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鼎盛时期是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人？你怎么看待他？

　　乔致庸，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历经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先后娶马氏、高氏、杨氏、周氏、杨氏、杨氏6个妻子，除了第一位外，其余5位都是续弦。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同时拥有两个以上的妻妾，他之所以有六个妻子，主要是乔致庸太长寿了！而他的妻子相对来说又比较短寿。所谓＂续弦＂就是这个意思。
　　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长大。他酷爱读书，但在其兄长去世后，不得不放弃学业，而继承祖业，肩负起理家、经商的重担。
　　他胆识过人，有勇有谋，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诚实守信＂的经营思想，使乔家在包头的生意获利倍增。那么，乔致庸鼎盛时期是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人呢？
　　乔致庸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家＂在中堂＂的大东家。
　　而阎维藩是祁县下古村人，出身贫寒，17岁时人平遥＂蔚＂字五联号之一的蔚长厚票庄学徒，经过10多年历练，刚刚30岁出头，就被派往福州分号任经理。阎维藩在福州分号认识了福州都司恩寿，并与之结拜为兄弟，结为金兰之好。
　　都司就是当时地方上的军事长官，职权很大，福州的军饷和地方经费便全交由蔚长厚福州分号调拨，三年内福州分号就赢利五六万两银子。
　　随后，恩寿为了升迁，需要一笔巨款去贿赂打点上司，阎维藩见＂奇货可居＂，就为其筹集了一笔规模庞大的资金。
　　据说，他投入的16万两银子打了水漂。平遥总号责备他滥用银两，谁知，就在平遥总号对他的动作尚未完成之时，恩寿便获得升迁，被擢升为汉口将军，不过几年，便将所借蔚长厚的银子全部还清了。
　　但是，阎维藩经此事件后，有感于总号对他已有成见，信任不似以前，便决定辞职回家，另谋高就。
　　这事儿被乔致庸听说了，乔慧眼识人，大喜过望，认为阎维藩深谋远虑，敢于决断，结交官员，人脉广泛，正是自己渴求的干练人才。
　　又听说阎维藩过汉口时，恩寿亲带大队人马隆重迎接，安排在将军府下榻，盛情款待，报知遇之恩，临别时又亲书一札，让阎面交山西巡抚胡聘之。
　　因此乔致庸决定由阎维藩执政总揽乔家的票号。
　　从此，乔致庸的票号不像其他票号那样，因战乱而蒙损，反而大获其利。
　　阎维藩执政总揽号事凡26年，每逢账期按股分红时，每股分红均在8000两到1万两银子之间，给乔家赚了个盆满钵满。
　　后来乔阎两家还结为儿女亲家，乔致庸做主，将阎维藩的女儿，婚配给自己的第9个孙子乔映庚。
　　据说，乔家的少东家还请阎维藩乘坐八抬大轿，而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这是家父乔致庸的嘱咐。
　　这更使阎维藩感动不已，但阎维藩也是知书识礼的人，乔家敬他是礼，他本人哪能让比他还大几岁的少东家骑马，而自己坐轿呢！
　　于是，他把衣服放在轿子里，始终没有坐轿子。
　　最后，乔家＂在中堂＂的分家事宜，也是阎维藩主持仲裁一言而定，可见阎维藩在乔家的威望之高，以及乔氏一门对阎维藩执政总揽票号的尊重。
　　乔致庸还想到了与人合股开票号，但祁县的另外三个大商家都以各种理由推辞了，广盛源票号的成大掌柜听说后，也是百般阻挠。但执着的乔致庸没有放弃，他最终说服自己的岳父出资参股，成功开设了大德通和大德丰两个票号。
　　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两个票号成了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乔致庸还很懂得审时度势。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资助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做一些与湘军有关的生意。
　　此外，乔致庸信任下属，让下属全权处理分管之事，各分店的掌柜都能放开手脚、得心应手地去做事，因此也都会拼命为他效力。
　　对于生意场上的对手，他更是宽容大度，用仁义和宽厚来处理生意上的纠葛，受到商人们的尊重。
　　富甲一方的乔致庸还广行善举。1877年，他出巨资赈济遭灾县民。
　　渠本翘创设中学堂，孟步云创设女子学校，他均以重金相助。因赈灾之举，他受到了朝廷赏戴花翎的嘉奖。乔致庸活了八十九岁，掌管乔家数十载，从一介儒生居然成为晋商的翘楚。
　　以致在他执掌家业时，其资产越滚越多，成为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据说乔致庸敢于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就是一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他当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被包头商界称为＂马公甫一步登天＂。
