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的工具清代八股文和科举制，知识分子头上的牢笼

　　科举考试制度，是指中国封建王朝设立各种科目，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形成于唐朝，完备于宋朝，至明清逐渐走向衰败。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朝政府在朝野的一片声讨中，被迫宣布＂停科举以广学校＂，这标志着科举制度最终被近代以来的学校制度所取代。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经历了一千三百余年，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知识分子乃至整个社会风尚，都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其影响力之大，还超出了中国的国界，波及东亚和西欧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一般认为，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文官制度，就是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和启示下建立起来的。
　　就制度本身而论，科举考试在选拔的公正性方面，确实有其不容否认的优越之处。 而且，在唐宋时期，通过科举考试也的确选拔出了不少有用的人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科举制度即使在唐宋时期也还有其不小的弊端。
　　至于从明清开始，科举考试更陷入了僵化的八股文之中，从而也就把科举制度彻底引向了死胡同。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具体讨论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的功与过，仅就明清时代科举制和八股文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问题略加考察，进而从一个侧面来总结一下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把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放在一起论述，是因为明清两朝在科举制度上差别很小，而且在弊病方面也颇多类似之处。
　　中国的科举制度发展到了明清时代，已经完全成熟了。 当时，不仅形成了非常严格的规定，而且还有十分繁琐的程序。首先，关于考生的资格有严格的规定。唐宋时代，允许考生＂怀牒自荐＂，只要有才能，均可参加报考。但明清时代，规定考生必须要入学读书，在取得了一定的资格以后方允许报考科举。
　　当时，有所谓＂学校储才，以应科举＂ 之说，自学成才而未取得入学资格者，不得报考。由此，科举与学校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进学校也就成为参加科举的必经之路。
　　明清时代的学校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级。＂县学＂＂州学＂＂府学＂属于地方一级的学校，称为＂郡县学＂，其中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就是＂秀才＂。
　　＂ 国学＂则属于中央一级的学校，又称之为＂国子监＂，其中的学生有两种：一种叫＂贡生＂，是指经考选升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生员，他们不再属于县、州、府，而是地方上＂贡献＂给皇帝的人才，故称＂贡生＂。
　　明清时代贡生的名目颇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另一种叫作＂监生＂，监生的名目也相当繁多。一开始，对监生的资格要求比较严格，需经过考试或皇帝特批，以后渐渐地就仅存虚名，可以出钱捐得，故不甚为人所重视。
　　以至于自乾隆以后，一般所称的监生，就是指未入府、州、县学而欲求试科举中＂乡试＂者，或未得科名而欲入仕为官者，出钱捐一个监生的头衔，而从未在国子监中读过书的人。
　　取得生员的资格，是明清科举考试的起点。取得生员资格的考试称为＂童生试＂，习惯上也称作＂童试＂＂小试＂＂小考＂等。应考＂童生试＂的考生，无论其年龄大小，均称作＂童生＂，也有称＂儒童＂＂文童＂的。
　　＂童生试＂每3年举行两次，共包括＂县试＂＂府试＂（或直隶州、厅）和＂院试＂3个阶段。＂县试＂合格者可参加上一级的＂府试＂，＂府试＂合格者可参加上一级的＂院试＂，＂院试＂合格者才能成为生员。
　　生员送入府、县的学宫，称＂入学＂，受教官的月课和考校。  ＂童生试＂的考试除以上所提之外，还有所谓的＂岁考＂＂科考＂或＂录遗考＂＂录科＂等，内容十分繁琐。
　　明清两朝的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和＂殿试＂3个阶梯：
　　＂乡试＂每3年举行一次（逢庆典有时还会加出次数，称为＂恩科＂），由各省的布政使司主持 。考期在8月份，所以又称＂秋闱＂（＂闱＂是考场的意思）和＂秋试＂。考场设在各省城（包括京城）的＂贡院＂。凡本省的生员、贡生、监生，经过科考、录科、录遗考试合格者，均可应考。此外，还有为官员子孙等特设的＂荫生＂＂官生＂，也可应考。考中者就成为＂举人＂，其中的第一名称为＂解元＂。
　　＂会试＂也是每3年举行一次（如乡试有恩科的话，也对应有＂会试恩科＂），由礼部主持，因此也称＂礼部试＂。时间定在乡试后的一年举行，考期在2月份，所以又称＂春闱＂和＂春试＂。考场设在京城的＂贡院＂。
　　凡各省取得举人资格者，都可以应考。考中者就成为＂贡士＂，其中的第一名称为＂会元＂。如举人在会试中屡考而不中者，吏部一般也会酌情授予一些低级的官职。
　　＂殿试＂又称＂廷试＂，在会试的同一年举行。时间在会试以后，考期在3月份。考场就设在皇宫中的＂奉天殿＂，由皇帝亲自主持。
