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下馆子，按现在的生活条件是什么水平？

　　七十年代，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饭店，绝对不存在什么私人饭店，全部属于国营企业。饭店里面的厨师、服务员等岗位都是当地劳动局统一分配的＂铁饭碗＂工作。饭店经理属于国家干部编制，如果饭店达到一定规模，饭店经理的职务为正副科级干部。
　　那个年代，街面上的饭店非常少，城市一个街道范围内，饭店不会超过5家。饭店少与当时人们的工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低、下馆子的人少密切联系。
　　当时的饭店，基本上没有包房，也很少有圆桌面，聚餐吃饭的人都集中在大堂内。一个不是很大的大堂内摆上一、二十张方桌子（八仙桌）上饭店去吃饭的人，三、五成群在饭店大堂内围着一张张方桌子，点上几个小菜，喝着散装白酒，抽着由上海卷烟厂生产的几分钱一包的＂生产牌＂或者是几毛钱一包的＂大前门＂香烟，腾云驾雾，在人声嘈杂的大声喧哗中，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快朵颐。
　　正因为当时饭店的性质属于国营企业，是＂铁饭碗＂，故饭店的服务都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朝南坐＂。于是，就带来了一个服务质量方面的问题。
　　当时的饭店，由于饭店属性的问题，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服务员的服务态度问题和饭店菜肴质量上的问题。服务员的脸一直是＂板板六十四＂，看不到她们的笑脸，服务员和顾客的吵架声经常听见；菜肴的质量更是十年如一日，不会有什么花样的。由于饭店服务质量不好，许多顾客前脚上饭店去吃饭，结束后脚走的时候，往往会气愤地说：＂上饭店吃饭就是去受气的＂一句话。
　　尽管饭店服务质量不好，服务员态度生硬，许多顾客因此而受了气，下一次聚会吃饭，你还不得不去，原因是当时的饭店非常少，哪像今天，什么餐饮一条街、美食街等等，没有挑选的余地。
　　70年代＂下馆子＂，按现在是高收入水平！
　　因为70年代广大农民群众一没有金钱，二没有粮票，这两样票广大农民群众都没有，广大农民群众也就不能＂下馆子＂了。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我来过北京多次（给单位办事），＂下馆子＂只吃过水饺，每斤1.4元（60个），收1斤全国通用粮票。每次我都买半斤（30个），真的没有吃饱，但只能将就了。
　　在我们当地偶尔下过一、两次馆子，吃的是荞麦面饸烙，半斤一碗，0.3元，收半斤粮票，从来也没有要莱，因此也就不知道菜的价格。
　　当年我们这里（内蒙古巴林右旗）
　　的每市斤猪肉的价格是0.71元；牛肉是0.49元；羊肉是0.48元。但前提是必须得有肉票。城镇户口的居民每人每月发猪肉票1斤；牛羊肉票1斤（牛羊肉票就是买牛肉、羊肉都可以），总计每个月两斤肉票，农村人没有肉票。
　　当时的散白酒（60度）价格是每市斤1.26元（凭票供应）；我们当地产的瓶装白酒＂大板白酒＂（l市斤装），价格是1.65元。也是凭票供应。
　　1977年，我结婚后，每次我岀门，为了节省开支，我爱人（现在称老伴）把家里平常舍不得吃的白面给我烙两张饼，再拿点咸菜疙瘩，途中就不用再买吃的了（当时我每个月工资31元）。
　　这些话，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不相信，但这是真实的历史。