　　他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
　　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
　　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乔致庸礼遇聘请阎维藩，也是值得褒扬的一例。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他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而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于是就决定让阎维藩总揽乔家的票号业务。
　　乔致庸认为在处理事务时，要像遇到危难一样，迫不及待。一决定做什么买卖，马上去做，宁可在做的当中发现问题，及时改正，切忌在事前有种种顾虑，迟迟不肯动手。
　　信息和时间就是财富，一怠慢，就会被动，就会失败。所以，事情一旦决定了就立刻行动，付诸实施，必然成功。
　　咸丰年间，乔致庸在包头龙王庙一带购进田地280亩，种植蔬菜，供应市场，每年获利很多。
　　乔致庸主持家政后，不断扩大经营，先是在包头财神庙街西口路北，独立投资增设了复盛全商号。
　　后又在包头瓦窑沟口路西，增设了复盛西商号，经营业务与原来的复盛公相同，以油、酒、米、面的＂六陈行＂为主，还经营典当、绸缎、副食杂货等。
　　事实上，其它商号根本不能与之相比。当时的包头市场上，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三大号共有19个分号，500余名伙友，实力强大，门路宽广，号规严格，再加上乔致庸对掌柜们比较信任，使掌柜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复字号兴盛后，在包头商界逐渐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和地位。
　　道光、咸丰年问，包头商业兴旺发达，人口逐渐增多，地方上的诉讼和行政治安等事项，包头巡检的职权又有限，为此，商人们不得不自行组织自治机构维持市面。
　　复字号当时居领导地位，联合各行业组织的大机构，来解决商民大小纠纷。
　　所以第二代一般能够继承父业，有的还要发展壮大。到了第三代就不同了，他们养尊处优，奢侈浪费，怕吃苦，不思进取，坐吃山空，哪能不败?
　　而乔家却富延七代，从清乾隆初年，乔贵发创业到清代末年，称富170余年。
　　其中第三代的乔致庸，起了关键的承先启后、转败中兴的作用。乔致庸一生，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享年80多岁。其孙女婿常赞春写的《墓志铭》说他87岁还喝酒吃肉。
　　乔致庸在克服难关的时候，坚持以儒家的仁义诚信思想为根本，手边常备四书五经和《史记》等典籍。
　　遇到灾荒，必首先出资赈灾。他要求救济灾民的施粥，要用毛巾裹得起来，装到碗里插上筷子不会倒。
　　据说，他家门前往往拴着三头牛，谁家要用自便牵去，傍晚送回来，不用付租金。
　　这些义举，为乔家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声誉，因而生意发展比较顺当。
　　鉴于历来富家子弟大多走上不思进取的老路，乔家特在大院的报本堂里，先人的塑像旁，放置一只要饭篮子和一根打狗棍，告诫族人要记住贫困史。
　　乔致庸还制定了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
　　乔致庸与乔氏家族，在中国商业史和金融史上，晋商无疑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祁县东观镇乔家堡乔氏家族，则是晋商的杰出代表。乔家经营的商号，垄断包头达二百年之久；乔家开办的票号，是近现代中国最著名金融机构之一，并创下经营时间最长的纪录，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完美谢幕。
　　据有关资料估算，乔家财产最多时高达数千万银元。无论财富积累、社会影响，还是对文化的贡献，以乔致庸为代表的山西乔氏家族，都可毫无争议地进人中国近现代＂大户人家＂之列。
　　他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逼出来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乔致广和父亲乔全美相继去世，已经拿到秀才功名的乔致庸继续读书肯定不行，只好放弃学业，接手家业，开始投身商海。
　　因为父亲和兄长相继去世，乔致庸这房可以说正处于生死攸关的时刻。乔致庸受命于危难之中，前途危机重重，身旁陷阱密布，稍有不慎，整个家族的基业将会在旦夕间全部化为乌有。
　　接管家族业务后，他凭借高超的经商谋略，最终披荆斩棘，成功率领乔家突出重围。
　　事实上，当时的包头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区，是农耕和游牧民族接触比较频繁的地方，除了马匹等牲畜之外，很多东西都很匮乏。