　　＂殿试＂分为＂三甲＂录取，统称＂进士＂。其中一甲取3名，第一名称为＂状元＂，第二名称为＂榜眼＂，第三名称为＂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 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
　　凡考中进士者，就可以做官了。在清代，经殿试后，除一甲三名分别直接授予翰林院的＂修撰＂及＂编修＂官职之外，其余取得＂出身＂的进士，还须再应一次殿廷的考试，称作＂朝考＂。
　　朝考由特派的大臣阅卷，成绩出来以后结合殿试的名次，由皇帝决定应分别授予何种官职。一般其中最优秀者录取为翰林院庶吉士，俗称＂点翰林＂。
　　余下的再分别授予各部的＂主事＂＂中书＂等职，或用为地方的知县等职。被录取的翰林院庶吉士，经过3年后，还要进行甄别考试，称＂散馆＂。散馆优秀者，原来的二甲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原来三甲的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次者改任各部的主事或地方的知县等职。
　　此外，明清的科举制度中还有＂武举＂，清代还有＂潘（翻）译科＂（翻译满文、蒙文等少数民族文字）、＂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科＂，晚清又增设＂经济特科＂，这些就不再具体论述了。
　　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主要是乡试和会试），一般都分作3场来考：第一场考试＂经义＂，以考察生员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熟悉的程度。
　　题目范围基本上限定在＂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标准答案则限于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此外，也或有小部分＂五经＂（《诗经》《书经》《礼经》《易经》《春秋》）的试题，标准答案则是宋代一些理学家的注释。
　　第二场考试＂论＂＂判＂＂诏＂＂诰＂＂表＂等，以考察生员对政府常用的各种文体的掌握与运用的程度；以后也考一些特别讲究排比、对偶、押韵的＂试帖诗＂。
　　第三场考试经史、时务方面的＂策论＂，以考察生员在了解、分析、解决某一历史或现实的政治问题方面的能力。在以上所提到的这3场考试中，最重要的实际是第一场，其答卷的行文格式有极其严格的限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八股文＂。
　　下面就主要来谈一谈八股文。八股文的称谓颇多，有＂时文＂＂时艺＂＂制义＂＂制艺＂＂八比文＂等等。所谓八股文，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组成的，又在＂起股＂以后的四个部分中， 每一部分必须要有两股两相排偶的文句组成，共计八股，故名曰＂八股文＂。
　　稍稍具体来说：＂破题＂是要求用两句话点题，即说破题目之要义；＂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进一步加以阐明或发挥；＂起讲＂是全文议论的开始；＂入手＂又称作＂领题＂，为起讲之后的入手处；＂起 股＂＂中股＂＂后股＂＂束股＂又称作＂起比＂＂中比＂＂后比＂＂束比＂，它们才算是正式的议论，依次将议论层层推进，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股＂，它被视为全篇文章的重心之所在。
　　八股文的文体，源于宋代王安石变法后科举考试中的＂经义＂考试， 到明朝时，明太祖朱元璋命大臣刘基仿宋代经义考试而加以规定。但明初时还不十分严格，如＂起讲＂之后的排比对偶有时可以略作变通，到明中期的宪宗成化年间后，就完全固定下来了，不允许有任何变通，成为一种定式。
　　八股文的题目，多取之于＂四书＂，正因为如此，所以明清时代也有人把八股文称之为＂四书文＂。八股文的题目，在一开始时还比较正规，取之＂四书＂中的某一句话，或数句话，或一节，或一章。但是，由于题目的范围只能限定在＂四书＂之内，所以时间一长，可能出的题目都出光了。
　　而对以前出过的题目，一些出版商为了赚钱，编了大量稿本和选本，供青年士子们习诵模仿，因此大家都很熟悉，于是，就不得不开始出一些怪题、偏题。
　　到清代以后，考试命题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目，如以＂大题＂和＂小题＂来分类，有：＂连章题＂＂全章题＂＂数节题＂＂一节题＂＂数句题＂＂单句题＂＂两扇题＂＂三扇题＂＂四扇题＂＂五扇题＂等等，这些都属于＂大题＂的范围；
　　＂截上题＂＂截下题＂＂截上下题＂＂承上题＂＂冒下题＂＂承上冒下 题＂＂半面题＂＂上全下偏题＂＂上偏下全题＂＂上下俱偏题＂＂截上兼下题＂＂截下兼上题＂等等，这些都属于＂小题＂范围。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题型，如＂截搭题＂（其中又可细分出许多名堂 来，如＂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隔章搭＂等）等。要想具体弄清楚这么多的题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里就不困扰读者诸君了，因为即使弄清了它们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就其本身而言，其基本精神应该说是一种平均主义的自由竞争，因此从表面上看，它具有统一性、广泛性、平等性等优点。
　　然而，我们还是不要像有些不太了解历史事实的人那样，去津津乐道科举制的种种优点。因为，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所谓科举制的广泛性、平等性，其程度是极为有限的。
　　众所周知，官职是一个定数，而争取官职的人却是个变数，所以自隋唐科举制度出现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科场永远是处在粥少僧多的局面下，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其竞争之激烈不难想见。
