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蒙书明心宝鉴主要讲什么

　　中国历来重视童蒙教育，故蒙书也甚为发达丰富。依内容而言，有积字成篇、或韵或否的识字类蒙书，有兼顾知识、以广见闻的知识类蒙书，有以训诫为主、以求养正的德行类蒙书。其中德行类蒙书多采撷经史子集中历代先贤有关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嘉言懿行以为学子楷模，比较官方的多以儒家为主，而民间蒙书则兼及佛道，糅合三教，且加入甚多民间格言谚语。《明心宝鉴》即是这一类蒙书之集大成之作。据清州本《明心宝鉴》载，它成书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由杭州范立本以类书体例纂辑而成。全书分上、下两卷，从《继善》至《妇行》共20篇，计700余条，囊括了一个人立身处世，齐家治国的方方面面。
　　明心见性糅合三教
　　《明心宝鉴》，顾名思义，书为宝鉴，义在明心。宝鉴即宝镜，此镜之作用不在于照形之妍媸，而在于以理明心，使人反求诸身而省己修心。心作为道德实践之主体，能自觉主宰人的言行使之符合道德原则与伦理规范，故须常常洗涤使之不被染污，即范立本在序文中所谓非博学无以广知，不明心无以见性。可见，《明心宝鉴》一书集群圣之大成，萃诸贤之蕴奥，节节提斯、句句警觉的主要宗旨便是使人去恶就善，提出人人应该遵守基本伦理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教导蒙童励志明心，进德修业，在学习之中随时随处警心而明，不使不善之心在胸中萌发，并不断扩充本善之心，将天理善性朗现于生命之日常实践当中，成为一个知善明善之人，最终臻至明善复初，穷理尽性的至善之境。为实现明心见性的目标，《明心宝鉴》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将所辑录的格言分为继善、天理、顺命、孝行、正己、安分、存心、戒性、劝学、训子、省心、立教、治政、治家、安义、遵礼、存信、言语、交友、妇行20大类，按照天理下贯至人伦日用的理路安排，对个人如何安身立命、为人处世、言语行动、礼仪礼节，乃至修齐治平等都作了具体要求和指引。
　　就内容来看，《明心宝鉴》书中所辑录的格言大概可分为群经诸子、宋儒语录和道教劝善文三类，而所征引的这些资料反映在学术流派上则主要为儒、道、佛三教中的人物和典籍，征引多寡也以儒道佛为序。三教格言与思想在《明心宝鉴》中杂陈并列，互相补充，互相印证，融合为一。除明心见性这一融合儒佛的成书宗旨、为学之方外，其余各章节的融合特征均有体现。以《戒性》篇为例，该篇教人自律以控制自己的心性，故高抬忍的价值，并认为这是儒、佛、道三教共同的主张，直言一切诸烦恼，皆从不忍生。佛语在无诤，儒书贵无争。舌柔常在口，齿折只为刚。其中，烦恼是佛教的概念，无争是儒家和为贵的精神，贵柔则是老子哲学的特色，三家说法虽异，但宗旨为一，共同举证了忍在戒性中的极端重要性。
　　格言语录笃行致远
　　为便于儿童记忆背诵，蒙书在形式上常用韵文形制，句式整齐，合辙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明心宝鉴》却通篇以散文编写，征引名人格言警句，不拘泥于押韵与对偶，并杂以语录，因此在形式上与《千字文》等一般蒙书有所区别。
　　所谓格言，即历代先贤饱含哲理的智慧结晶，经人们反复推敲与锤炼而广为流传，具有激发人的情感，增加人的知识，规范人的言行，坚定人的意志的重要作用。语录则是对历代先贤言语论说的问答式记录，问答用语或是格言式，或是白话式，或是俗语式，往往言简意赅、准确鲜明、生动形象，较之平铺说教更有扣人心扉的力量。如见善如渴，闻恶如聋。为善最乐，道理最大，皇天不负道心人，皇天不负孝心人，皇天不负好心人，皇天不负善心人，养子方知父母恩，立身方知人辛苦。可知格言语录对童蒙品德养成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程颐所言：若使人在童幼知识未开、思虑未乱之时所见皆善，耳濡目染格言至论，良言善行便可成为学子先入为主的观念，当其成人之后，纵使有歪门邪说、私欲偏好及他人蛊惑亦不会搅乱其心性。
