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二本毕业生没资格做小镇做题家，毕业后考碗族是主流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摘要：艾苓在黑龙江绥化学院做了17年老师，从2017年开始采访了上百个贫困学生，又在今年进行了回访，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下其中56位人生关键阶段的遭遇和选择，集结成新书《我教过的苦孩子》。
　　这所东北偏远小城的二本，被艾苓称为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生源多数来自中西部的农村和县城，贫困学生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艾苓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资格做小镇做题家，在条件更差的村屯。她把这些人的成长称为摸爬式，更加没有选择。
　　以下内容根据艾苓的讲述和新书节选整理。
　　文邹帅
　　编辑毛翊君
　　末梢
　　绥化学院在黑龙江绥化市城区西部，边疆农业地区，几乎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经末梢。在这个不发达也没有名气的小城市，即便是现在的火车站，也会让一些来报道的学生掉头就走。
　　这里没有高铁，都是绿皮火车，到站的时候真叫下火车，就是你要走过火车高高的一节一节铁台阶，地面的砖也凹凸不平。有学生下了车没去学校的接站点，打一辆出租车在市里兜一圈，拎着行李箱就回家了。
　　这是属于有选择的人，很多人没得选。学院至少三分之一是贫困生，生源主要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县城和农村。一些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即便有招生计划也很难收到学生。
　　她随手翻了下我的简历，问：这是什么学校？
　　我说：绥化学院。
　　绥化学院在哪儿？
　　我说：黑龙江。
　　你当初怎么没上个正经点的学校呀？
　　《心里有根》节选
　　我在80年代毕业于这个学校，做过中学老师、公务员、记者，2005年回到母校教写作课。17年里我接触的学生超过3000人，其中有很多是留守儿童，半数需要靠助学贷款和打工完成学业。
　　他们能够考来这里，也已经拼尽全力了。高等教育的学生分层，是基础教育学生分层的累积和延续。现在有个词叫小镇做题家，但我的绝大部分学生没有机会做这种人，他们条件更差，在村屯。
　　他们的父母多是农民、进城务工人员或是下岗职工，有的离异，家里有好几个孩子。他们小时候可能会挨饿，还需要照顾生病的父母，或是打工挣学费。来绥化上大学，是很多人第一次坐火车或出远门。
　　为了给爸治病，我家借了几万块钱。爸这边刚走，我姑就管我妈要钱。房子本来是我爸妈拿钱盖的，爷爷奶奶住东屋，我家住西屋，各过各的。我爸才走没几个月，刚开春，爷爷奶奶就往外撵我们，对我也爱搭不理，像对陌生人一样。他们好像开过家庭会议，大爷、大娘和姑姑跟着一起撵我们。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撵一次。
　　《妈妈还在坐月子，爸爸走了》节选
　　高二暑期，我跟着工程队高空作业，安装玻璃幕墙，一天工资70元。我有恐高症，让人用绳子吊下去以后，我管住自己不往下看，最怕吊绳摇晃，心脏好像悬在半空跟着一起摇晃，特别难受。
　　我的低压达到49，有天午休晕了过去，旁边没人。醒过来以后，旁边还是没人，有点儿后怕。
　　《谢天谢地，我选择了你》节选
　　艾苓。讲述者供图
　　写这本书之前，我也在写学生的故事，主要是学校里的生活。爱人提醒我，你们学校的贫困生这么多，如果不把贫困生写进去的话不完整。我就设计了一个微型问卷，发到微博、QQ空间，学生还有一些陌生人给了各种反馈。
　　有人说我从来不参与贫困生评选，特别讨厌，每次评选的时候我都会溜号。还有人特别想倾诉，说自己内心的疼痛没有人知道，如果有空的话特别愿意跟我讲一讲。
　　其实我这时候就发现了那种隔阂。一个学生说他毕业的时候特别开心，一点留恋都没有，因为走出去他就不再是贫困生了。在学校，他穿一件李宁的运动服都会被别人说，拿助学金还穿名牌，好像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心里想，我从来不扔衣服，现在穿的这件还是高中买的，很多都破了洞。
