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害危机下，流民问题成为明前中期所出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灾害与社会动荡紧紧相连，在灾害危机状态下，灾民为了生存就会突破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统治秩序，如抢粮、劫财，甚至发动霍乱、举行起义，严重动摇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我国历史上发生的起义，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汉代的绿林、赤眉起义，到隋末、唐末、元末农民大起义，无论时间长短，规模大小，绝大多数是以灾害及其引发的饥荒为背景。
　　可以说，灾害在社会动荡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就明代而言，前中期的流民问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流民起义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明末的农民大起义，最终摧毁了明王朝的统治。导致明代流民问题严重、明末发生大规模起义的原因有很多，然口然灾害曽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它点燃了社会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导致了社会的剧烈动荡。
　　灾害与明代前中期流民问题
　　流民问题是明前、中期所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它引起了国家户籍的急剧减少，赋税的大量流失，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
　　一、灾害与流民关系的简要分析
　　流民问题也困扰着明代。明王朝从洪武末开始即已有流氏的记载。宣德年间，流民逐渐增多，涉及区域有所扩大，流民问题开始酝酿，至宣德末年而渐露端倪。正统至成化间，流民问题积聚爆发。当时，全国十三个省份几乎都有流民，人数高达数百万之众，其中以北方最为突出。他们集结成群，各处流动，成为社会上一股涌动的力量。
　　二、灾害与明前期流民问题的形成
　　明前期的自然灾害虽不如明后期那样严重，但也是不断发生，不是北旱南涝，就是南早北涝，不是蝗灾降临，就是雨雹骤至。频繁的白然灾害导致百姓无法在故土生存，只好流徙他乡，这种情况在建国初期的洪武朝即已出现。流民真正成为问题，引起统治者的重视是在宣德年间。
　　这一时期，出现流民的地区大大扩展，已涉及到全国很多地方，而且流民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山西甚至有十万余流民涌向河南。就全国范围而言，北方五省区：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较为集中，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北方五省区自然灾害较为严重，故而引起的流民问题也较他区为重。
　　从《明史五行志》所载可知，宣德间北方五省区不仅灾害多，而且波及范围广。水、早、蝗等灾害频繁发生，而且涉及多个省区。
　　如宣德九年七月的蝗灾波及北方五省区中北直隶、山西、河南、山东四省。宣德十年的蝗灾也波及北直、山东、河南三省区。宣德三年七月的洪涝，北直隶七府俱水。宣德六年的浑河水溢，北直隶二十九县俱水；黄河决口，开封八县全淹。宣德二年的大旱，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均被殃及。宣德八年，北畿、河南、山东、山西自春徂夏不雨。灾害不可谓不严重，波及范围不可谓不广。
　　在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下，尽管政府也在积极救济，但毕竟是杯水车薪，大量的灾民因灾而饥，因饥而逃，形成了为数众多的流民。
　　三、灾害与明中期流民运动的发展
　　宣德间形成的流民问题，在正统以后逐渐发酵，导致规模巨大的流民运动，严重动摇了明王朝在地方上的封建统治。明中期是明代流民问题集中爆发的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土地兼并、赋税、徭役沉重这一导致流民问题的因素依然存在以外，整个国家面临着较前期更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的威胁，翻检《明史五行志》即可清楚地看出这一现象。
　　在这一时期，流民涉及的地域迅速扩大，儿乎遍及全国十三个省份，人数高达数百万之众，成为社会上一股涌动的力量，使自宣德以来已经形成的流民问题进一步加剧。而就全国而言，自然灾害对北方地区光顾的更多一些，因此北方五省区的流民问题相应也就更重一些。