　　六七十年代饮食业的服务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记得七二年冬季去北京出差、周日休息日业务机关不上班、早就说北京西单有一对饭馆专门经营从人民大会堂国晏上彻下来的没有动筷的整只菜由此处经营、包括茅台酒等。
　　我就按踪取迹、很容易在西长街大道左边、正对着西单商业大街路口的位置找到了一个叫XX楼的饭馆（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进去后服务人员非常热情！加上里面暖和、心里有一种归处如春的感觉！那时没有桌位菜单、都是将经营心的菜饭写在纸牌上掛在服务台的后面墙上。我要了一份油炸豆腐肉卷儿、二毛八分钱、一两已在大会堂国晏上开过瓶的茅台酒、二毛钱、半斤大米饭一毛钱、另送一大碗菜汤。共花了五毛八分钱。
　　等热气腾腾的菜、饭、酒上来后我才发现、那油炸豆腐片卷肉是好大的一盘！（十四吋大盘）味道美极了！服务员还非常有礼貌地问我：您还要什么？我开吃喝、非常美味！等我差不多了要吃饭的时候、那服务员又赶紧过来了、说：大米饭凉了！我在给你热热！等热的米饭上来时、他还同时送上来一碗热汤！令我什分感动！
　　这就是北京！就是首都！敬爱的毛主席、周总理当年说过：全国各地人民来北京就是我们的客人！要热情招待！所以、那时无论是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商店饭馆旅店里、小食摊上等等等等、到处是热情洋溢、关爱友好的微笑与问候、到处洋溢着北京人民以主人的身份代表毛主席、周总理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友爱健康向上的、欢迎来到北京的客人！真是说也说不完！
　　火红的年代！永不磨灭、永记心中的美好年代！
　　七十年代去饭店吃饭的不多，饭店也要粮票，人们口粮不足，没有多余的粮票去饭店吃饭。当时，人们对于到饭店吃饭也没有什么兴趣，饭店里的饭菜也没有什么花样，连现在的家常菜也不如，能带点肉的菜就是最好的了，吃一盘青椒炒肉或者西红柿鸡蛋就是大菜，如同过年的菜。大饭店可能有鱼，有点凉菜，像猪头肉之类，鸡肉很少能买到。
　　饭店的菜一般就是几毛钱一盘，五六个人吃一桌饭，花五六块就够了。当时没有酒，酒也是凭票供应的，一般过年才会有点酒喝。
　　当年是物资短缺的状况，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现在大不一样，根本没有去饭店吃饭的想法，有的人一辈子也没有去饭店吃过饭。当时更没有公款招待客人的说法，会计那里根本没有这项支出。
　　当时的饭店都是国营的，属于商业局饮食服务公司经营管理。这些饭店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讲盈利。饭店的工作人员和来吃饭的人是平等的同志关系，没有顾客是上帝的说法，如果顾客是上帝那服务员岂不是成了奴隶了？那样一来，同志关系就没有了，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因为很少有人去饭店吃饭，所以饭店很少。我记得我所在的城市（现在是三线城市）仅有三家国营饭店，而且规模也不大。饭店都没有单间，大家都在一个大厅里吃饭。
　　七十年代＂下馆子＂，无法按照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当时你光有钱还下不了馆子，必须有＂粮票＂才行。比如买一碗米饭要付半斤粮票和八分钱。只付钱，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饭。
　　粮票从哪里来呢？这要分两种情况。如果您是非农业户口，可以持粮食供应本到粮站申请换取粮票。如果您是农村户口，需要外出，就持大队或者公社开具的证明，带着粮食到粮食换成粮票和钱就可以了。如果是在本省出差，就换省内粮票，出省了，还要换成全国粮票。那个时候粮食属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私自买卖粮食是犯法的。