　　乔致广做掌门人时，乔家已经成为包头商界的龙头老大，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以至于在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乔致庸故居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祁县乔家堡村，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于民国初年建成一座宏伟的建筑群体，是我国清代北方民居的代表之作。
　　素有＂皇家有故宫，民宅看乔家＂之说。
　　乔家大院为全封闭式的城堡式建筑群，分6个大院，20个小院，313间房屋，俯视呈＂喜喜＂字形布局。
　　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特色景点乔家大院有四大特点：砖雕、木雕、石雕、彩绘。全院有三百多处，无一雷同，形成了一个有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意的大院子。
　　九龙灯号称＂东方奇观＂，现保存两盏，是慈禧太后赏赐给乔家的。九龙灯系用珍贵的乌木制成，上有9条活动着的龙，故称＂九龙灯＂。
　　晋商翘楚乔致庸，知人善用，在他的带领下，乔家的生意蒸蒸日上，并实现了其＂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梦想。
　　大德通和大德恒票号建立后不久，乔致庸就将这两个票号交给其孙乔映霞管理。之后，这两个票号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乔致庸注重教育，经常督促儿孙学习。
　　他本人也十分好学，手不释卷。他为人友善，扶危济困，经常周济贫苦乡邻。光绪年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乔致庸曾开仓济贫。为此，《祁县志》予以记述褒奖。乔致庸当家后，乔家不仅生意兴隆，财源茂盛，而且人丁兴旺。乔致庸是一个什么人？咱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乔致庸呢？
　　乔致庸的成功也和他用人不拘一格有很大关系。
　　乔致庸用人以德选人，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放一个一两重的银子，有的拾钱自己留下，乔致庸以此不可用。
　　有的过而不拾，乔致庸以此看出这人适合做伙计；有的捡完以后，交还给失主，乔致庸认为，这是好的人才。
　　乔全美有二子：长子致广，次子致庸。乔致庸是引领乔氏家族走向鼎盛的功臣。
　　乔致庸闻名全国的山西祁县乔氏家族，指的主要是在中堂一支，为乔贵发三子乔全美后人。乔全美是包头复字号的创始人，复字号的号规等一系列基本经营管理制度，都在他掌家时形成。
　　著名的乔家＂六不准＂家规，也被认为是由他制定的。可以说，他是乔家企业精神和家族文化的奠基者。
　　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不过几百两，远远低于乔家商号大掌柜每年上千两白银的薪金，这还不算四年一次的分红。
　　乔致庸弃文从商，使乔家失去了一个可能博得功名的＂举人＂，但却多了一位纵横捭阖的商界奇才。
　　乔致庸素性恬淡，酷爱诗书，经营之道本来非其所长，但他能知人善任，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可以说，正是乔致庸敢于和善于用人，才缔造了乔家庞大的商业和金融王国。
　　他本来应当有另一条自己可以胜任的仕途生涯，却因为大哥的突然去世，而彻底变了自己命运。
　　少年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可是为了家父的愿望，他还是选择要去中一个举人。在进龙门之前，应当说乔致庸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天真多于理性。
　　他常常用＂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来教育子弟。乔致庸还把他亲拟的对联找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已。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以此告诫儿孙，注重节俭，不要贪图安逸，坐享祖业。据说他对他的子孙进行了排队分析。
　　他认为长子不可委以重任，因为长子骄横跋扈；次子个性暴烈；三子过于老实，亦非经济之才；四子朴实迟钝，不擅长说话；五子是个书呆子；六子体质瘦弱，难担大业。
　　他最后认为只有长孙乔映霞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这个孙子充满希望。
　　乔致庸上任时，已经经营了数十年的乔家家族企业＂复字号＂危机四伏。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竞争对手的陷害和打击；另一方面则是其兄乔致广经营不择手段，放任手下欺骗顾客，以次充好，乔家因此失去了信誉，贩卖的货物自然销售不出去。为此乔致庸专门赶到包头总店。
　　正好乔家的有一项重要生意，就是从福建采购茶叶，贩卖到我国西北甚至俄罗斯地区。
　　乔致庸到福建采购茶叶，对制茶商说我是头一次和多家大茶商合伙做茶货生意，希望您能将一斤重的茶砖，都做成一斤一两的，制茶商感动地说兄弟，你真是厚道啊！
