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蜀同风北宋时期对南方各省的制度性歧视

　　公元2023年初，一条来自杭州岳庙的保安阻止游客打秦桧像视频引起了各界广泛热议。事情的起因，是有个淳朴游客在逛岳庙时，突然要对跪在那里的秦桧像打拳。结果，此举遭某位乏情怀的保安阻止，乃至蹦出一句石破惊天的豪言壮语：这不是河南！河南是农村，这是省会城市！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游客是否真从千里之外的河南慕名而来，仅仅是保安那充满地域歧视的行为，就被正义感爆棚的网友的一致狂嘘。景区也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调离岗位。不过，老乡们遇到类似事件也大可不必动肝火。因为同样的事情若发生在宋朝，依然有许多处于歧视链底层的可悲人物，像前面说的保安那样充满无辜。
　　闽蜀同风，腹中有虫
　　由于历史原因河南经常被定性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核心
　　从古老的商周时代起，河南就是钦定的中华文明起源中心，因而多次成为最高朝廷的根据地。当地人均口含金汤匙出生，自带鄙视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文化基因。只要定期获得似有似无的伟大捷报，就可以把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维持下去。特别是距离不够远又存在明显差异的闽、蜀等省份，始终会被打成歧视链的绝对底层。
　　根据宋人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当时普遍流传着闽蜀同风，腹中有虫的歧视性言论。尽管有蜀地出身的苏轼对此不以为然，称古书上说立贤不应计较出身地，依然被刘安世反怼为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风俗，安得不为土习风移。尽管其说辞明显属于无理诡辩，却驳得苏大文豪竟哑口无言。
　　即便是苏轼都会因出生而遭地域歧视
　　当然，宋朝人对闽蜀两地的刻板印象，确实相当形象且恶毒。丝毫不亚于今人谈及甘肃就想到骆驼、说起内蒙便以为人人都要骑马，而云南土著会坐大象出行，甚至是广东人爱吃吃福建邻居。。。。。。
　　但我们通过王得臣《麈史》卷下的《风俗》、洪迈写的《夷坚志》卷二三《黄谷蛊毒》，以及蔡條的《铁围山丛谈》，都能看到有关闽、蜀两地毒蛊风俗盛行的记载。
　　在宋朝的正统论中河南无疑有足够底气摸黑蜀闽两地
　　除耸人听闻的毒蛊外，闽、蜀还被正统论者认为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但不要认为这在重文抑武就会被视为良民，恰恰相反，宋朝早期的核心成员都来自北方武人门第。相比之下，南方人更精于做题、修佛，但也容易在长期和平中发扬光大。
　　更何况闽、蜀二地的土著十分热衷抱团。仅以四面环山的巴蜀为例，虽被宋朝人为划分成川、陕、四路，彼此间还能保持相互认同。这就加深了北方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北宋时期的巴蜀虽被分为四路但彼此间有较强认同
　　山川异域，濮越同天
　　先秦时期的百越族群分布图
　　另一方面，中原观察家把相隔千里的闽、蜀二地构想为同类，也绝非是任由刻板印象导致的恶意归类。因为的确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两地确实存在某些历史或文化层面的渊源。
　　比如南宋人孙奕写的《示儿编》，就记载有某位福建士子在考试中，居然将何高二字用于押韵的趣事。对此，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表示，大可不必嘲笑福建做题家。殊不知蜀地大文豪苏辙，也在《文集》第一卷严碑长韵磨讹高豪何曹荷戈。可见，在中原正统视角中，闽、蜀两地乡音与官话雅言迥异，而且相互间倒是近似。至于当代的学者程民生、刘晓南等，都分别考证宋朝闽、蜀两地在民俗、方言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点。
　　脱脱的《宋史地理志》就把福建路同川峡四路编排在了一起