　　那个时候＂下馆子＂的人不是上帝。人与人之间，工种之间讲的是＂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人人都是平等的。＂下馆子＂的人不是＂上帝＂，饭店服务员也不是老爷。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大家都互相尊重，互相帮忙。吃饭的人交了钱和粮票自己去取饭取菜也是有的。让别人为自己服务，那是资产阶级思想，是要受批判的。
　　七十年代下馆子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有多强，更重要的是人的身份的与众不同。一般人，普通人没有出差机会，换不了粮票，是下不了馆子的！
　　七五年五月我第一次到北京。一个人在北京玩了一天，由于没有省里的证明，不能住店，只好返回长辛店。
　　那天下着小雨，晚饭还没吃，就去路边的饭店吃饭，时间晚了，饭店只剩下大米，服务员很热情的告诉我，并征求意见，给我炒一下行不行。当然我沒意见，很快大米炒好，一碗炒大米只收我二毛钱。那时的北京人对外地人很热情，那一碗炒大米真暖心。
　　没事也聊聊下馆子。我是六零年代初出生，对七十年代还是有记忆的。我们家在航空工业基地，小小地方就有三家央企，那会儿应该算是很发达了。城区只有两家馆子（农村没有），一家叫＂工农兵食堂＂，一家回民食堂。回民食堂饭食很简单，就是牛羊肉泡馍，好像叫回民泡馍馆更确切。＂工农兵食堂＂基本就是个小餐馆，顾客基本是自我服务。就是交钱买票，排队领饭，当然有关系就不用排队了，不过饭菜还是要自己去后厨端。那会儿下馆子被视为不过日子的二流子，当然出差的不算。七十年代我下过一次馆子，就是路上捡了一毛钱，在＂工农兵食堂＂买了一个不要粮票的黑面馒头，花了九分大钱。爷爷生病了，姑父来医院探望，我跟着爷爷姑父父亲吃过一顿牛肉泡馍，当然也是自我服务。服务员只负责收走脏碗碟，擦桌子。抹布那个黑，不可形容，不过真没心情过多关注，谁见过乞丐还在乎卫生不卫生。下馆子还真是记忆深刻，都已经五十多年了，还记忆犹新。
　　70年代下馆子，潮爷认为很正常。不能按现在的馆子来攀比，其次，大中小城市，各有不同，这个比不了的。
　　潮爷所在的铜陵市，面积小，人口少，曾经是全国最小的地级市。潮爷所说的，所见到的，只能代表局部地区。
　　76年，生产队找副业，潮爷抽签抽中了。是板车拉矿石，一车拉1吨多。开始就是人拉肩扛，上坡几个人推。当然，运费也不少。交给生产队，余下自己的。
　　拉板车运矿石，早上天不亮动身，擦黑才回家。这种强劳力活，不吃不行，吃差了也不行。几乎天天去馆子，饭店。有的饭店还对外卖菜饭票，我们中餐经常下馆子。
　　那时候小城市的馆子，就是家常菜。还是国营，有的服务员态度好，有的服务员态度差，不一定。不过那时的确可以投诉，如饭菜质量差，不够标准。就吵，吵狠了，必须管理来处理。
　　记得一次，几个拉板车的伙伴，要改善一下伙食。几个人＂打平伙＂，类似于现在的AA制。因为经常吃，对于什么菜份量多少，还是大体上有数的。
　　那一天，我们点了一碗猪肝汤，好像是5角，（炒菜小盘3毛5，大盘5毛），汤也是，一桌人，肯定点的大盘。汤端上桌，汤汤水水，上面漂着几片菜叶，用勺子捞一下，只有五六小块猪肝。明显份量不足。
　　那天不知谁提了个头，说：这是什么汤，就是水。什么猪肝汤，几片猪肝加几片菜叶。叫来服务员，质问，其实他们也做不了主。吵着吵着，就派人到了后堂。找到了饭店负责人。
　　我也去了，将那碗汤端去。负责人拿一个漏勺，将汤倒入，汤水沥干。然后用筷子，一样一样分开。猪肝，菇子，菜叶等等。用一个秤来称。我记得很清楚的。