　　除了在贫困生评选或者一些大张旗鼓的资助现场，他们内心的东西其实没有机会发出。我觉得这不只是一篇文章能写完的事情，应该是一本书。从2017年春节开始，我就着手做这件事。我选择了以2000年为节点，采访这一年之后的毕业生。
　　某种意义上，现在的教育内卷源于2000年教育产业化开始破冰，我国大学取消了分配制度，就业开始需要自谋生路。而此前一年，大学全面扩招。就这样，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9。8一路走高到2009年的51。6，大量毕业生等待涌入市场。在基础教育领域，课外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小升初幼升小择校竞争激烈，学区房房价飙升。
　　教育产业化让基础教育阶层化，对贫困生影响巨大。我爱人出生在农村，条件很差，冬天在学校睡一晚被子都能结冰。我是县城家庭长大的，我们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还谈不上教育鸿沟，因为没有什么补课，最多就是学校师资上有些差异。
　　不仅如此，大学学费也一路攀升，19972000年年均增长32。67，到2000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年均学费已达5000元左右。我爱人说，如果我们当时也收费，他根本上不了大学。我的一些学生也是如此，这笔数字会让他们贫寒的家庭雪上加霜。
　　几年前，我问姐姐：为什么我们家一直都没富起来？
　　姐姐说：因为我俩都上学，还都考上了大学。
　　《青年记者的自我诊治》节选
　　摸爬
　　除了我自己的学生，朋友、同事也都纷纷转发，帮我联系自己认识的毕业生。为了了解更多情况，一些老师和班干部也参与了访谈，最终人数超过两百。
　　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呈现内容，是在采访过程中，越发觉得我得撤退，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去代替我，否则还是会有一种隔阂在。
　　我觉得这个群体不适合用几个词来概括，或者是贴标签。但如果要说存在一些共性特点的话，是他们比较自卑，缺乏安全感，有些人会有讨好型人格，心理建设要比同龄人更艰难。
　　这种心理结构会直接影响他们的行为逻辑，在决策时往往无可避免地偏向保守，放弃了更好的机会。这也是寒门难出贵子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贫困生的最大问题往往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心理问题。
　　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和一位富二代同学一起逛超市。我觉得他一定会买很多东西，我就买了近百元零食。结账时才发现，他只花了五十多元，还有三十元买的是洗发露和沐浴露。
　　回来的路上，他问我：你为什么买那么多零食？我无言以对，心在滴血。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上的虚弱和贫穷，认为有钱人都是挥霍的，总怕被看不起。
　　《斗志昂扬的刺猬》节选
　　我初中成绩优秀，本来可以去省重点高中上学。校长跟我谈：留校就读，学校有嘉奖。只要每学期期末成绩保持在年级前十，就免三年学费。我选择了留校就读。
　　《一直在路上》节选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毕业时，大多数人选择回到老家而不是大城市，找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就是一直考碗公务员。本身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选择就偏保守，贫困生则是其中更为保守的一群人。
　　比如，有个学生说原本觉得一定要成就一番事业，结果等毕业要找实习时，一想到大城市高额的前期费用，马上就退缩了。后来听说一个小地方电视台招实习生，之后能给落编，他就奔到那里，结果编制也迟迟没有拿到，他又继续考碗。
　　这种影响甚至会伴随终身，即便以后摆脱了贫困，但自卑、不安全感依然存在，会在做选择时下意识地施加影响。
　　大学同学都觉得我很成功，可我经常自卑。比如有时候岗位竞争，我就认为自己不行。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在努力克服。
　　《没毕业证的毕业生》节选
