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工人当了小学班主任

　　那是1976年，文革结束前夜，社会上仍然弥漫着极左思潮，＂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知识越多越反动＂大行其道。
　　我们北京光学仪器厂（简称北光厂）位于北京市通县（今通州区）。
　　那年教育系统搞什么＂工教轮换＂，马路对面的中山街学校，把两个女教师派到北光厂六车间钳工组＂学工＂，和工人师傅一块干活。
　　小锉刀裹上800目砂纸，打磨不锈钢材质的零件，技术含量不高，如同＂磨洋工＂。
　　工厂把装配组的我和一个女工轮换到中山街学校三三班，担任班主任，我教语文，她教算术。
　　我们这两个＂工人阶级＂哪里会干这个？又没经过培训，赶鸭子上架，岂不是误人子弟？
　　学校不管，连个＂督学＂或帮教老师也没有。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嘛，无所不能，自己看着办。
　　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上。
　　全班38名学生，其中男生18 名。
　　说老实话，咱们尽管是外行，但也不敢懈怠。
　　虚心向其它班的老师请教，学样有样地备课讲课批改作业。觉得当老师挺累的。
　　永远忘不了的情景是，上课还好，挺安静的。一下课，教室里像蜂群炸窝般乱成一团，叽叽喳喳的声浪冲天，能把屋顶掀翻，分贝值至少100以上。
　　女生都爱＂告状＂，围着你七嘴八舌，令你头晕目眩。
　　我那时想的是，我绝不会真去当老师！
　　工教轮换半个学期终于熬过去了。
　　记得上最后一课时，教室里异常安静，几十双眼睛一直盯着我。
　　我向他们作了告别，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真的，当时脑子里浮现出阿尔丰斯·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
　　记得20多年以后在大街上，一个学生竟然认出了我，叫我＂老师＂，那一刻我几乎泪目。
　　学校向我们赠送了礼物笔记本，我珍藏至今。
　　我还珍藏着＂三三班参加三夏劳动补助粮票统计表＂，共9天，每天补助2两粮票，就是组织孩子们捡麦穗。
　　续个小尾巴，1969或1970年，清华大学精密机械系师生徒步＂长征＂到北光厂＂学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其中有贺龙之子贺鹏飞，工人们与他聊得火热。
　　贺鹏飞后来担任海军副司令员，海军中将，是从乌克兰购买航空母舰的传奇人物之一，不幸于55岁英年早逝。
　　还有1973年7月17、18、19号，市里几个文艺团体联合，来通县为工人阶级演出，工厂大食堂（兼礼堂）观众爆棚。
　　其中有关学增、魏喜奎、李光羲、贾新年等大腕级艺术家。
　　我当时供职宣传科，负责接待和后台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