　　这批茶砖贩到茶商手里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从此很多商户和客户都认为乔致庸为人厚道，宁肯亏自己，也不亏别人，订了一批茶砖后，马上又订购更多的货物。
　　于是，乔家的生意越来越好。此后乔致庸经商就非常成功了。
　　乔致庸之所以能将乔家的事业发扬光大，实现自己＂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伟大抱负。
　　最为重要的是，乔致庸具有独到的眼光和胆略，敢于破格提拔人才，知人善任，用人得当，才使得乔家的事业走向了辉煌的顶峰。
　　乔家鼎盛时期并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
　　清代徐珂在《清俾类钞》中记载，在光绪时期，资产在叁拾万两以上的晋商排名为：
　　1、介休的侯家，资产八百万两
　　2、太谷的曹家，资产七百万两
　　3、祁县的乔家，资产五百万两
　　4、祁县的渠家，资产四百万两
　　从这就可以看出，乔家并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广袤的山区为传统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山脉地理位置的局限性，使先秦时期，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晋地居民之生活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客观上使得一些淳厚的民风民俗，勤俭节约的精神风貌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没有受到外 界的影响被破坏或者流失，儒家文化便是一例。
　　经过山西持久深厚的商业文化积淀，和三晋根祖文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儒家文化之熏陶，使得近代晋商成为我国＂儒商＂的重要代表。这其中，乔致庸在儒家思想浸润下，儒商气质显著，成为晋地儒商之翘楚。
　　乔致庸被誉为＂晋商翘楚＂，这种社会口碑不仅，是对乔致庸的褒奖，更使其在无形中发挥着行业道德监督者的角色。同行伙伴凡愿商绩卓著者，都应该遵循儒商汇通，诚信义利的晋商品质，不弄党虚作假，这样才能赢得社会对己的信任。
　　深受儒家文化浸洇的乔致庸，为商摒奸。一则鬻物从未掺假，信誉为上。二则关心亲朋邻里，怜贫卖惜弱。更可贵的是乔致庸不仅亲身而为，更将其传享 承为家族文化，代代相传。《祁县文史资料》记载＂过年时乔家还要给村里人每人发 10 斤肉，15 斤白面。＂乔致庸及其家族为商的态度，不仅是在表达身为儒商的积极入世之情怀，更是对社会流行观念的积极反弹。
　　乔致庸为在中堂订下的家规主要有六不准∶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嫖妓;不准吸毒;不准赌博;不准酗酒。这些规定简洁精炼，但是鞭辟入里、切中要害，针对封建晚期商业大族惯有的陋俗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在当时三妻四妾视为理所当然，乔致庸这样一个侯服玉食的富商蓄贾，能够提出六个不准作为家规实属不易。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乔家子女基本上都能恪守家规。乔致庸以身作则，后娶的五位妻子全是续弦。其长孙乔映霞与妻离异后一生再未娶妻。而四孙乔映奎之妻只生一女，他严守家规过继侄子为自己顶门立户。
　　当然不是了。
　　只算祁县乔家来看，乔致庸时期也不是乔家最有钱，最鼎盛的时候。就像清朝时期乾隆皇帝并不是最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却是钱最多的皇帝。乔致庸带领的乔家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宏愿以后，年近90的乔致庸，并没有将自己的位置传给了六个儿子，而是选择了最有才华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可以说比自己的父亲和叔叔们更加优秀，在他的带领下巧家达到了顶峰流动，流动银两达到了近800万，拥有俩百多家商铺，乔家的资产斤千万，在晋商资产中数一数二的。
　　乔家可以说晋商八大家中最有名，最主要的原因是几年前一部《乔家大院》将乔家名声推向了全国乃至世界。当时乔家打出＂皇家看故宫，民间看乔家＂的旅游口号更是让乔家大院响彻大江南北。乔家保存的面积称的上是晋商八大家的翘楚。红雨老家和祁县乔家是邻居县城，清楚的记得乔家大院活的第一年，我们全家去还有很大的停车场，离乔家大门也不远。第二年的时候，短短一年间，原来停车场为了适应不断增长的客流量，拔地而起成为了饭店，停车场外扩和缩小。乔家大院旅游景区的占地面积更大了。
　　晋商八大家中最有钱的还要看太谷。太谷当年有＂金太谷＂，＂中国华尔街＂，＂小北京＂的称号。晋商八大家有两家孔家，曹家都在太谷，榆次常家的祖籍也是太谷人，还有一个不在八大家之列，却也财力雄厚的孟家。孔家是民国四大家族之一，蒋介石连襟孔祥熙为代表人物。太谷拥有小北京的称号却是来自＂曹家＂，如果说晋商八大家谁家最有钱，非曹家莫属当时清政府国库存银8000多万两，太谷曹家资产1000多万两白银，是当时清政府资产的七分之一，只有乔家巅峰时刻才能与其抗衡。慈禧太后当年逃亡避难，路过上山西，就受到了曹家的接济，为了报恩她赐给曹家一个＂金火车头＂，据说现在在故宫博物馆。曹家展出的金火车头是仿制品。曹家商铺遍布世界，据说当时贸易在2万两以下的商铺交易，曹家都不过问，随便分铺的掌柜折腾，可见其财力雄厚。
