的收益要和国家财政分成，到期收回，重新分配。
　　为了配合均田制的实施，唐朝政府还建立了一套严密、严谨和严格的户籍管理体系，触角直接延伸至基层末端，确保均田制可以有效实施：
　　《唐六典》记载：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又载：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
　　同时，唐朝还详细规定土地交易的红线和保护：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不允许人们自由买卖口分田，也就是国家分配给你的土地。
　　唐代李思训所作《明皇幸蜀图》，记录唐玄宗出逃时期四川地区风貌
　　唐朝初期到中期开元盛世，均田制确实有效解放了生产力，带动了经济繁荣。从建国始的田亩荒废，到开元年间耕者益力、耒耜亦满。史料的数据显示，唐初年，全国人口仅300多万户（这里也有一定水分，可能存在大户庄园包庇藏匿投靠的破产农户），耕地不足500万顷，到了天宝时期，全唐境内户数达到1300多万，开垦耕地更是上涨到1430万顷。
　　大家看到了吗？均田制的实施，是以人口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上面的政策、法令和统计基础，缺一不可，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
　　反过来理解，这意味着：这三方面的条件只要被破坏其一，均田制就会搞不下去。
　　这也就是唐朝财政崩盘的第一个原因：唐朝实施的均田制体系太过于理想化和复杂化，随着人口扩张、土地兼并，压根不具备可持续性。
　　均田制是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的，更像一个模拟城市游戏初期空白地图上的模型。在开元盛世以后，可供分配的土地是有限的，唐朝维持均田的能力很快就消失了，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最直接的矛盾就是人口增长太快，而土地已经不够分了。
　　随着政治稳定，社会发展，导致当时的人口恢复很快。唐高祖颁布均田令的时候全天下户数才300多万，按一户三口计算，全国人口才1000多万人，但到了天宝年间，户数激增到1300万户，意味着有将近4000万人！暴涨了将近四倍还有余。均田要实施，就得有匹配四倍的土地，但耕地面积此时增加速度已经远远追不上人口了，按照一人平均一百亩土地计算，全国要授田将近2000多万顷田地，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当时能统计的各类耕地的上限了。
　　土地不足，那就出现授田不均，甚至无地可分，农民破产。
　　唐代长安坊市复原图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唐朝户部侍郎裴耀卿在奏折中提到，他联系的关中地区还有余地可以分配的州府，不足18，其余各州都无力供地，只能放任农民流荒或者跑到关外向北去自发夺地。
　　其实早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在一次微服私访过程中，当面询问农民授田情况时，农民已经吐露真实数额丁三十亩，与均田令规定的人均一百亩相距甚远。
　　另外一个可观察到的矛盾，就是唐朝中晚期官僚阶层膨胀太快，侵占和兼并的土地太多了，导致整个社会土地占有上的贫富差距极大，占总人口不足5的官僚阶层，占有了将近90的永业田。
　　对普通人丁而言，永业田就是一丁二十亩，但对官员的赏赐却远高于此标准。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李隆基曾规定各类职事官可按爵位享受永业田，亲王的标准高达100顷！上柱国也可达到30顷，以此类推，一直到一个小小的九品武骑尉（县级刑警队长），也可以凭借官职额外分到30亩。再加上唐朝官员膨胀速度很快，从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中央朝廷官员600人，到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改制，前后不过八十余年，中央任职官员数增长到了1。8万人，这还不算王公亲戚，背后消耗的永业田和御赐土地，是个天文数字。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了均田制致命一击，混乱的战争和无数黎民百姓的逃亡，豪强趁机侵占，让户籍统计、土地统计更加不可实现。流移失所的唐肃宗只好不断提高授田户的赋税率，压迫百姓出现逃亡，呈现出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局面，唐朝财政此时处于极度萎缩的局面。02
　　晚唐财政崩盘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唐德宗推行替代均田制的两税法改革表面成功、实则失败。
　　由于均田制无法维持下去，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非常混乱，财政极度空虚。公元779年，宰相杨炎经过长时期思考，设计提出了两税法。
　　杨炎雕像，现立于陕西省宝鸡县境内
　　顾名思义，两税指在春秋两季分两次统一征税，简化程序，只考虑个人财产（包括田地、货产和房屋）为征税依据，不再考虑以往官方授田册上的数字，以财产划分户等，按户等来定征税比例，这样征税变得符合实际了，老百姓可以接受这样的征税方法，暂时增加了财政收入。
