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必须精准帮扶

　　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等多方面合力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受访专家：
　　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
　　本报记者张芳
　　生育是家庭大事，更关系着国家的未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如何打造生育友好环境的问题，也将愈发紧迫。就此，《生命时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请她们分别畅谈己见。
　　全国人大代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阮祥燕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我国已经历三大一小4次出生高峰
　　生命时报：据您了解，我国整体生育情况相比过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宋健：衡量生育水平的最直观指标是出生人口数，由此来看，1949年以来中国有过3次较大的出生高峰，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前叶、60年代、80年代末。总体而言，1998年前的年出生人口数处于2000万3000万人范围内；19982021年，年出生人口数为1000万2000万人，其中，2016年出生人口数1786万人，形成一个小高峰；2022年，全国出生人口首次跌至1000万人以下。如果以千万级别衡量，中国出生人口数自1949年以来，从高而低走了三个台阶，转折点分别是1998年和2022年，现在处于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台阶。
　　三大一小4次出生高峰中，前两次是双高峰，即出生高峰伴随着生育率高峰。20世纪80年代的出生高峰是单高峰，当时生育率已经降低，出生人口数增加只是受到了惯性影响。2016年的小高峰则得益于二孩政策的颁布。
　　生命时报：生育率下降可能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宋健：生育率下降并非全是危机、毫无机遇，关键要看生育率下降的阶段和水平。生育率从每个妇女平均生育56个孩子，下降到平均生育23个孩子，属于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有助于避免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激增危机。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会出现一段总抚养比（数值越高，意味着劳动力的抚养负担越重）较低的人口机会窗口。中国已经抓住这一机会窗口，创造了可观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高速增长。
　　低生育率危机的形成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生育率下降到极低水平，二是下降速度太快，造成人口迅速老龄化，出现少子化和老龄化两面夹击的局面。中国现在面临的就是生育率持续低迷，可以说已进入所谓的低生育率陷阱。不愿生不敢生不能生各有顾虑
　　生命时报：现阶段能生不想生和想生不能生哪种情况更严峻？
　　阮祥燕：在我看来，能生不想生和想生不能生两种情况都是重要影响因素。
　　在能生不想生方面，人们的生育观念已发生巨大转变，从过去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旧观念，变为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新观念。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一大原因。现代女性不再将生儿育女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而是选择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事业的成就。现代女性享有同男性一样的、法律赋予的受教育权和继承权，掌握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拥有了除生育以外的真正事业，并且在诸多方面做得比男性更胜一筹。这些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女性，开始自由、自愿地决定生育行为。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必然变弱，30岁卵巢功能开始下降，至40岁时生育力出现断崖式降低。
　　目前，女性生育力保护也面临着巨大挑战。1990年，约9的中国夫妇被诊断为不孕症；20072010年，中国不孕症患病率从11。9增加到15。5，2020年又增加至18。此外，中国每年新发恶性肿瘤超过450万例，放疗、化疗都会严重损伤女性生育力。保守估计，每年至少有超过100万女童与育龄期女性有迫切的生育力保护需求。
　　生命时报：不愿生不敢生背后的顾虑可能集中在哪些方面？
　　阮祥燕：我国结婚率近年来持续下降，晚婚晚育现象突出，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到了28。7岁。结婚后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在逐渐增多。究其原因，一是生育观念的改变，与父母辈相比，现在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生、少生、甚至不生。二是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直接成本，抑制了生育意愿。比如，在养育孩子的成本上，《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显示，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本科毕业平均养育成本达到62。7万元。三是在目前就业环境下，年轻人的职场压力大，时间与精力被严重挤压，难以顾及婚姻与育儿。
　　宋健：能生不想生人群是我国目前生育水平低迷的主要原因，想生不敢生也是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一部分人群。但不愿生和不敢生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不敢生的前提是有生育意愿，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是外生因素导致的生育率低迷，可通过消除阻碍因素、解除后顾之忧，帮助其实现生育需求。不愿生则是生育意愿低迷，与生育动机、生育观念等内生性因素相关，需要从观念、心理层面进行疏导和重构。延长产假还远远不够，必须精准帮扶
　　生命时报：通过延长产假、增加补贴等措施，可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能生不想生的问题？
　　宋健：近两年国家出台的政策已经明确提出，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完善和落实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多部门联合、系统化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重点是各项措施的落地落实。
　　针对能生不敢生的人群，关键在于满足其生育意愿。首先要分地区、分人群了解意愿和需求，比如未婚人群的婚嫁意愿和需求、育龄人群的一孩意愿和需求、一孩夫妇的二孩意愿和需求等，提供相应的经济、时间、服务等各方面支持。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一个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就是精准帮扶，将需求侧和供给侧精准结合，最大效率解决生育的堵点、难点和痛点问题。
　　不少发达国家也正在遭遇低生育率、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挑战，在系统化提供经济、时间、服务等生育支持，推进社会性别平等、鼓励丈夫参与家务劳动和育儿照料，减轻工作家庭冲突等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经验。不过，由于国情和社会制度不同，比如中国有14亿人口的庞大总量，超过发达国家人口总和，且中国人口转变具有压缩性和超前性的特点，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巨大、未富先老等，发达国家的一些经验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中国，真正有效的措施还需要我们自己探索。
　　生命时报：对于想生却难生的女性，社会支持系统还能做些什么？
　　宋健：想生不能生的人群同样面临生育意愿和需求满足的问题，主要通过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特别是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来解决。国家政策已经明确，要开展孕育能力提升专项攻关，规范不孕不育诊治服务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推进辅助生殖技术制度建设等。为减轻这部分人群的经济负担，辅助生殖技术和部分辅助生殖药物已逐步纳入医保。婚育年龄的推迟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生育困难和风险，因此应当重视倡导适龄婚育，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帮助适龄人群满足其婚育需求。
　　阮祥燕：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鼓励生育，更要呼吁保护生育力。第一，要打断不婚化少子化这一链条。很多女性并非拒绝生育，而是因事业繁忙等因素，未能找到合适的婚姻对象，因此我建议，试点性放开女性生育力的社会性保存，为有意愿的女性冻存卵子或卵巢组织，避免年龄增长造成的生育力下降。第二，重视医源性生育力损伤，在疾病治疗过程中需特别考虑生育力保护的需求。第三，鼓励生育力保护技术的开展，但也必须保证这些技术经过充分的研究与临床验证，确认成熟后再正式应用于临床患者，防范因技术不规范给女性宝贵的生育力带来不可逆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