　　但是太谷曹家可以说没落的最惨，孔家好歹在太谷留下山西农业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曹家衰败到只在太谷北洸村留下了＂三多堂＂这样一个算不上小，却也绝对不大的宅第。每天到三多堂去旅行的人数可以说屈指可数，周围吃饭的地方都很难找到，只能坐车回到太谷县城吃饭。交通也只有一辆6路公共汽车十多分钟一趟的拉着为数不多的乘客。北洸村中在老一辈人中流传着，被鸦片败倒一家，没什么参观的，不值得学习的这样的信息。
　　文/红雨说历史
　　乔致庸不是晋商中最富有的，晋商中最富有的当属山西平阳府亢氏。但是，乔致庸的乔氏家族绝对是晋商经商的道德典范，是为国为民的商人楷模。白手起家通天下，诚信为本数乔家。
　　货通俄蒙领风骚，外贸世家是常家。
　　太谷巨富三多堂，商铺规模数曹家。
　　蔚字五联竞潇洒，票号世家是侯家。
　　声名卓著长裕川，祁县大户是渠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山西首富数亢家。
　　甲第联辉名当世，世袭皇商是范家。
　　大名鼎鼎财神爷，最后风光是孔家。
　　在明清时期，晋商逐渐白手起家，成为全国商帮之首，据统计，当时国内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全部来自山西晋商。
　　人们常说的晋商八大家指的是乔、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大家。这里，虽然乔氏排在第一位，但这可能是一个道德排位，不是资产排位。要论晋商首富，应该是山西平阳府亢氏，其资产据《清稗类钞》载，有数千万银两，堪称山西首富。
　　历史学家邓之诚(1887～1960)，在《骨董琐记全编》中也写道：＂康熙时，平阳亢氏，泰兴季氏，皆富可敌国，享用奢靡，埒于王侯。＂可见，亢氏在清朝初期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出现了其他诸姓晋商大户。
　　平阳府亢氏虽富有，却不如乔家著名，这是因为亢氏的钱财有些来路不正，且据说亢氏为富不仁。
　　提起亢氏这个晋商首富，我们一般都说亢氏，这是一个笼统的称呼，至于他们的家族成员，除了创始人亢嗣鼎留有大名之外，很难找到其他子孙后代的名字。总体来看，他们家族给人一种迷雾重重的暗黑印象，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起家，又如何延续了家族的旺盛。这可能跟他们家财产来路不正以及他们家为富不仁有关。
　　亢氏起家，传说跟明末李自成有关，不过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我们目前知道的是，亢氏首先靠盐起家，其次是靠粮。另外，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
　　亢氏家族中第一个发迹者是亢嗣鼎。乾隆《临汾县志》载：＂亢嗣鼎，事母孝，养抚侄如子。笃志力学，至老不倦。居乡尤多义举。＂这个县志里面，对亢氏的描述还是比较友好的。不过，据后代学者考证，这个亢嗣鼎，却是一个＂恃富骄横，悭各贪婪，为富不仁的大商人、大地主＂。这一点，我比较赞成后一种说法，因为从他们家族名声方面来看，他们家族没有流传千古，就从侧面反映出他们家族的兴起史可能并不光明磊落。
　　据说亢氏在商业竞争方面，手段阴暗，小人得志，行事不光明正大。康熙年间，有人在平阳城内刚开了一家当铺，便有人拿着一个金铸的罗汉来质押，当价1000两白银，店家仔细核查，确实真金铸造无疑，且价值不菲，于是任当。谁知第二天，此人又拿一个金罗汉来当，第三天，还是如此，此人连来三个月，计以99个金罗汉质押店家99000两白银。一时间，当铺资金告急，难以为继！当铺掌柜这才想到，可能是有人在砸场子。最后多方打听，他们才知道这是人称亢百万的亢嗣鼎所为。
　　亢氏如此恶意竞争，实在不是君子所为，我们有理由唾弃他们，这应该也是他们家族没有流传千古的原因。乔氏家族之所以闻名天下，是因为他们乐善好施，能够散财于天下，不与民争利，一心为国为民的经商服务理念。
　　我们知道，商人的本质是获利，所以有无奸不商，无商不奸的说法。但是用这个标准来看乔氏家族，可能不太适合，因为乔氏家族能够留名后世，除了巨富一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族一心为国为民的经商理念。
　　乔家的院子在山西晋商的宅院中并不是最大，但在山西保存至今的晋商宅院中，是唯一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从来没有拆过，保存了原汁原味。另一方面，是因为乔氏家族那种为国为民的经商理念非常值得我们继承流传下去，有一定的社会教育意义。
　　我们看看几个关于乔致庸的故事，就会知道，乔家的良好声誉为什么能够流传后世了。
　　1855年，38岁的乔致庸满怀信心地准备乡试，打算实现祖辈耕读传家的夙愿。可突然一个噩耗传来：＂太平天国占据江南，乔家的茶路断绝、资金链断裂，家族生意危在旦夕，同时，哥哥一口气上不来，撒手西去。＂此时，家族重担全部落到了乔致庸身上。
