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例安乐死执行者，被免职后摆地摊给100万也不会再干

　　提到安乐死，你会想到什么？
　　在有些人看来，安乐死是一种被合法化的杀人手段，不符合人道主义，因此应该被抵制；
　　可是对于绝症患者来说，安乐死更像是结束被病痛折磨的痛苦的不二法门，因此应该被支持。
　　实际上，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有关安乐死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
　　早在1988年初，国内就曾经就安乐死是否应该被合法化而展开过讨论。
　　而引发这一场大讨论的原因之一，则是两年前在陕西省汉中市发生的、中国首例安乐死案件。
　　如今，回顾当时的操作，执行这一次安乐死的医生蒲连升仍然悔恨不已。
　　尽管已经时隔将近四十年的时光，可是每当提及这件事，蒲连升还是会忍不住摇头叹息。
　　甚至表示早知如此，当时就算对方给自己100万，自己也绝不会再干这种事。
　　那么，当时的他，为什么会一念之差选择了同意帮患者执行安乐死？
　　又为何会在时隔数年的今日，仍然悔不当初呢？
　　一，改变人生的患者
　　在1986年6月之前，事业有成的蒲连升还是别人眼中的青年才俊：
　　不仅有着一手精湛的医术，还早早升任了汉中市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助理兼肝炎科主任，前途可谓是一片光明。
　　然而，就在这一年的6月23日，一名普普通通的肝病患者，却就此改变了蒲连升的一生。
　　那是一位名叫夏素文的普通老年患者，就在两年前，她刚刚被诊断出患有肝硬变腹水。
　　随着时间的推移，夏素文的病况也越来越严重，最终住进了汉中市传染病医院。
　　而她的主治医生正是当时在医院已经小有名气的蒲连升。
　　实际上，夏素文的情况早已经不容乐观。
　　由于肝腹水的影响，夏素文骨瘦如柴，但肚子却被撑得老大。
　　长年累月的卧床更让她染上了褥疮、大小便失禁、下肢水肿等诸多其他病症。
　　这都让痛苦如影随形地陪伴着她。
　　在疼到无法忍受时，夏素文甚至用头狠命撞击床板，在病床上不断打滚，发出痛苦的哀嚎和呻吟。
　　这一切，夏素文的子女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闻讯赶来的儿子王明成更是每天都衣不解带地陪伴在母亲的身边，寄希望用微薄的力量安慰到母亲，让她能够舒服一些。
　　某天，在疼痛的折磨之下，夏素文望着儿子，忍不住流泪道：儿子，你要是真的心疼妈，就赶紧让妈去死吧，妈受不了了，妈太难受了。
　　这句话仿佛一个闸门，从此，夏素文每次疼痛难忍时，就会拉着子女的手，乞求他们结束自己的生命；
　　而看着母亲如此痛苦，王明成兄妹也格外纠结：
　　一方面，作为子女，王明成当然希望能为母亲解除痛苦；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就此早早地失去至亲。
　　为了能够减轻母亲的痛苦，王明成和妹妹隔三差五就去询问蒲连升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可是，夏素文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
　　而由于常年注射镇痛麻醉类药剂，夏素文的耐药性也越来越高，普通的止痛药根本对她毫无效果。
　　因此，对于此种情况，除了按照规定剂量给夏素文注射安定药物以缓解病情以外，蒲连升也无计可施。
　　终于，在夏素文的反复乞求之下，王明成率先下定了决心：他冲进蒲连升的办公室，希望他能够帮助母亲安乐死。
　　在第一次听说时，蒲连升着实被吓了一大跳，连连拒绝了王明成：不可能，我做不了这种事，你们别想了！
　　可是，王明成并没有死心，他又连续找了蒲连升好几次，希望他可以出手相助。
　　然而蒲连升却反复拒绝，并且索性暗示王明成兄妹，如果实在不想让老人受苦，可以早早地让夏素文出院回家。
　　然而，王明成深知，母亲如果脱离了医院注射的安定药物，只会加剧离世时的痛苦；