　　贫困本身也会限制他们的视野。比如说我们有网络新媒体专业，有的学生上了大学才熟悉电脑，就比较吃力，会说能够保障的是不挂科，根本累死都做不出来同学那样的作品。
　　我把这群人的成长过程称为摸爬式努力。他们的成长中没有大踏步式的前进，也没有一个可以在成长规划上有些引导的长辈，只能自己一点一滴地摸爬，走哪算哪，可能有很多的弯路，然后取得一点点进步。
　　这种进步可能就是比父辈强一些，但可能刚到其他年轻人的起跑点。他们很多人的目标就锁定在下一代，让孩子能超过自己。
　　我和老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儿子在学历、见识、生活条件上超越我们。
　　《一次次从零开始》节选
　　迟到
　　经过摸爬式努力，他们中可能没有所谓的成功人士，但这些人的案例还是表明，至少对贫困生群体来讲，教育依旧能改变命运。他们没有别的机会和资源走向成功，上大学很可能是风险最低，也是现有条件下最公平的上升通道。
　　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努力后，他们终于过上有别于上一辈的高质量生活，成为白领、记者，甚至自己创业，有人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开始反哺家庭、社会。
　　现在依然有人会说，上大学没有用，这就是只看眼下。即便是绥化学院这样的一个学校，高等教育还是改变了他们的认知格局，给了他们更多的成长空间。
　　2018年3月，我被派到哈维尔卡雷拉第一中学任教，那所中学是智利时任女总统巴切莱特的母校。在我之前去的汉语教师都出身国内名校，但我没有压力，
　　我把每个汉字和它的实用性、它背后的中国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学生很喜欢。我还讲到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并一一展示，那些学生都成了我的粉丝。在智利举办的汉语桥大赛中，我的四个学生进了决赛。
　　《书法到底给了我什么》节选
　　因为选择的毕业生时间跨度比较长，所以这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是2010年之前的毕业生，下半部分是之后一直到2020届的。这种时间跨度，也让我们看到这些年来的一些变化。
　　比如，农场在上半部分是一个高频词汇，很多毕业生会选择去那里。因为生活成本低，并且有编制。但是在下半部分，它出现的频率就非常低，说明学生选择还是有所变化。
　　资料图。图源东方IC
　　农场之外的考碗族也是如此，在90后中，考公务员、回老家，这些比例有一些减少。进入全媒体时代，拉平了一些视野上的差异，走出黑龙江去大城市闯荡的学生变多了。
　　那种当众诉苦比惨式的贫困生评比也在2016年被教育部叫停了。之后的贫困生评定，开始尊重个体感受，公示内容不得涉及个人及家庭隐私。学生提交证明材料后，填写申请表和承诺书发到微信群，班级同学投票表决。表格简化了很多内容，不需要多少文字说明，比如那种惨的话不用写。
　　其实这本书在2017年9月就完成了，但我把书稿发给当时那家出版公司的编辑后，对方跟我说，内容很好，参与选题会的二十多个人都全票通过，但他们认为这个书应该重新定位。贫困生三个字既不能出现在书名里，也不能出现在任何宣传资料上，因为没有人关心这个。他们觉得书的重新定位是当代年轻人如何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后来找其他出版社也不是很顺，这本书就被搁置了，一直到2022年才有了现在这本书。5年过去了，我又回访了之前的那些当事人，有些后续我完全没有想到。
　　各种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这些人身上，那些贫困的成长经历怎么影响他们的人生和选择也变得更清晰。比如，有一对情侣，男生家里比较穷，女生条件不错，2016年他们结了婚，当时非常甜蜜，一起养了只流浪猫，在北京打拼，像是永远会幸福下去。但是5年后再回访，他们已经离婚了，因为一个在金融公司加班赚钱，一个在清闲的国企拿相似的工资，不同的节奏里互相不能理解。
　　还有一个95后男生，5年前我记录的主要是他怎么在深圳找实习，但5年后，他的故事主题变成了网贷。因为手机丢在出租车上，又买不起新的，他一步步陷进了网贷里，欠款最高峰时达到18万元。
　　可能这本书延迟得刚刚好。我和学生们也都在成长，他们的故事也更完整，更像是在给他们写一部分人生的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