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灭陈，江左文人境遇怎样？为什么入隋文人诗歌没其他人感触深

　　侯景之乱使梁末文人创作了很多反映战争离乱的诗歌，江陵之祸亦然。流寓南方和入仕北朝的江左文人都抒发了缅怀旧朝、感慨战争和人生际遇的情感。 只是，入北的江左文人因所处地域的差异，他们的情感冲击比留南的江左文人更加激越。
　　隋朝灭陈后，入隋的江左文人同样也创作出这一类的作品，悲慨凄凉，只不过其情感力度并没有经历过前两次战乱的江左文人那般深刻， 与稍早入周的北齐文人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一、江左文人入隋初期的境遇
　　与前两次入北的江左文人一样，由陈入隋的江左文人也因灭国被俘迁入北地而百感交集，心情复杂。入隋之初，他们仍对陈朝具有极大的怀念和认同感，对新政权则具有陌生乃至屈辱感。善心出使隋朝时听闻陈亡，遂号哭旧君， 仕隋后又敢于在祭文中直呼陈后主为＂陛下＂，不惧触怒隋文帝，其对陈朝的感怀之念可想而知。
　　与许善心一起为陈叔宝送葬的周罗睺，是能执笔制诗、上马作战的全才，他在守卫陈朝抵御隋军的对抗中表现出了不屈的气节和尊严。周罗睺虽最终入仕隋朝，与之前的抗争相比显得屈节。 但是，以他在战争中为陈朝坚持守卫和对陈主的伤心缅怀，是可以看出他对陈朝政权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的。
　　江左文人入隋后对前朝心有怀念，还与陈人初入隋朝时所受的冷遇有关。隋军灭陈之后，将陈朝君臣和各种器物珍宝皆俘虏入北。 隋军将陈朝君臣及器物皆列为战利品摆设，对陈人的态度略无尊重。
　　后文帝杨坚＂坐广阳门观，引陈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凡二百余人，帝使纳言宣诏劳之；次使内史令宣诏，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 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惧伏地，屏息不能对。既而宥之＂。
　　文帝以上对下的恩威并施之举，与北周武帝见北齐后主＂降阶，以宾礼待之＂相比，后者有礼有节，前者却充满蔑视。究其原因，或与文帝扶植关陇势力、轻视陈朝国力弱小、排斥江左文化有关。隋文帝出自关中望族弘农杨氏，其父曾随宇文泰在关西起义，功勋卓著。 北周时期，杨氏家族在关中地区势力庞大，根基深厚。
　　北周静帝在位时，杨坚掌权。其能代周立隋、统一南北，离不开杨素、高熲等关陇勋贵的支持。 隋朝立国时，杨氏政权面临关中、邺下、江左三派势力，杨坚自然亲近关中本土势力。
　　当然，在杨坚掌权直至即位为帝的过程中，郑译、刘昉、李德林等邺下文士也对其有所效劳，但邺下文士多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这样的望族，不仅家族根基深厚， 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文化影响力，这让文帝不免感到威胁和警惕。
　　相对而言，文帝对江左士人不至于如此防范，但也不免有所轻视。陈朝政权到后主时期极度颓废，军事涣散，在与隋朝的军事对抗中完全处于劣势。 在尚武之风盛行的北朝社会，这必然导致北人对江左文人的轻视。
　　另外，文帝自身抑奢尚朴，对陈后主的淫奢享乐之风非常排斥，因而其＂以平陈所得古器多为妖变，悉命毁之＂。因为此物在颓废放纵的陈朝盛行，文帝就不免会将这些文化产物与＂亡国＂相联系， 这既是观念上的抵触，也存有个人偏见。
　　衍伸至文学观念上，文帝亦是＂颇厌浮华＂、＂斫雕为朴＂，认为文章应＂革侧艳之俗，复淳古之化＂，因此于开皇四年（584）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 这种＂实录＂文学与江左文人历来所擅长的诗赋正相对立，江左文人们得不到重视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总而言之，江左文人＂失宠＂有两大重要的原因：一是文帝扶植关陇集团，对于政治力量弱小的江左文人不屑一顾；二是江左文人的文学才能与隋文帝提倡的崇朴革艳的文学观不相匹配。 所以江左文人入隋后境遇大多不佳，乃至生活困顿，毫无在陈为官时的悠游之风。
　　虞世基入隋后＂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倦书养亲，怏怏不平＂。以文帝扶植关陇势力、打压邺下与江左势力看来， 虞世基入隋后的官职自然不如在陈朝时的官职。
　　另外，江左文人在南朝时多喜居于城市，他们虽有家田产业，但家族人口分散，凝聚力弱，入北后更是远离家乡，在北地生活遂无家业基础，因而生计艰难。 虞世基境遇如此，其他江左文人的处境可见一斑。
　　出身陈朝皇亲的陈子良，在《平城县正陈子干诛并序》中回忆其入隋惨境，虽略有夸饰成分，但陈代旧室贵族们入隋后陷入狼狈窘境确是实情。 此外，也有江总、裴蕴等人入隋后获得隋朝授予的美誉头衔，但并无多少实质性优待。