　　同时，他也早就在网上查阅了不少资料，甚至连安乐死的药物名称和剂量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只要注射600毫克到800毫克的一种名叫复方冬眠灵的药物，就可以在睡梦当中无声无息地走向死亡。
　　所以，面对蒲连升三番两次的拒绝，王明成也做了更多的准备。
　　在第四次找到蒲连升时，王明成带着自己准备好的资料和免责协议书，直接咚地一声跪在了蒲连升的面前，声泪俱下地希望蒲连升可以帮忙。
　　并且把免责协议书递给了蒲连升，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责任，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他无关。
　　在王明成苦苦哀求之下，蒲连升犹豫了：
　　身为医生，治病救人是自己的天职，更是职业道德，而安乐死一不小心，还会让自己沾上人命官司；
　　可是，夏素文早已经失去了治愈的可能，而每天看到夏素文如此哀嚎，他的心中也十分纠结不安。
　　所以，在免责协议之下，蒲连升最终一咬牙，同意了他的请求
　　而这，也为他日后的痛苦灾难埋下了祸根
　　二，有罪？无罪？
　　1986年6月28日，蒲连升开出了第一张复方冬眠灵的处方：100毫克。
　　尽管和致死量相比，100毫克并不算多，但考虑到夏素文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虚弱，蒲连升还是打算先用小剂量来试试看。
　　在开出处方后，蒲连升又特地叫来了王明成兄妹，让他们亲自在处方上写明是家属要求，并且在最后签上名字；
　　接下来，还有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亟需再找一个护士来给夏素文注射药物。
　　最一开始，蒲连升接连找了几个相熟的护士。
　　可是，大部分人一看到药物名称，立刻就明白要做什么，纷纷拒绝了蒲连升的要求。
　　无奈之下，蒲连升叫来了从省卫校派来实习的一名新手护士蔡建林，要求她来进行注射。
　　实际上，蒲连升也知道护士们的犹豫和拒绝。
　　可是，假如只有他自己为夏素文进行处方和注射，他又担心王明成兄妹事后会反口不认。
　　所以，面对蔡建林的犹豫，蒲连升只能用强权来威胁她道：如果不想打这针，你就回卫校去！
　　为了保住饭碗，最终，蔡建林为夏素文注射了75毫克的复方冬眠灵，而在药物推进体内后，夏素文也逐渐昏睡了过去。
　　然而，第一次注射后，夏素文却并没有死亡。
　　而蒲连升也在下班时表示，假如夏素文在12点时还没有死亡，就再给她打一针；
　　所以，在29日凌晨，王明成发现母亲仍然还活着后，便又找来值班医生，再次为夏素文注射了100毫克的复方冬眠灵
　　这一次，在6月29日凌晨5时许，夏素文终于在相对平静的睡眠当中，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实，这一次的蒲连升已经足够谨慎：
　　他保留了病患家属的签字处方，也留下了王明成兄妹写的免责协议。
　　同时还为自己找来了见证者蔡建林，而最终给夏素文注射药物的更不是他。
　　可是，尽管已经小心翼翼到了这个地步，在夏素文去世三个月后，蒲连升还是从家中被警察逮捕，而对他提出控告的，竟是夏素文的大女儿。
　　原来，尽管王明成兄妹在处方上签了字，可是夏素文的大女儿居然对弟妹的这一系列操作毫不知情。
　　在得知母亲死亡的真相后，大女儿立刻找到医院，要求医院赔偿自己的精神损失和医疗安葬母亲等费用；
　　而在医院拒绝了她的要求后，大女儿又转头以故意杀人罪，将蒲连升告上了法庭。
　　9月20日，这是蒲连升记忆尤深的一天。
　　就是在这一天里，蒲连升被压上了警车，从此开启了他将近6年的、失去自由的痛苦生活。
　　实际上，有关蒲连升是否构成故意杀人，也引发了不少人的讨论。
　　有人认为，蒲连升和患者无冤无仇，注射药物也是患者和家属的请求，并不是主观上有杀人的意愿；
　　还有人认为，蒲连升作为医生，不应该用药物致人死亡。
　　而就在1986年蒲连升被捕后，在1988年的第七届人大会议上，著名医学专家、人大代表严仁英第一次将安乐死提到了人大会议的讨论日程之上。
　　这一次，严仁英表示，尽管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是让绝症患者能够有尊严地、平静安宁地离开这个世界，也应该是被考虑在人道主义当中的问题。