　　面对这种情况，乔致庸提出了＂顶身股＂的概念。比如说，一个小伙计进入店里当学徒，三年后如果表现优异，就成为正式员工。再勤勉工作十年后，如果表现优良没有失误，就可以由掌柜推荐、股东认可，拿到一二厘的身股，也叫＂干股＂，这跟我们现在熟知的公司干股是一样的。不过，当时这种股不能买卖，只能参与分红，人不在了，股份也要收回。
　　乔致庸的＂顶身股＂一经施行，马上稳定住了当时乔氏产业里浮动的人心。老伙计、新伙计的心都安定了下来，全体成员都真正把乔家的生意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这种经营理念就是放在现在来看，也是相当先进，更不要说在当时闭关锁国的大清王朝了。
　　乔致庸汇通天下的理想，就是现代银行的金融思路，这是非常先进的金融服务模式，也就是以服务他人作为立身之本。
　　在晚清时期，票号最初由平遥的＂雷履泰＂发起，后来日渐壮大。但是，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当时全国的票号也不过才五家，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七家分号。更重要的是，这些票号，他们不和中小商人做生意，只选择和大商人合作。这也就是说，大部分小规模商人仍然需要带着沉甸甸的银子走南闯北，一路上还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昼行夜伏，一不小心就会被土匪、恶霸谋财害命。
　　乔致庸接管家业后，看到了票号业在这方面的不足，更看到了票号业的光明前景，乔致庸肯定这是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于是，他决定挪动多余的资金开设票号。实际上，这有一点现代马云的意思，我们看到，无论是马云还是乔致庸，他们都把眼光放在了多数小贫商人身上，而不是少数有钱富商身上。
　　在乔致庸的构想里，票号不仅是赚取利息，更重要的是，要＂汇通天下＂。也就是说，乔致庸要搞要利国利民的金融。用现在的眼光看，这就是现代银行的金融服务模式，这是非常先进的，乔致庸所创建的，相当于清朝的＂银联＂。
　　乔致庸的＂大清银联＂，让国内所有商家都能实现＂异地汇取＂的梦想，这些满天星一样的商人，只用带着一张收据，就可以走南闯北毫无阻碍。即便收据在路上被土匪抢劫，如果没有密码，他们在票号中也换不到银子。据说，在乔家的票号史上，没有一例误兑错兑，可以说他们将票号生意做到了极致。
　　正是在这种为国为民的大格局下的大梦想，让乔家票号业务迅速开遍全国，乔家也因此迎来了辉煌的事业顶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乔致庸87岁时，最小的儿子乔景僖（20多岁）去世，乔致庸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伤心之余，染病卧床不起。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乔致庸离开了人世。
　　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政府设户部银行始。当时私营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票号存款大幅减少。另外，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本依附于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商号垫付，各项摊派非常多，乔氏家族因此元气大伤。至1937年，乔氏产业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此后，一直到抗战结束，乔氏商号才得以复业，然而总体上苟延残喘，到解放前时早已是奄奄一息。
　　真搞不清乔家是不是最有钱的晋商，估计再前三名吧！
　　不才谢邀。
　　乔致庸鼎盛时期是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人，这个我没有做出统计，无法回答您。但是就乔致庸鼎盛时期的影响力应该在当时是不遑多让的。
　　至于我怎么看待他，虽然我喜欢晋商题材，但是吸收的也大多是人家准备好给我看的东西，包括电视剧《乔家大院》、甚至祁县东关的＂在中堂＂以及各种加工之后的导游说辞。
　　那就就菜下饭，谈谈大家所认知的＂乔致庸＂。
　　显然，经商的奇才。在电视剧中，乔致庸＂弃文从商＂到底是否可考，我以为有待商榷。清朝在晋中一带，孩童们读书不是为了科举，而是为了更好的从事商业活动。看起来离主流的皇权和官吏文化很远，但难度一点也不小。所以，很可能乔致庸是读书人不假，但是被艺术加工成为商业放弃科举，我以为是不严谨的，而恰恰相反，他是因为要从事商业而进行读书。当然在读书中，深刻的明白互通有无，为国为民也是有可能的。以商报国应该是有迹可循的。
　　乔家发迹于＂复盛公＂，原是一个卖豆腐的小店，靠着诚信可靠，勤劳质朴打开了市场。到现在依然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至于乔致庸为什么被大书特书，用今天的话说，第一确立全民持股的商业构架，第二使得乔家的产业逐跨度到金融。突然想到现在几乎所有的移动互联网行业在发展到一定地位之后，往往第一想涉足的就是金额。马云是、腾讯是。苏宁易购、京东白条、甚至滴滴也想分一杯羹。