　　江总入隋后获上开府荣誉，隋朝对其优待乃因其在入隋陈人中颇具声望， 且江总年已七旬，无需给予实质性官职，放归即可 。裴蕴则因其父早前与吴明彻同没于周，遂＂阴奉表于高祖，请为内应。即陈平，上悉阅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蕴，上以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仪同。即日拜开府仪同三司，礼赐优洽＂。
　　此优越之遇来自于文帝平陈时裴蕴所具有的利用价值而已，所受官职亦不过＂开府仪同三司＂一类的荣誉，而非实职。入随的江左文人很多是梁陈名人的后代，他们未必随父辈一同经历过梁末侯景之乱、江陵之祸这样的大动乱， 长年赖以生存的陈朝为隋所灭，可能是其生平首次经历的大动乱。
　　远离家园由南入北及受统治者轻视的心理落差刺激了他们脆弱的心灵， 这种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使得他们在抒发精神伤痛时更为真挚动人。 二、江左文人入隋初期的南冠客思与邺下文人之比
　　在入隋初期，江左文人对于南冠客思是最感深痛的。此前在陈朝时，他们的作品虽能看出由南强北弱的局势引发的忧虑与惶恐，但在后主为主导的＂声色之娱＂的风气下，这种惶恐心理化成颓废与放纵中的＂哀思之音＂。 当灭亡真的来临，诗人亲身经历后，他们的心里才会有真正触及心扉的伤痛。
　　虞世基的《初渡江》和《入关》就真实地记录了他在陈朝被灭后离开建康、到达长安的心情， 在陈叔宝带领的＂累累不绝＂的入关文人中，极具代表性。
　　《初渡江》一诗作于陈朝被灭后诗人刚渡长江之际，诗人此时的心情更多的是对离开故国的不舍和对过去岁月的留恋，因而诗人敛策掩涕，回望江滨，而其回望所见不过是战后衰颓之景，无复陈朝当年的繁华之气， 诗中末句＂空随西北云＂正是其回首之际无所寄托的空落与凄凉。 作《入关》一诗时，诗人已经进入北地。
　　此时诗人眼中皆＂陇云＂、＂黄河＂等北地之景，其＂低不散＂、＂咽复流＂的萧瑟状是诗人悲伤情绪的直接反映。故园已远、离愁未解又加前途未卜，诗人内心几种复杂感情与北地风物浑然交融，意境苍凉，风格沉郁， 无怪后人以为此诗为庾信之作。
　　虞世基及其弟入北时曾被时人比之＂二陆＂，以这两首诗与陆机《赴洛道中作》相比而言， 从诗歌背景看，＂二虞＂与＂二陆＂都是在灭国后离乡前往北地 ；从思想感情看，皆为离家入关途中的思乡之情与前途未卜的担忧，悲凉凄恻。
　　虞诗中＂敛策暂回首，掩涕望江滨＂正如陆诗中的＂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关山多道里，相接几重愁＂可比陆诗中＂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二人诗中情感皆复杂多重， 只是虞世基两首诗形式上更短小精炼，因而＂情理凄切，世以为工＂。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时代的文人中，与江左文人有着共同的兴亡之悲、身世之慨的，还有来自北齐邺下的文人。北齐为隋朝前身北周所覆，后北周武帝令卢思道、薛道衡等十八位邺下文士同入长安，然入北周后至隋朝， 他们多受压制，郁郁不欢，这一点与江左文人入隋境遇相同。
　　但是，因为文学与理念的差异，两个地域相异的文人群对故国之思与身世之慨有着不同的表达与情感内蕴。在相同题材的诗歌中，邺下文人则几乎不见这一类凄惨状， 他们可以坦率地说出客心与羁恨，且在说出后情感会相对淡化掉。
　　这种区别首先在于， 邺下文人西进长安（577）之时，距离江左文人北入长安（589）已有十数年， 他们内心的亡国之悲和羁旅愁思经过十年的磨练已相对缓解。江左文人在表达＂南冠客思＂时虽然会触碰到他们内心伤痛的记忆，但已不会像江左文人那般激烈。
　　其次，北齐政权是胡汉交杂的政权， 汉族文人长期在斗争复杂的政治与文化环境中成长，早已锻炼成坚韧的心性， 不似江左文人安于享乐，大难来临脆弱不堪。
　　最重要的是，邺下文人心中一直存有功名济世的意识，在北朝政权多变及胡族统治的艰难环境中，他们充满对功业的向往和追求， 顽强的生存信念增强了其作品中情感内蕴的深度与力度。
　　其中最为杰出的是卢思道入关后所作的《听鸣蝉篇》，同作者还有阳休之、颜之推。卢诗中＂暂听别人心即断，才闻客子泪先垂。故乡已超忽，空庭正芜没＂数句， 可见其亡国之殇、离乡之痛并不弱于后来入隋的江左文人。
　　三、总结
　　总体而言，江左文人入隋初期的这些诗脱离了宫体诗的藩篱， 真实地抒发了诗人在特定历史情境和人生际遇中的心灵体验，呈现了鲜明深刻的精神存在。
　　只是，相比邺下文人的这类作品，江左文人少了对人生更深层次的志向与追求， 而且，这种基于亡国之悲的作品毕竟只是特定的战乱背景下的产物，并非文人创作的常态，江左文人的心态宫体诗风并未因此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