　　1、灾害与正统、景泰、天廟三朝流民问题的发展
　　正统、景泰、天顺朝的流民问题继续恶化，在明王朝釆取抚恤政策的情况下，虽没有发生大的战乱，但已成为当政者的腹心之疾，而这一时期流民问题的恶化与自然灾害息息相关。
　　较之前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自然灾害依然没有减轻的迹象，甚至出现进一步严重的趋势，尤其是北方地区更为严重。正统间，水、早、螳、雹等灾害儿乎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尽管明政府也积极组织救灾，但毕竟是杯水车薪；釆野菜、剥树皮终非波荒之上策；卖儿鬻女也仅救朝昏于一时。大量灾民无法维持在故土的生活，只好离乡背井，浪迹四方，沦为流氏。
　　正统年间，流入河南的外省流民就更多了。正统六年八月，行在户部尚书刘中敷奏称山西频岁早荒，民多转徙河南就食闾同时陕西、山东也有大批流民进人河南。以户均五人计算，这一时期流入河南的流民至少达到三十五万人，规模是非常庞大的。此后，更多的流民持续流入河南。可见，河南既是邻省流民的流入地，同时是也流民的流出地，流区问题尤为复杂。
　　实际上，正统间北方地区呈现出流民四处流动的局面。除了上面提到的山西饥民因饥窘而流往河南趁食的情况外，也有不少陕西饥民转往湖广讨口。
　　另外，北直隶地区的困顿饥民，也有不少转赴京城乞讨。河南无收，饥民也有人出齐鲁求生。不拘路线、四处逃亡者在在有之。正统年间北方五省区流民活动地域之宽，人数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流民四起，自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与北方五省突出的流民问题相比，其他省区相对要好一些，但也并非乐观。
　　对待纷起的流民，总体上讲，正统年间所采取的政策算是比较温和的。当时主要釆用抚恤的政策，没有过度激化流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故而流民在正统年间没闹出太大战乱来。
　　正统之后的景泰、天顺年间，流民问题依然严重。如天顺元年，山东济南、武定、德州、东呂等府州县缺食贫民和流移饥民高达1，451，400余口气同年，直隶顺天府、河间府等处饥比并流移人口共265，420余口。流民的大量增加，使社会矛盾进一步集聚，终归于成化间开始大爆发，发生了大规模的流民起义。
　　2、成化间的灾害与荊裏流民大起义成化年间，自然灾害依然严重。
　　持续不断的灾害摧毁了百姓的基本生存条件，扩大了流民的规模。
　　这一时期，荆襄地区逐渐成了北方流民的一个主要聚集区。荆襄山区是河南、湖广陕西、四川交界处一大片区域的泛称。技行政区划分，这一区域以湖广的荆州府、襄阳府为中心，包括德安府、随州及荆州府的一部分、陕西的汉中和西安府的一部分以及河南南阳府、汝宁府的部分区域，东西宽约600公里，南北长约700公里。如果加上陕东南、川东、豫西南，则是一个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伴随着荆襄地区流民的不断汇聚，这个本来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始动荡起来。荆襄山区在元末曾是所谓流贼作乱的地方，经明初卫国公邓愈大兵进剿后，明政府开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随着明中叶大量流民涌入，明政府开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于天顺八年在湖广布政司添设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襄、南阳三府流民事宜。然而随着数量庞大的流民的持续涌入，流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荆襄流民大起义。
　　成化间的荆襄流民起义主要有两次，第一次由刘通、石龙领导。第二次由李原、小王洪领导。流民的再度大聚集，使荆襄地区再度动荡起来。成化六年十月，李原、小王洪率荆襄流民再度举起了反抗的大旗。
　　李原，人称李胡子，河南新郑人，原是刘通的部将，起义后自称太平王，活动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陕西渭南三省交界地区，流民附贼者至百万吐声势浩大的流民起义引起了明政府的恐慌，遂以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率湖广总兵李震等前往压制。项忠釆用剿抚并用的策略，一方面派兵强占战略要地，一方面招抚流民，以认耕复业为诱饵诱惑流民出山。
　　除北方的陕西、山东、河南等传统的流民来源地外，南方的江西、吴县等地亦有流民流入，流民多源化的趋势明显。尽管成化以后荆襄地区依然有流民徙入，但再没有发生想成化年间那样引起社会动荡的大规模的流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