　　此外，还有更为先进的分子人类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表明四川、福建两地居民在染色体方面存在惊人的相似。甚至有相同特征，在看似遥远的傣族群体中得到充分体现。这又恰好与古代文献的记载暗合。根据《华阳国志》记载，永昌（今云南保山）有闽濮之民。显然，闽在汉朝还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词，更代表着一个广泛族群。既然云南距离福建如此遥远，还能有闽人生活，那么临近的巴蜀自然更不在话下。同样还是这等文献，记载过两晋时期的僚人入蜀事件，还比较贴心的补充称僚、闽都属于百越分支。
　　值得注意的是，与今日四川相连的云南，同样能被贴上做题、佛系与养蛊等标签。苏辙的傻傻分不清磨讹高豪何曹荷戈，一样在当地少数民族口音中有着近似韵母。不出意外，宋朝时期的福建、四川乃至更多南方省份间，还保留着源于百越先民的共同血脉和文化遗存。
　　古代的巴蜀（左）与近现代的闽台粤赣（右）
　　都存在源自濮越先民的二次葬风俗
　　既然不同地区存有各自特色，那就必然招来中原正统的异样眼光。北宋福建人宋庄绰所写的《鸡肋编》，便提及两浙地区的妇人都追求物质享受，反而以自力更生为耻。如果屌丝丈夫无法满足其贪欲，就任其公开与有钱人私通，被形象的称为贴夫。当地人即使是父子、朋友，也会互称畜生，而且会给子孙呼父祖名。本文开头所讲的那位杭州保安，大概率也会被正统者视为不守礼法的异类。
　　同时，还有年代更早的《太平寰宇记》称巴蜀荣州的百姓姓名颠倒，不知礼法。另有两广的南仪州，每月中旬都有年轻男女以笛声为暗号约会。往往嬉戏到二更后开始野合，直至天亮才散去。
　　两浙男子的贴夫行径可能受南唐后主的事迹启发
　　朱熹也回忆自己在闽地任职时，发现当地自古以来就没有婚姻仪式。一般给不起聘礼的穷苦人家，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而且长幼无序，擅自杀牛，私贩私盐！
　　这些因素拼凑在一起，就对后来成书的《宋史》造成很大影响。其内容往往对北方各地的评价为中性或褒义，而对南方各地的风评却是惨不忍睹。如江南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两浙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广南民性轻悍婚嫁、丧葬、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荆楚好争讼。而同样是耿直的特性，在位于北方的河北则表述为气勇尚义习尚战斗。
　　在正统文人的笔下南方各省往往是鄙视对象
　　家暴巴蜀
　　宋朝时期的成都城市复原
　　长此以往，那些针对闽、蜀两地的差评，更是被上升到敌我矛盾程度。在许多高举正统大旗的宋朝高雅人士看来，川藞直总是朝堂外的叛乱暴徒，而福建子多为朝堂内的两面奸人。应该通过社会文化层面的回炉重造，消除其离心力，维持普天之下的安静和睦。
　　这样的担心或许是所言不虚。公元966年，北宋军队全面进攻后蜀国，只用3个月就完成特别军事行动。虽然将本地权贵迁往京都，给予笼络性质的优待待遇。但战火平息不到3个月时间，就由于分赃不均和腐败压榨而闹出大新闻。不仅引起投降的前蜀军哗变，连负责监视他们的北宋驻军都跟着一起闹事，乃至部分兵士在被调离巴蜀的途中再叛。
　　王小波、李顺起义不仅用均贫富满足底层民众的物质需求
　　也用蜀帝遗孤与李冰信仰唤起人们的乡土情怀
　　在叛乱平息后，宋朝开始对本地展开极其丧病的巧取豪夺，用10年就将过去非常充盈的府库给彻底清空。结果便是王小波、李顺等人领导的又一场大规模起义。公元993年，他们分别打出均贫富、后蜀孟氏遗孤和李冰信仰这三面义旗，让苦宋旧矣的民众再度集结，发起轰轰烈烈了的农民起义。虽然注定数百，还是让为所欲为的流官们忌惮了很久。
　　宋太宗曾无奈提到：西川本自一国，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仅仅到公元1000年，驻扎四川的宋军又因不堪上级压迫而发动叛乱，拥立原益州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为帝，建国大蜀。相比前两次同类事件来说，这场兵变的时间较短、波及范围小，但依旧让朝廷心有余悸，闹的士人一直不太愿意赴蜀为官。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好戏其实还有一个四川版本
　　于是，直到南宋时期的《成都文类》，还把蜀人描绘成奸讹易动形象。特别是卷二十二《送明运使赴职益州序》，形容当地人其俗文、其风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骄、吏袭而奸、民伺而暴。宋初大臣张咏的《张乘崖集》，则称其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