　　《新唐书》所载：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居人之税，夏秋两入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然而唐德宗和他的宰相杨炎都没有想到，两税法表面扩充税源、充实国库，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因政令不通、土地兼并导致层层加码，不断加重了农民负担，致使两税法最终成为一个不可逆的失败税法。
　　首先，唐政府官方长期没有组织核实户等，导致两税法基础参照物又失效了。在建中年间，第一次颁布两税法令，要求三年一核算，然而全国首次核算了户等后，很长时间没有再进行更新，很多人财富情况发生变化，但朝廷到地方都不知情，稀里糊涂按照旧例进行征税，无法贯彻贫富分等分担的原则。
　　其次，基层收税只收钱币，不收实物，但由于战乱、贵金属匮乏，唐朝一直被货币流通不足的问题困扰，市面上钱贵物贱，很多老百姓只能被迫低价卖掉自产的粮食、布帛换取昂贵的钱币来缴税，生活更加困苦。
　　再次，唐中晚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富人强迫穷苦农民卖地后，却仍然不移除纳税户头（所谓只购净地），农民卖地后还得承担纳税也无法长久生存，只好逃亡或举家为奴，这样的趋势让当时的唐朝很多有识之士都看不下去，但想要改革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唐代百姓倾向于自给自足，在授田上安居乐业一生
　　两税法推行约十年后，弊端已无法遏制，走投无路的自耕农们只好投靠隐匿在大地主、大富豪和军阀的庄园里，封建地主私有制经济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两税法几乎破产，国家财政又一次面临税收不足。饥渴的唐朝政府只好把魔爪伸向了关键的一样物品盐。
　　早在安史之乱时，掌控河北省的节度使颜真卿就效仿汉朝桑弘羊的做法，开创了名为榷盐的经营模式，即地方政府出资出人出设备，专门垄断食盐的生产和经营。
　　这个做法被新上任的宰相，第五琦盯上了。
　　第一次看到这个姓氏的时候，我也揉了揉眼睛，确认没错，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位第五宰相，还真是一位传奇人物，大家要注意啊，他姓第五，不是第！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是汉族独有的复姓，起源于古代齐国的田氏后代，全国有7000多万人姓这个姓氏，历史上唐、宋期间都出过宰相，是个了不起的姓氏。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长安人，是唐朝著名的政治家和财政专家。就是这位罕见姓氏的宰相在全面诊断过唐朝财政体系的病脉后，开出了药方：全国推广榷盐。
　　看过第五琦的成长经历后，我个人私下揣测，他坚决支持对盐业实行国有化垄断经营，与他少年中年时遭遇有关，他自幼失去双亲，又遇到安史之乱，官场屡屡受阻，但他性格刚直不阿，非常坚强，一直梦想着能够恢复大唐统一的光荣，怀念唐朝强盛的岁月，因此在唐肃宗期间毛遂自荐来管理财政，上一任就提出盐业专卖，就是一种对国家、对统一有信念，有理想主义的改革者。
　　但可惜的是，榷盐进一步加速了两税法的失败。
　　榷盐加工示意图
　　第五琦推行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全套的官营盐业垄断政策，把盐业收入全部掌握在政府财政中，一年就为国库增加了将近40万贯的收入，解决了燃眉之急，发展到公元780年，盐业收入甚至占到了税赋的一半，所谓天下财赋，盐利居半，两税法名存实亡。
　　榷盐是让国家财政增收了，但老百姓的利益更加损害了。原因很简单，以前是私盐官盐都有，价格市场调节，现在一边倒官营，还指望盐业赚钱，没有竞争，那定价可就高了去了，老百姓根本吃不起。唐德宗时期，官盐定价涨到370钱一两，老百姓只能选择吃淡食。
　　如此暴利的市场，民间也必然有人铤而走险，一个名叫黄巢的年轻汉子就跟着自己的老大开始了贩卖私盐的走私之路，同样还有王建、钱镠、徐温等等，一群年轻人高高兴兴一同踏上了卖盐的不归路，殊不知，日后晚唐诸神的黄昏，就映照在他们这群人身上。03
　　晚唐财政崩盘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困扰整个唐朝时期的货币紧缩问题。
　　其实唐朝一直到武则天时代，商业并不发达，甚至都不如东汉时期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南北朝遗留下来的庄园经济还没有消失，各个世家大族都有自己的庄园、田地、作坊和工场，缺什么，自己家里种，自己家里生产，除非实在不能自己供应的，才会考虑去市场上买。因此消费水平上不去，市场就没有需求，交易极度匮乏，货币的需求也几乎没有。
　　一直到自耕农群体也一样，所谓府兵制就是如此，自己打武器自己装备盔甲，平时耕作，战时为兵，从富人到农民，商业不发达，以至于唐朝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维持着钱物交易，物物交易两种模式。
　　《长安十二时辰》影视截图，长安城开市，但其实全国交易市场并不多
