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逃亡犯罪与现代的区别，秦朝出趟远门可能就算违法

　　引言
　　逃亡犯罪一直都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一大问题。
　　早在先秦时代，逃亡问题便已成为诸侯王的心病。
　　秦朝一统六国之后，逃亡犯罪者的数量并没有因此而骤减。
　　秦始皇
　　相反，社会性的逃亡犯罪者数量与日俱增，以至于秦汉时期的统治者不得不费尽心机预防、控制社会逃亡。
　　为什么在大一统的时代，逃亡犯罪者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呢？
　　一般认为，产生社会逃亡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但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劳动方式的改变，引发了一场不同阶级关于土地的争斗。
　　回顾历史，明晰何谓逃亡犯罪
　　在现代人眼中，只有人犯了罪，才有可能走上逃亡的道路。俗所谓犯罪逃亡便是如此。
　　但在古代社会，逃亡本身也是一种犯罪。
　　秦朝大一统之后，为了更好地管理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登记户籍制度。
　　因此，如果一些社会成员没有得到官方许可，没有取得合法手续便私自离开自己的户籍所在地，跑到其他地方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就违反了秦汉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法律上，被称作为逃亡犯罪。
　　这一律令看似奇怪，实则有其历史渊源。
　　社会成员的逃亡并不是从秦朝开始的，早在商周时期，逃亡犯罪现象便已经出现。
　　《甲骨文合集》中记载：贞：我其丧众人。
　　这里的丧，就是逃亡的意思。而所谓的众，便是当时专属于贵族们的奴隶。
　　因为种种原因，不少奴隶选择逃离贵族的居所。
　　但奴隶的离开，对于贵族来说，却意味着极大的金钱损失。
　　因此，贵族们都会用尽一切手段抓捕逃亡的人。
　　一旦逃亡的奴隶被抓回来之后，那么他们所面临的刑罚便是断足这类酷刑。
　　也有些贵族会选择未雨绸缪，给自己的奴隶们戴上桎梏，限制他们基本的活动范围，以达到妨碍逃亡的目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逃亡者的类型也随之增多，不仅仅局限于奴隶。
　　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君主、贵族逃亡。
　　在诸侯争霸中，不少弱小邻国的君王往往因为封国被灭被迫流亡在外。
　　就连周王也曾因为各种原因被迫逃亡，想要返回国都还需借助诸侯的力量。
　　《左传》曾记载，刚继位的周惠王因与位高权重的大臣边伯产生了矛盾，被他们赶出了国都。两年后，出逃的周惠王在郑国的帮助下又重新杀回了国都。
　　除此之外，公子、公孙、士大夫、家臣的逃亡也不在少数。
　　相较于商周时期，春秋战国的逃亡者多为政治显贵。
　　因此，这些逃亡者一般来说不会受到追捕，有些时候还会被其他诸侯盛情款待。
　　但这并不意味着，逃亡在春秋期时期不是犯罪。
　　道理很简单，倘若追捕出逃的政治显贵，那么就容易牵扯到不同诸侯之间的利益关系，伤了彼此和气。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显贵尚未出逃之前，是拥有大批封邑、封邑民众。
　　一旦开始逃亡生涯，这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原本丰厚的政治、经济利益。
　　而这些无法挽回的损失，往往又被视作政治显贵们逃亡的惩罚。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休，但底层民众并未掀起逃亡的热潮。
　　这股热潮，还要等到天下初定的时候。疯狂逃亡的前提：小农独立耕作的形成
　　商鞅变法之后，秦朝以小家庭制度为基本模式。
　　一统天下之后，这一制度更是强制性地在全国范围内执行，五口之家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家庭形态。
　　小家庭模式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周朝凝聚宗亲力量的宗族模式土崩瓦解。
　　这一转变，并不是商鞅一人的功劳，准确来说，而是历史的推进。
　　自人类社会诞生起，人们便是借助集体的力量来获取必要的生活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集体耕作依然是社会的主导形态。
　　尽管提高农作效率的青铜工具已经出现，但由于青铜本身的质料过于硬脆，缺乏韧性，因此大部分家庭还是选择以木石农具为主。
　　显然，木石农具的效率决定了此时期无法实行个体劳动，只有通过集体劳动才能保持基本的生活。
　　根据《毛诗正义》记载，参加农业生产的一般是家长和众多的子弟，大家一起劳作，饭点一到便一同回家吃饭。