　　鉴于巴蜀本地的反反复复暴乱，以及数次将驻军都拖入其中的恶劣情节，宋朝统治者务必寄出更多严刑峻法。在当时的川陕四路，就出现了为政者务为威猛击搏以操切之，民有轻犯则移乡，甚者或配徙内地，终身不复还的情况。此外，还要设置了大量寨堡，一面防范西夏、女真南下，一面震慑境内的潜在逆夷。于是，出生河南的宋初工部侍郎梁周翰，将巴蜀描绘为穷山恶水刁民的恶地。甚至会理直气壮地在当地杖人至死。赴任益州知州的文彦博也接到朝廷文书，被要求无贪宽厚之名。
　　延续至今的巴蜀李冰信仰在宋朝时多次成为叛乱者的精神图腾
　　《张乘崖集》的作者张咏，曾借口自己的府衙原为后蜀皇宫，所以把一系列故国遗迹当成违建缩小或拆除。其真实用意，还不是要消除本地人的历史记忆。他的另一项举措，便是鼓励本土士人外出为官。此前，宋朝曾为防止内部抱团而禁止巴蜀人就地为官。但有了张咏的一通操作，就迅速将社会精英吸收至朝堂内，让他们与留在家乡的底层分离。
　　更有甚者，如益州知州程琳那样无理取闹，污蔑民众祭祀灌口神李冰的表演是公然造反。先是将组织者逮捕斩首，而后又把全部参与者都发配到内地。哪怕造成道路或以为冤的效果，也要宁可错杀一千而不放过一个！
　　善于坐而论道的士大夫经常在实务处理中毫不留情
　　调教闽南
　　宋朝时期的福州城市复原
　　相比秉性刚烈的巴蜀，同样亡于宋朝的闽国故地，则多少欠缺几份耿直。由于并没友犯上作乱举动，自然能与死罪绝缘。但只要还能艰难活着，就免不了遭遇各类回炉重造。
　　比如在佛教领域，宋朝吸取后周老前辈的教训，采取既要限制又要利用的对策。原本佛教氛围浓厚的闽地，就成为最重要试验田。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一面把佛教批判一番，一面又巧用辩证法、吸收部分符合礼法的教义，如禁止杀牛、节制欲望。
　　位于泉州的福建第一大庙开元寺
　　其次，一些闽籍士人曾积极参与变法，故而又被中原正统视为叛徒行为。仅在《宋史奸臣传》的20人大名单中，来自福建的臣子就占了9席。如果将范围进一步放大，就能发现这类遭清算者几乎都是南方籍。以至于旧派旗杆兼北方人司马光就曾启奏说：闽人狭险，楚人轻易！言下之意，就是职责闽籍人据高位还要抱团打入内部搞破坏，带坏了整个朝廷的风气！
　　即便是在其他领域，南北派系间的争斗也从未停止。比如后来留下雕像任群众抽打的秦桧，就因为自己是南方出身，常常与来自北方老官吕颐浩处于竞争关系。后来还提出过北人归北的最终解决方案，让出身北方的赵构龙颜不悦。
　　秦桧的历史悲剧有相当比重源于本人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南方各地的士大夫们并不总是铁板一块。例如出身楚地的王安石，就对闽、蜀二地颇有微词。出身闽地的朱熹，则对王安石主导的变法毁誉参半。他一方面指责其重用小人、政策具有危害性，另一方面又肯定其初衷出于善意，否认北宋灭亡应由以蔡京为代表的变法派接班人背锅。
　　当然，历史的进程往往充满戏剧性。随着军事对抗加剧，以及北方入关者不断南下，势力范围越来越小的宋庭，也逐渐转变自身对南方的看法。当镇守四川的吴曦自称蜀王，选择叛宋投靠金国，并未像先前那样引发朝廷对巴蜀地区的反弹性报复措施。
　　同为南方出身的王安石与朱熹就有过相互攻击案例
　　历史的反转
　　宋朝的歧视南方人风潮最终被大举入关的金兵所治愈
　　到了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时期，有关巴蜀战略重要性的内容在文献中越发增多。但这次叛乱却导致朝廷对武人的打压卷土重来，并引发了日益积贫积弱，最终不敌蒙元的蝴蝶效应。
　　讽刺的是，在蒙元灭宋的最后时刻，位列三杰的文天祥和陆秀夫均出身南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南方人士凭借自身的做题天赋，巧妙利用南宋中后期的重文轻武政策实现翻盘。
　　力保宋朝的文天祥是后期南方人重新掌权的标志性结果
　　可惜，这样的高光也只是昙花一现。随着蒙古铁蹄踏遍万里河山，南人再度被置于歧视链的最底端。哪怕是高举驱逐胡虏旗帜的明朝，也并不打算替这些南方做题家们出头。相反，朱元璋、朱棣父子还通过推行南北榜、没收土地等一通猛如虎的操作，为南方人的做题升官或置地发财路都设置了路障。
　　只不过放眼整个中国历史，类似的情况似乎才是常态。早在先秦，南方就被视为南蛮不毛之地。到汉末两晋，南方人还会被中原正统蔑称为貉子，根本没有做人资格。隋唐时期也是关东、关西子弟继承大统，丝毫看不上南边的岛夷之后。即使到了清代，福建还要冒称是河洛为自己贴金。结果，南方人彻底逆转歧视链的契机，恐怕还要从辛亥年的武昌枪响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