　　严仁英的这一提案，在中国首次开启了有关安乐死的大讨论；
　　同样，在法医检验报告当中，也证明了复方冬眠灵并非是导致夏素文死亡的罪魁祸首，至于蒲连升的药物注射，也仅仅是加速了夏素文的死亡而已。
　　而在后期的法庭审理当中，由于蒲连升并非是主观意愿上想要进行杀人，其动机也是道德的。
　　并且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蒲连升都并没有收受过来自患者及家属的贿赂和好处。
　　所以，在1991年4月，在经历了种种磋磨后，蒲连升终于拿到了无罪释放的通知书
　　这个结果对于蒲连升而言，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
　　三，失去的未来
　　可惜的是，尽管法院判处蒲连升无罪释放，然而，他过去拥有的光明的未来却从此戛然而止。
　　由于违反规定，私下对患者进行了安乐死，蒲连升所在的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也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
　　甚至还有人拒绝来医院就诊，声称担心医生会给他安乐死。
　　因此，医院的名声也随之一落千丈。
　　无奈之下，医院免去了蒲连升的所有职务。
　　这个正值壮年的男人，一夕之间失去了工作和收入。
　　为图生计，蒲连升摆过地摊、卖过衣服和杂物，这个曾经的优秀医生眨眼之间就成为了街边小贩。
　　最糟糕的时候，蒲连升一家只能靠着妻子一人的工资过活，生活的重担被迫压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朋友的不解，亲人的埋怨，同事的鄙夷，患者的不信任这些都如同一道道难关，横亘在蒲连升的眼前。
　　就这样，在苦苦煎熬了十年之久后，医院才终于恢复了他的职称。
　　而这个时候，曾经那些和蒲连升平起平坐的同学和同事，早已经斩获了更高级的职称，成为了更加出名的医生、主任。
　　2001年，蒲连升接受了央视节目的媒体采访。
　　在回顾过去安乐死事件时，蒲连升面对镜头，仍然露出了无限的悔恨。
　　在记者采访时，蒲连升直言，就算当时患者家属给他贿赂10万、乃至100万，他都一定会坚决拒绝这一要求。
　　而如果时光能倒流，蒲连升一定会选择向自己的上级领导或者当地的卫生部门来求助，而不是一时被感情所蒙蔽，做下这种蠢事。
　　不过，尽管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是蒲连升对于安乐死的看法仍然是偏向支持的。
　　或许是身为医者，不忍看到病患在痛苦当中煎熬、挣扎，当问及安乐死时，蒲连升依然认为，安乐死是对绝症患者的一种福音：
　　我认为人生的三部曲是优生、优育、优死。安乐死没有痛苦，对于那些已经逼近人生终点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选择。
　　实际上，从1992年起，安乐死就不断地在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被反复提及。
　　不过，由于安乐死有会被人利用的危险，例如不愿赡养老人的家属，是否会用安乐死为借口来逃避责任，这些都无法被具体界定；
　　而另一边，医学毕竟仍然是尚在进步的、并未完全完善的未竟科学，更存在着误诊误判的可能。
　　而在未来，或许绝症也有被治愈的可能，所以，截止目前，中国尚没有安乐死合法化的法律出台。
　　数年前，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口中，曾经有一句著名的向死而生。
　　显然，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生命的起点，但死亡却是可以被选择的终点。
　　那么，当一朝需要面临重重艰难痛苦时，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又是否应该替他人做出决定呢？
　　或许，这个充满了矛盾的谜题，还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辩论和证明