　　负责人拿来一本大约是菜谱加标准。喊来当天小负责人（店长？）与炒菜大厨，当面一一对照。什么不够，什么配菜没有，什么缺少斤两等等。真的是当面狠狠批评一顿。
　　然后我们回到桌子上，就等那一碗汤重烧重端上来。酒也喝差不多，菜也吃光了。于是另外点一个炒菜，准备吃饭。猪肝汤重新烧好，端上桌。[大笑][大笑][大笑]不用想了，汤浓且厚，上面菜叶下面实打实，全是猪肝。
　　在饭店吃过若干次，唯一的打小官司，大获全胜。证明当时，服务行业，是要把顾客当＂上帝＂的。这个＂上帝＂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想想很搞笑，当时年轻气盛，竟然干了这种事？真人真事，潮爷亲自参加。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人。好像是1970年还是1971年的秋末冬初。从自留地里刨下了一些红薯、胡萝卜之后。父亲为了换点儿钱，就用自行车上绑着的两个竹筐，装上要卖的东西。去大队开了张证明，领着我到三十多里外的县城街上，摆个小摊儿，卖东西去了。
　　到了中午一点多了，红薯和胡萝卜卖了顶多一半儿。随着路边的住户家里陆续飘来饭菜的味道，肚子渐渐地有些饿了。
　　这时候才发现，从家里走的时候，忘了带那几个用羊肚子新手巾包着的高粱面饼子了。城里又没有亲戚可以投奔。今中午吃什么呀？
　　父亲坐在路边不作声，我也不敢喊饿。可是肚子不听话呀，总是＂咕噜噜＂地乱叫唤。最后又坚持到了两点，离饭店的下班时间剩下半个小时了。父亲才把小地摊上的东西，托付给旁边摆摊儿的一位老乡。请他代为照看一会儿。然后领着我，往不远处西大街上路北的＂人民饭店＂走去。这可是全城唯一的一家饭店。
　　走上门口的几个台阶，掀起满是油污而又沉重的棉门帘。映入眼帘的是有半个篮球场大的一个大厅。除了有为数不多的几张桌子外，其他的地方都是空荡荡地。地面的砖坑凹不平。如果不注意脚下，很容易摔个跟头的。
　　刚进门口的地方，站着几个衣衫褴褛的叫化子。还有个女叫花子，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正在旁若无人地给孩子喂奶。大厅的尽头，北边开着两个窗口，分别是面食和炒菜的岀货口。东边的一个窗口上有一个圆形的小洞。是交了钱和粮票之后，拿领饭的饭票之处。
　　因为身上不带着粮票，所以不能买面吃。在卖饭票的那个胖女人翻了好几次白眼之后，终于有一个排在我们后面的食客提醒我不识字的父亲：黑板上写着豆腐脑儿一角一碗，不要粮票。
　　于是我父亲就交了两毛钱，从小窗户外的地上捡起了胖女人扔岀来的一张票。接着＂啪＂的一声，也不管后面还有几个排队等着买饭的人。把那个窗户一关，下班了。
　　父亲让我坐在桌子边等着。他急匆匆地岀了饭店，在对面买了两个五仁月饼。然后赶紧回来，在厨房工作人员的大声叫唤中，端回来两中碗豆腐脑儿。
　　桌子上的筷子早就被收走了。凳子也被收走，摞到了一边。有个管打扫的服务员，拿着喷壶往坑凹不平的砖地上洒水——快下班了，让我们赶紧吃了腾地方。两点半就要锁门啦！
　　门口的叫花子们，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围到几个赶着吃饭的人身边。有的哀求行行好，给口吃的吧，有的说看看、看看，不敢全吃了，剩下一口吧……
　　我的半个月饼，也掰了指甲盖大的一点儿，给了那个讨吃的女乞丐。再多的也没有了——我也肚子里饿得厉害呀！
　　喝完豆腐脑儿，把碗送到厨房窗口那儿。那个等的不耐烦了的男青年接了过去，顺手往洗碗池子里一放。就顺手捞出来，和其他的碗摞在一块儿了。
　　这是我二十岁以前，唯一的一次＂下馆子＂的经历。现在想起来，还不如我这会儿平时吃的好呢！
　　五十年的时间，社会真的是进步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