　　这样直接形成了一种恶性的长期通货紧缩局面：钱贵，物贱。大家用钱不方便，越来越不爱用钱，再进一步发展，大米产多了，农民利益还受损了，织布纺多了，纺工们利益也受损了，大家利益都受损，更没人愿意花钱交易或消费，也就是所谓的市场上流动性不足，按理说这个时候需要政府注入流动性，扩大货币供应，但奈何唐朝此时并不知道这些，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到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层面，体现出来就是商业严重不发达，货币存在钱荒现象，唐朝铸币的积极性不高，财政收税的实际价值不断螺旋式下降，导致基建、俸禄、国防一连串负面反应。
　　明朝人绘制的唐玄宗李隆基像
　　唐玄宗李隆基在听了财政的汇报后，曾经发出感慨：今天下泉货益少，布帛颇轻，欲使流通，焉可得也。
　　唐朝也尝试过几次货币改革，推行新铸币，然而铜矿不足，铸币工艺不稳定，民间盗铸严重，官方操作下来更加伤害官方货币公信力。
　　在实际生活中老百姓都不愿意用粮食布帛去兑换货币。两税法实施后，官府压根不肯要实物，强行规定要铜钱或金银货币，刻意盘剥，百姓们更加困苦不堪，民间囤积铜器等金属器成风，官方屡次发文打击，收效甚微。
　　唐朝铸造的乾封泉宝，规定一当十兑换开元通宝，但遭到老百姓反对。现为收藏市场的极品珍宝货币。
　　唐武宗甚至毁灭佛像来获取铜材铸币，这一批铸币质量较好，临时缓解过货币供应，但并不能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新唐书》记载，开元十三年，米斗至十三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到二十文。侧面反映出铜钱购买力越来越强，通货紧缩一直没有缓解。
　　唐朝财政在这样局面下，中央政府拿不出足够的铜钱给军队开军饷，拿出布帛粮食，这些当兵的都不认可，认为朝廷在克扣军饷，市场价都在下跌，他们要现成铜钱。边防军人还可以拿丝绸去换一些外面的贵金属，但长安附近的军队都牢骚满腹，战斗力直线下降。
　　我特意从原视频（第2集）截图，数了数，十个铜板，够买两份水盆羊肉、两份火晶柿子
　　在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里有个细节，张小敬吃了两盆水盆羊肉，两个火晶柿子，给了一串铜钱，我数了数，十个铜板，大约这还是开元年间。到了唐朝天宝年间（李隆基末期年号），同样十文钱，可以购买一条鱼、一只鸡再配一壶酒。
　　其实后世宋朝也面临过钱荒，宋史里时常有记录，宋朝的对策是不断发掘新铜矿并扩大铸造量，还增发了大量劣质铁钱维持市场流动性，但依然货币供应不足，这才逼迫发明了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04
　　最后一个导致唐朝财政崩了的原因，也是直接原因，那就是唐朝在中晚期以后，基本上都是凭借东南地区赋税在维持财政，偏偏唐朝的首都在西北，这样的脱钩实质上把中央政府陷入了赋税来源单一的困局。
　　一旦唐中央政府在地理上失去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后果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面呢？主要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实际上是代表东北方向防御力量的安禄山一派军阀造反，在安、史军队南下过程中，唐朝的各地节度使都或多或少开始反叛保持相对独立，各地的赋税也都被割据状态的藩镇截留，或者被效忠于唐中央政府的节度使当做军费强行征用，唯独东南方向的赋税还勉强保持了正常供奉，但也大都用于养兵和平叛。
　　而唐朝西北地区的朔方、泾原等地区，也常年需要中央朝廷贴补军费，耗资惊人，这样使得唐朝财政在内部形成了一个循环，安史之乱带来的庞大军费占据了所有的国库结余，一旦再有新的战事，只能拼命搜刮富户或者从东南方向再增加赋税率。
　　藩镇们看清了唐中央政府虚弱无力的财政，更加不再搭理中央政府的诉求，只当做可有可无的名义朝廷，从经济角度上唐朝失去了对藩镇的控制。
　　弱势的唐朝廷只好下放权力给藩镇，换取一时的绥靖平安，但这却是一杯带毒的鸩酒。
　　黄巢起义后，起义军南北流窜作战，重点打击了江南区域，对唐朝的东南赋税区形成严重破坏，摧毁了东南地区的统治基础，晚唐的财政终于绷不住了，再也无力维持庞大的平叛军事开支，唐天子和他的小朝廷只能被起义军赶出首都，沦为军阀的附庸。05
　　大唐的繁荣永久地停留在了历史的风尘里，内在失败的经济体系建设，让唐朝从兴盛走向衰落，终唐一朝，中央政府的税收始终是个巨大的漏洞，过于理想化的均田制也许是府兵制的理想搭档，但并不是唐朝可以服用终身的良药。
　　盛唐的长安，居大不易。
　　从贞观到开元，土地兼并不断出现，削弱了中央集权，造成强枝弱干，让唐朝国运起起伏伏。以史为鉴，不同的时期要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制定经济政策，而不是一味地照搬，也不是一味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一个系统性、科学化的改革，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才能保证国家实力不断增长，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也许李白才是那个时代真正洞悉唐朝国运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