　　但不同的是，在乔致庸的发迹中，真正让他在金融业发迹的举措不在别人，而在官商文化。尤其是慈禧西行中，他能借出银子，就实数厉害。投资一个别人都看不上的垃圾股，其实风险是很低的，这相当于雪中送炭；类似的操作在乔致庸生涯中还有一次，那就是甲午中日海战，捐了一艘军舰。从以上的两个举措中，大概能看出，乔致庸是有情怀的，至于是不是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其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管如何，其眼光之远，其雄心之大，其手段之丰富确实让我心驰神往。
　　不管如何，一个商家能在某雪时段做出某些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过人的举动。
　　兴之所至，胡侃一二，希望能让您满意。当然，这仅仅是胡侃，不存在推敲和严谨一说。谢谢。
　　晋商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之时，武则天的父亲武士貜，在早期就是晋商，到了清朝时期，晋商的势力发展到巅峰，成为了当时国内势力最为雄厚的商帮，他们雄居中华，饮誉欧亚，创造了辉煌中外的业绩，此时的晋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大商。
　　图|晋商
　　清朝时期晋商主要集中在山西省晋中一带，是当时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当时人们以民谣＂金太谷，银祁县，铜平遥＂来对晋商实力、影响、地位进行排序。
　　而乔致庸所掌管的乔家，就坐落于山西祁县，也就是民谣中的＂银祁县＂，从此就可以看出，乔家在晋商中只排在中间位置，不可能是晋商中最有钱的，起码＂金太古＂中，就必然有比乔家更富有的。
　　虽然乔致庸掌舵的乔家综合来看不算最有钱的，但其财力也绝对不可小觑，在其鼎盛时期，仅流动资金就近清朝八分之一的税收，绝对称得上富可敌国。
　　乔家最早是以经营草料、黄豆来起家的，经过两代人的努力，也只是让乔家成了当地比较富裕的家庭，真正让乔家生意发扬光大的，则是乔家第四代当家人乔致庸。
　　图|乔致庸（影视剧照）
　　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下，这位将乔家从普通富户，发展成大晋商家族的奠基人，山西晋商中的代表商人——乔致庸。
　　乔致庸出生于1818年，自幼父母双亡，是由兄长抚养长大，乔致庸在青年时期就已经考中了秀才，本来他应该继续攻读儒学，以求考中举人、进士，为乔家光耀门楣，但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
　　咸丰初年（1851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相继爆发，致使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主要经营的丝茶生意瞬间遭到重创，当时的乔家第三代当家人，乔致庸的大哥乔致广因此一病不起，乔致庸无奈之下，只能弃文从商。
　　乔致庸成为乔家第四代当家人时，家族生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当时很多人对他并不看好，认为他一个只会拿笔杆子的文人，怎能明白商贾之道？
　　图|乔致庸（影视剧照）
　　但没想到所有人都小瞧了乔致庸，自从他弃文从商接受生意开始，乔家生意不仅瞬间起死回生，还越来越生意兴隆，经过他不断努力后，到了清末时期，乔家在全国各地拥有了200多家房产和商铺，资产更是达到了数千万两白银。
　　乔致庸从咸丰初年（1851年）接受家族生意开始，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去世，他的一生正好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在那个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年代，乔致庸硬是将乔家的生意从衰落给推到顶峰。
　　乔致庸的事迹在整个晋商中都堪称传奇，在2006年火爆一时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就是来讲述乔致庸这位传奇商人的经商史。
　　图|电视剧《乔家大院》
　　而乔致庸之所以能在商贾之道上走得如此远，小编认为主要是依凭以下三点：
　　第一：以儒经商、诚信待人。
　　乔致庸在接手家族生意之前乃是儒生，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在接手生意后，他就以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来指导商业经营，一直以＂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作为行商宗旨。
　　乔致庸认为，信誉是一个商人最重要的东西，只要百姓相信你，那商铺自然不会缺少客人，他认为不管是经商还是处事，都不能把利益放在首位，应以＂信＂为重，其次是＂义＂，做到不哄骗别人，该得一分得一分，不掐昧心钱，做到这些之后，才能想着获取＂利＂。
　　图|＂复盛公＂商铺（影视剧照）
　　第二：眼光独到、大兴票号。
　　在咸丰初年（1851年），票号还是一个新兴行业，当时的票号还很少，全国也仅仅只有五家票号，其中最大也是最早的日升昌票号，在全国也仅有七个分号，而且只有大商人才可以在票号中存取，所以票号在当时的影响非常有限。