　　此种融合格言语录的编排特征，表明《明心宝鉴》并非要构建一个完整的理论，而是重在行，试图通过格言语录背后的智慧去启迪、规范、激励、陶冶和引导童蒙笃行致远，令其读得一句，行得一句，在日常生活实践的锻造中成为知书达礼、明辨是非、穷理至性的善人与贤人，并期望在代代相继的蒙学教育中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传递下去。诚然，这种将圣贤之言转引集书以教化童蒙的方法，有庸俗化五经、四书之嫌，尤其对于经典片面的摘录，亦有对经典意义认知的肤浅化之失，并曾因此招致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的批评。但从正面价值来看，也正是这种融合、通俗化的转引，才使得《明心宝鉴》成为明清之际广泛使用的童蒙教材，同时逐渐超出蒙学的领域而成为社会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具有劝善教化功能的通俗读物。
　　墙里开花域外流芳
　　《明心宝鉴》成书后一度盛行于中国本土，不仅在民间影响甚广，也颇为当政者所重视。该书流传193年后，在万历十三年时进行了重刊，其时《御制重辑明心宝鉴》中提到：朕暇览《明心宝鉴》一书，大抵搜掇群籍，分类纂言，其间雅俗骈陈，质文错出，虽不足羽翼谟训，而贤圣格言，往往而在，其于诫世训俗，不为无补。序文由明神宗亲自署名题撰，足见它在当时的受重视程度及雅俗共赏的流行程度。另据《明神宗实录》载，御史林文英在谈到解决莲社祸患之时，将《明心宝鉴》与明太祖编的《大诰》并用，以匡正教民之心行，其重要地位与影响更可一证。此外，明代所刊行的戏曲小说，亦普遍引用此书中的格言、俗语作为权威性的判断，如戏曲《合纵记》引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西游记》引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而日有所增。行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而日有所亏等，亦可知此书在中国社会中已具有经典地位。
　　与在本土的风行相比，《明心宝鉴》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似乎更大。汉文化的巨大吸引力、接受国的强烈要求、图书传播的便捷及明代航海的发达，构成《明心宝鉴》一书跨国、跨文化传播的绝佳环境，促使它很快流传至朝鲜、日本、越南等地，甚至跃升为经典性读物的地位，成为知识分子的正式读物，常被当地思想家、文学家援引至著作中，从而直接影响当地的文化系统。
　　比如在朝鲜古代，《明心宝鉴》既是童蒙学习中级阶段必读的德行启蒙书，也是学子科举考试的必备汉文教材，直至今日，高丽大学、朝鲜大学等私立大学甚至将《明心宝鉴》作为必修课程。韩剧《大长今》和《来自星星的你》，内中都能看到研读学习《明心宝鉴》的情节。在日本，《明心宝鉴》主要是作为朱子学的一部分而被接受，在江户时代被为政者和知识分子广泛阅读，并被大量引用或改造编纂成相关书籍，其普及性概括了专论、训蒙典籍、小说、戏剧等，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越南，《明心宝鉴》亦是作为科举必备教材而使用，同时也在民间广泛流传，后来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因此在明教化、正风俗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充当了越南社会教化读本和人生教科书的角色。在汉籍的西传史上，《明心宝鉴》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西方文字的汉文图书，由天主教多明我会会士高母羡于1590年在菲律宾译成西班牙文，后由其同伴带回马德里献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高母羡之所以翻译《明心宝鉴》，不仅因为它在涧内地区的广泛流行，更因书中的立身处世之道、修齐治平理念引起了他对中华文明的强烈兴趣，故认为有介绍给西方人的必要，从而确立用和平方法传教的信心。
　　《国语》有言：其德足以昭其馨香。作为童蒙甚至民众的启蒙读物、修身指南和社会教化读本，《明心宝鉴》因其融合、通俗的特质，不仅曾长期盛行于中国本土，教化浸润民众之心，更先后流传至朝鲜、日本、越南、西班牙等地，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传播、接受和阅读，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交流互动的生动案例与典籍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