　　为了让几代人都聚在一起，此时人们所居住的房子面积相当广阔。
　　除此之外，在自然灾害面前，个体的弱小也无法承受起其带来的伤害。
　　因而，集体共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每一个个体的基本生存。
　　周朝于此基础上建立的宗族模式，便是希冀血缘关系能够稳固共同体内部的关系。
　　历史证明，周朝的做法的确有用。
　　但是，这一做法却抵不住社会本身的变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劳作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铁制工具逐渐普遍应用于农业、手工业的生产，使得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成为可能。
　　同时，牛耕技术也得到了推广和应用，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原本需要一百号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如今只需要五口之家便能完成。
　　因而，在高能效率的诱惑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个体劳动，主动与集体劳动模式解绑。
　　然而，个体劳动的效率虽然提高了，生产总量却无法与集体劳动的所得相比。
　　同时，相较于集体劳动，个体面对自然灾害、社会力量等冲击的承受能力以及内部自我救助能力也被削弱了。
　　因此，一旦承受不住巨大的打击，没有家族负担的个体便能选择逃亡。哪怕是五口之家，也能轻易地走向逃亡生活。
　　秦朝天下初定之时，社会因长期的战乱发展缓慢，普通家庭的生活本就入不敷出，只能靠家庭副业来弥补空缺。
　　可偏偏又遇上了横征暴敛的政府，万般无奈之下，底层民众只能选择逃亡。
　　逃亡现象的推手：与日俱增的土地兼并
　　小农耕作方式形成之后，个体劳动者便成为了依托土地为生的人。
　　通常来说，一旦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那么个体劳动者便有自信安排劳动的自由，保有了一定的劳动积极性。
　　但问题恰好在于，并不是只有个体劳动者才知道土地中藏满了财富，地主阶级也知晓。
　　从秦汉的历史来看，官方政策在整体上并不控制土地兼并的现象。
　　秦朝时期，大批个体劳动者因为土地兼并失去了土地，被迫流亡他乡。
　　西汉初期，尽管商人们也会参与土地兼并的事情，但此时的政治还算清明，加上没有大规模战争的影响，大部分个体劳动者都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奋斗。
　　等到武帝后期，连年的战争挫败了个体劳动者的积极性，而地主强行兼并土地的势态愈演愈烈，黄河绝提等天灾又成为了压倒个体劳动者最后的稻草。
　　因此，关东地区出现了数十万的逃亡者，严重威胁到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那么，这起逃亡浪潮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为了平息这场逃亡浪潮，武、昭、宣帝三代皇帝费尽了毕生心力和时间。
　　然而，日渐壮大的豪强势力，最终冲破政府的遏制，在土地兼并这件事上愈发猖狂，进而导致三代皇帝的努力也付之东流。
　　遭受天灾人祸影响的破产小农，纷纷走上逃亡旅程，成为冲破西汉王朝这千里长堤的滔滔江水。
　　东汉时期，流亡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大批西汉末年遗留下来的流亡者，到了东汉还在继续流亡。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批流亡者成了一个成员分散的小王国，以此方式与朝廷抗衡着。
　　那么，违法的流亡者在长期逃亡的情况下，又如何保证自己基本的生活呢？
　　方法很简单：继续做违法犯罪的事。
　　既然已经有了逃亡罪，这些逃亡者也不介意自己的头上多互相罪名。于是，大批流亡者又走上了偷盗、抢劫的道路。
　　中国地形复杂，各地山林川泽广布，为这群逃亡隐匿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同时，由于地势的复杂，政府也不愿意多花人力控制这些地方。
　　因而，不少逃亡者往往会结成队伍，一道进入山林作伴。
　　《汉书》记载道：吴有奇士桓楚，亡在泽中，人莫知其处。
　　奇士桓楚逃亡于吴地的山林之中，没有固定的住所。为了生存，他寻找机会抢劫他人财富。名声逐渐吸引了大批流亡犯，而后这一团体又发展成为了反抗政府的武装集团。结语
　　尽管逃亡问题一直是封建统治者的心腹之患，然而，不论统治者采取何种措施，逃亡问题始终无法彻底解决。
　　归根结底，还在于依托土地的个体劳动者承受风险的能力太过薄弱，而封建统治又无法为之建构起强大的保护屏障。
　　参考文献
　　《左传》
　　《汉书》
　　《甲骨文合集》
　　《毛诗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