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蜀吴三国统治者社会阶级的差异

　　三国鼎立
　　东汉末年分三国，魏蜀吴三国鼎立，其时虽兼并战争仍旧不断，但是各国的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在内政上都比较重视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安定和秩序，比之东汉末年那种无数军阀割据纷乱的局面来说，相对还是要好的多。
　　实际上三国鼎立是中国遭受几十年大破坏以后逐渐恢复统一的一个过渡阶段，三国的统治者皆在本国内采取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但三国的统治者的社会阶级却是略有差异的，从而影响了各国在国内政策制度的不同。如曹操的屯田和三令以及后来九品中正制的推行；蜀汉诸葛亮的＂西和诸戎，南抚夷赵，外结孙权，内修政治＂的策略；孙吴发展世家大族的统治政策等。吴国政权及统治者阶级
　　吴太祖大皇帝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人。三国时代东吴的建立者。
　　先说吴国，吴国的政权主要是由江东地区的强大宗族豪门拥戴武装起来的。江东士族都以文化见称，而孙家则是其中文化稍逊武勇尚可的士族之一。《三国志·吴书》一《孙坚传》：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寐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
　　孙坚十七岁时，与父乘船至钱塘遇海盗，孙坚认为海盗可击，即＂操刀上岸，以手东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罗遮贼状。＂海盗弃财物散走。由此可见孙氏有武勇。其政权主要由张，朱，陆，顾，江东四大豪门士族组成。《世说新语》四《赏誉篇》：
　　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注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
　　这四家是当世有名的豪门士族，恪守封建纲常名教，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属于儒家信徒。所以吴国统治阶级属于儒家豪门士族。孙吴政权最初得益于豪门士族的拥戴，晚世之失也是从初年发展而来，基础之导因也是江东世家大族的统治。蜀国政权及统治者阶级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谥号昭烈皇帝。
　　再说蜀国。刘备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中山靖王名叫刘胜，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兄弟，汉景帝的第九个儿子。但历史上记载中山靖王一共有一百多个儿子，数目之庞大，实在让人惊讶，至刘备已隔数十代，再亲密的血缘也生疏了。《三国志·蜀书》二《先主传》：
　　先主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先主不甚乐读书，好结交豪侠，年少争附之。
　　刘备与母织席贩履为生，不怎么喜好读书，喜欢结交豪侠。虽自称汉朝宗室之后，可是渊源既远，又不能记其世代之数，即使真是汉朝宗室，也跌落成了寒族，所以蜀国的统治阶级属于非儒家士族的寒族。刘氏并非儒家而刘备本人更是不乐读书喜好结交豪侠，所以不受名教束缚。《三国志·蜀书》裴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略云：
　　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
　　蜀或者说是诸葛亮在政治上用法家之道，这点跟曹操＂揽申、商之法术＂有相同之处。魏国政权及统治者阶级
　　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字孟德，沛国谯县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再是魏国，曹操的祖父曹腾，阉宦，但官至中常侍。中常侍原是西汉时期的常侍郎，陪伴皇帝左右，职掌顾问应对。到东汉安帝时，和熹邓皇后临朝，中常侍都任用宦官，并授以重任。以传达诏令和掌理文书,权力极大。从此以后，居此位的宦官竟可权倾人主。曹操的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门荫入仕，依靠曹腾的关系，加上得体的待人处世，曹嵩官拜司隶校尉。到了灵帝即位，擢拜曹嵩为大鸿胪、大司农，先后掌管国家的财政礼仪，位列九卿 ，位高权重。中平四年，太尉崔烈被罢免，大司农曹嵩贿赂中官以及给西园捐钱一亿万 ，故为太尉，位列三公。 太尉仅次于大将军，曹嵩由此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所以曹操是出身门第不高（阉宦）的非儒家的豪族。曹操行政厉行节俭，但尚节俭除了其自身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用以来对抗或推倒当时崇尚奢侈的豪门士族。在思想上与之形成对立以此来推翻豪门士族多年来建设的精神堡垒，巩固自己的政权。
　　另外说一说的九品中正制。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到了东汉末年，已为门阀士族所操纵和利用，他们左右了当时的乡闾舆论，使察举滋生了种种腐败的现象。九品中正制就是在这种背景形势下产生的。起初是以德名俱佳为基础的一种客观的选拔标准，但发展到后来却变成了便利于掌权的中央豪门士族扩展其势力，他们控制地方乃至中央的选官制度，成为新兴的盘踞朝廷的世家官僚──门阀士族。
　　曹操颁布的求才令因其出身的政治因素，及其个人的性格原因，与曹丕后来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也不相同，九品中正制是举德名俱佳者为官吏。《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于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而曹操颁布的求才令，大旨以为有德者未必有才，而有才者，或负不仁不孝之名。唯才是举，曹操的标准是才能，不是道德。这是当时社会道德思想上的一个变革，更是明白宣示与儒家豪族所遵奉的金科玉律并赖以安身立命的儒教条对立。其阉宦家庭出生的身份则让其在政治上势必摧毁廓清之，否则他的出身将无以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