　　乔致庸经过分析后，发现票号的前景非常广阔，于是立即动用乔家现有资金创建了大德通票号，并在同年再次创建了大德恒票号，并将此后每年获得的红利几乎都投入了两家票号作为运营资本。
　　图|票号
　　在乔致庸看来，票号的迅速发展是必然的，因为在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到处都是土匪，商人如果带着大量银两不仅麻烦，还非常危险，很容易就被土匪打劫，而如果到票号将银子换成汇票后，即使被土匪打劫了，没有专门的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
　　因此，票号的发展前景必然十分广阔，而后续发展也证明了乔致庸的眼光，他所创立的大德通票号和大德恒票号都成为了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为乔家积攒了数千万两白银。
　　图|汇票
　　第三：知人善用、不拘一格。
　　乔家商业之所以发展得如此之快，与乔致庸善于用人离不开关系，例如马公甫，他本是复盛公字号里的一名小伙计，在乔致庸发现他是个人才后，就让他当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这在当时的包头商界被称为＂马公甫一步登天＂。
　　再比如乔家大掌柜马荀，他最早只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的一名小掌柜，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但乔致庸发现他经营有方后，就专门给他一笔钱，并将粮店独立出去，让马荀独自掌管经营，事实证明马荀确实没有辜负乔致庸的信任，为乔家赚取了很多银子。
　　图|马荀
　　而乔致庸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一次用人，就是聘请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阎维藩原来本是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的分庄经理，他与年轻武官恩寿乃是好友，当时恩寿为了升官需要银两来打通关系，阎维藩知道后，就擅自做主给恩寿垫支了十万两白银帮助他升迁。
　　不久后，阎维藩擅自做主的事，被人举报到了总号，总号对于阎维藩擅自做主一事非常气愤，言辞激烈地斥责了他一顿，后来恩寿擢升汉口将军，没用多少时间就将十万两白银全部归还，经过此事后，阎维藩认为蔚长厚对他不够信任，失望之下就辞职返乡，准备另谋他就。
　　此事的经过被乔致庸得知后，乔致庸认为阎维藩乃是不可多得的商界人才，就立即派出儿子以八抬大轿之礼，将阎维藩接到了乔家，并专门备好宴席接待他。
　　图|乔家票号
　　乔致庸见到阎维藩后，发现他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经过交谈后更是感叹阎维藩乃是难得一见的商业奇才，立即以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的职位来聘请他。
　　阎维藩对此非常感动，保证自己接手大德恒票号后，必定禅精竭虑，以报乔致庸的知遇之恩，而事实证明乔致庸在用人方面确实有独到之处，在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的26年间，票号的生意日益兴隆，他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乔致庸除了在经商上被人称赞外，他在为人处世和培育子孙上，也同样值得学习，他在待人处事上随和诚恳，从不因他人的恭维，而狂傲自满，反而在将乔家商业推入鼎盛之后，就立即将诺大的商业帝国交给了长孙处理，自己则闲赋在家，专门教育子孙后代。
　　图|晚年乔致庸（影视剧照）
　　乔致庸为了告诫后世子孙，曾亲自书写了一副对联，让人刻就后挂在了＂乔家大院＂的内宅门上，分别是＂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以及＂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专门告诫子孙要勤俭节约，不可贪图安逸享受，一定不要助长＂骄、贪、懒＂的风气。
　　而且乔致庸一生行善颇多，他曾花费重金资助别人开办学校，又曾于光绪三年，天遭大旱，赤地千里之时，开仓赈济百姓，因此，清廷专门赏赐他＂举悌弟加五级＂，并赏戴花翎的嘉奖。
　　乔致庸的一生充满传奇性，不管是在商人之道，还是从为人之举来说，他的身上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当时那个年代，像他这样谨记以信为本、以义为先、以善待人的商贾，实为罕见。
　　因财兴，为财落，对外蒙的王爷贵族用信交恶，不是一个乔家，整个山西晋商因乔家名扬漠北，到后来，外蒙所欠晋商财物过多，才有了独立？
　　不是，晋商中最有钱的应该是创办大盛魁商号的三位吧！大盛魁鼎盛时期，白银上亿，乔家鼎盛时期大不了能上千万两白银吧！
　　没有山西的商人所有列强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赔款 ，根本得到 根本不可能得到实际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