　　就以明代为例，虽说每次＂上榜＂者济济以百数计，但全国应试者每次却多达50万人左右，实际的录取比例在1％m弱。科场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留下的是一条极其狭窄、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漫长且辛酸的甬道，有不少秀才们哀叹，＂初望乡（试）场，继望会（试）场＂，其中辛酸苦辣的滋味实在难与外人所道。
　　但这还算比较好的，要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一辈子连秀才都考不中，连望＂乡场＂的资格都没有，更遑论望＂会场＂了。这样一来，广泛性即使不能说没有，却大打折扣了。
　　此外，激烈的竞争，不仅残酷地折磨、摧残着读书人，而且也为社会风气的败坏大大开了方便之门，作弊、贿赂、开后门、以权谋私等不良风气畅通无阻、愈演愈烈。这方面的例子实在太多，我们就不再列举，大家只消去读一读《儒林外史》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小说就已经足够了。
　　这种不正之风，也使得科举制的所谓平等性原则，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但是危害最大的应该说还是八股文。就事论事，八股文的形式固然死板，但如果作为一种文体，以训练学生作文的技巧，本也不一定就完全一无是处。
　　但问题在于，八股文的内容是规定死的，必须限定在宋明理学家注释的儒家经典中。理学家们注释的儒家经典是否完全准确无误，这里且不去细究（实际上这方面问题也很多，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家们对此颇多驳正），仅就限制青年士子的思想而言，实在是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作为封建统治者而言，他们提倡八股文的目的，就在于不让读书人有思想的自由，所以从朱元璋开始，就强调作八股文就是＂代圣人立言＂，不需要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甚至不需要你有自己的表达语言的方式，当然就更不允许有所谓＂犯上作乱＂的思想言论了。
　　清初的康熙帝甚至公开表白：＂非不知八股文为无用，特以牢笼人才，舍此莫属。＂这里＂牢笼＂两字，用得真可谓再贴切不过了。＂牢笼＂的结果，就造成青年学子知识结构单一，头脑僵化，脱离实际，轻视真正的学问，热衷于功名利禄，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反而被压制、被遗忘。
　　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中国亟需大批有用的人才来救亡图存之时，中国选拔人才还必须通过以八股文为关键的科举制度，这能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才？ 更进一步，作为教育人才基地的学校，也只是科举考试的＂预备班＂。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从明到清，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对科举制和八股文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清末著名思想家康有为的一份要求废除八股文奏折中的文字，他是从八股科举中走出来的人，对其中弊端的体会最深，因此反思也就特别深刻。
　　八股文的形式死板，内容空洞，千篇一律，陈陈相因，其中的弊端不可胜数。鲁迅先生说过：＂八股原是愚笨的产物。＂它是明清两代封建统治者愚民的工具，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紧箍咒＂。
　　所谓＂为圣人立言＂，替古人说话，替古人设想，就是依样画葫芦。 一部小小的《四书集注》，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束缚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而八股科举又从形式到内容把人们的思想之路统统封死，使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人从不敢思想变为不能思想。  中国的思想文化正是从此时开始患上了＂贫血症＂。
　　在宋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在世界上还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四大发明＂中的3项（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就是宋代出现的。
　　可是，明清两代，中国的科技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像编定《本草纲目》的李时珍、撰成《徐霞客游记》的徐宏祖，都是在抛弃了科举后才在科学上取得了成就。 明末宋应星在其名著《天工开物》的序中痛心地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
　　相反，欧洲人却正是在这几百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中国人首先发明的火药，轰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而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和八股文，尽管不能承担这其中的全部责任，但却也是难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